高连奎：低成本生存就是最大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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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够保持人们的工资水平稳步增长的前提下，适当控制生活必须品的价格增长，可以大大纾缓民众的生存压力

　　每年的全国两会，与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话题总是牵动人心，今年也不例外，两会刚开幕，就传出了近期将上调个税起征点的利好消息。然而这只是中国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改革迈出的一小步，并且这一小步也仅仅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实质意义并不大。

　　中国民生艰难是可以肯定的，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新年伊始，就出现了将卫生部部长陈竺堵到厕所里谈看病难问题的现象，可见百姓对民生问题关注之急切。近年中国又提出了“让人民生活得幸福而有尊严”的口号，当然这也需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做后盾。然而非常现实的是，无论是我们的学术界还是政府部门，对社会保障问题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以及成熟的规划。去年曾有官员提出防止“福利过度”的论调，后来遭到了媒体的口诛笔伐。真正的事实是中国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严重不足，何来福利过度之说？由此可以窥见，我们的高官对中国民生形势以及对民生保障的认识是多么的不到位。诚然，中国的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改革还有太多的路要走，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将问题分析清楚，中国到底面临着哪些民生问题，然后才能提如何解决问题。

　　中国的民生问题比较复杂，我认为主要包含三大方面，首先是贫富分化，其实是生存成本太高，第三是民众生活缺乏保障。这三个问题相互独立，不可替代，需要分别进行解决。

　　中国的贫富分化如此严重，其核心原因不是中国人勤奋程度不同，不是因为社会分工不同，不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不是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因为只要收入来源于工薪收入、劳动收入，从根本上来讲即使有差距，也不可能差得太离谱。中国贫富分化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财富非正常转移”，这是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最应该警惕并进行彻底治理的。这些行为有的是非法，有的是合法但不道德，但相同的是，他们对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些人或行为包括职业投机客、政府及企业内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黑社会及色情业、不受约束的高管薪酬。这些人或行为是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是当今中国的“新五蠹”，要想缩小贫富分化就必须从打击“新五蠹”入手。

　　但在强调解决贫富分化的同时，需要警惕“藏富于民”成为“藏富于精英”的幌子。近年来“藏富于民”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实际上，很多时候“藏富于民”却成为“藏富于精英”的幌子。“藏富于民”的前提条件是“民穷”，但是放眼望去，中国有钱人多的是。中国很多人拥有多套住房，中国是世界奢侈品大国，怎么能说中国“民穷”呢？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中国并不存在普遍的民穷，中国穷的只是中低收入民众，“民穷”与“贫富分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我也支持藏富于民，但是很多学者并非真正的主张藏富于民，他们是在声东击西，混水摸鱼。精英也“民”，草根也是“民”。如果藏富于民不是真正的藏富于中低收入群体，而是继续藏富于精英，那中国社会的马太效应将更明显，民生状况只能更坏。

　　不幸的是，中国部分学者的主张，比如谢国忠主张的平分国企股票、张维迎的平分外汇储备、陈志武的国有土地私有化、郎咸平的为企业减税等等，都是让中国往更坏的方向发展。世界发展实践早已表明，减税和私有化的结果就是藏富于精英，只能加剧贫富分化，而不可能缩小贫富分化。如果将“藏富于民”等同于瓜分国有资产，那这种“藏富于民”就是赤裸裸的“藏富于精英”，与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路线并无二致。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将“藏富于民“和”藏富于精英“的问题说清楚。中国藏富于精英的趋势也必须得到扭转。去年有官员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什么遭到了民众的质疑与反对？因为现在大家怕的就是重新走向藏富于精英的老路。

　　民生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民众生活没有保障。现在的中国物欲、名利的观念非常强，而道德、公益的观念渐渐淡漠，这些大部分是生活压力大、生活没有保障的结果。解决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问题，应该由向富人有效征税而来，中国的财产税、遗产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尚不健全或者偏低。世界各国的福利体制都是通过高税收完成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必要减税。减税只对富人有利，对穷人没什么好处，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不要站错队。

　　第三是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现在人们总是一味迷信收入的增长，但收入的增长并不一定给民众带来幸福感，因为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民众的生存成本也在增加，甚至增加的更快。中国民生问题越来越突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众的收入增长赶不上生存成本的升高。美国、日本和欧洲，可以算是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但是那里的民众照样面临生存难题。因此要想让民众获得幸福，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北欧国家在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同时又加大了物价水平，客观上加大了人们的生存成本，福利社会永远不可能照顾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如果能够保持人们的工资水平稳步增长的前提下，适当控制生活必须品的价格增长，则相当于变相的提高了民众的购买力，可以大大纾缓民众的生存压力。“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就是这样一种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生存负担的社会模式。对普通民众来说，低成本生存就是最大的福利。

　　（作者系搜狐财经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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