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方案引争议：加快国企改革是新路径

　　2月28日上午10点，北京国贸2期16层世行会议室座无虚席。数十家中外媒体代表就座，四家摄影机架起，主席台前架满了话筒。

　　人们正在等待着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出现。他将就世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推出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发表演讲、回答提问。此前一天，该报告中部分内容已在网上引发热议。

　　佐利克6月即将离任，此次见面将是他以世界银行行长身份最后一次到访北京。也因此，人们更多了些期待，希望他透露更多的信息。

　　谁也没有注意到，会议室主席台左侧一位穿西装的人正在等待着机会。

　　“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是对中国的一剂毒药！中国的国有企业也不能私有化！”新闻发布会刚开始，佐利克感谢的话刚落，一位身穿西装、自称为独立学者的人快步走到主席台前，手拿稿子振臂高呼，引起现场一阵骚动。

　　不过佐利克镇定如常，这样的场面见得多了。

　　在保安将此人请出去后，佐利克称，过去经常处理这样的抗议和抱怨。希望将这种建议提出时，换一种商量的可以接受的方式。佐利克同时认为，好的报告肯定会引起争议，希望引起更多的讨论。而改革仍需要继续。

　　“现有体制中既得利益者，是否会对变革抵制？我想会的。这种事情在美国、日本 欧洲都有发生。”他说。

　　上述插曲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一个缩影。尽管中国经济目前仍整体良好，但是随着可能发生的中等收入陷阱（一种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障碍），中国加快改革的呼声和要求越来越大。

　　而《2030年的中国》由于建议中国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引起巨大的争议。本报记者获悉，目前不少论坛已经出现了反对和支持的声音，反对的学者不在少数。不过反对者似乎以口号居多，难以拿出有力的观点。

　　佐利克认为， 中国还会继续推动改革。但正如魔鬼在细节中，最终要中方自己来决定。他希望，这些改革经验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吸取。此前在2月27日的有关研讨会上，包括非洲、印度等国的官员均在被邀请之列。

　　争议

　　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完成的上述报告认为，中国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2030年进入高收入国家，前提是要进行包括改革国有企业，加快创新步伐，发展绿色经济等6大改革措施。

　　2月28日，佐利克表示，“国有企业有很大的收益，融资成本低，还有很多的收益留存，但是对中国老百姓并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要想降低中国的储蓄率，使中国老百姓更多获益，就需要国有企业把利益返还社会，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

　　争议由此而起。

　　据悉杜建国自称为独立学者，后经查为价值中国网编辑。而实际上有类似反对意见的不只是民间人士。

　　本报记者获悉，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刚完成上述《2030年的中国》报告时，由于对国企垄断笔墨过多，某部委给予逐条反驳。

　　部分质疑世行报告的人士认为，美国的银行是私有的，但是也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国如果按照美国的办法，加快民营行业进入垄断行业领域的步伐，也会发生金融危机。

　　而且国有企业的对于经济的贡献很大，并且绝大多数领域对于民营企业不存在壁垒。“有些国有企业占据优势，那纯粹是国有企业表现优异。而不是不允许私营企业进入。”

　　不过这样的看法不只是佐利克不愿直接回答，连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赵农也认为比较牵强。

　　赵农指出，去年他参加的课题组完成的报告认为，央企过去8年获得国家补贴6万亿。主要在其少缴纳的利息、地租、资源租以及获得财政补等。如果把过去8年名义利润总额中去除各种补贴等收入，2001年至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整体上国有企业是处在亏损的状态。”

　　该课题组完成报告后，也有具有国企色彩系统的媒体组织采访来反对，但最后不了了之。赵农指出，如果不是无数民营企业人士没日没夜辛勤操劳，早就出现了经济增速大降的情况。“真正对经济有贡献的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加快”。

　　世行方案引争议：加快国企改革是新路径

　　新改革路径

　　佐利克指出，中国过去30年以出口导向和大力投资的发展模式需要调整。

　　过去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利用加入WTO组织，使得中国与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相结合，这也为中国在过去10年通过出口导向和投资导向模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发展到现在，中国想通过出口拉动经济是不现实的。

　　而如果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可以进一步加大竞争，并带来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带来更高的居民工资收入，增加服务业对于经济的贡献。此为下一步发展的新增长路径。

　　“中国的出口部门已经收到了比较大的收益，但是服务业还需要比较大的调整，而且从改革中受益。”他说。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年以来， 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速在10%左右。加入WTO之后则更快，年经济增速在11%以上。不过到了2010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经济大国。

　　2011年净出口对于经济的贡献变为负数。而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仅仅在40%左右，低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中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仍只有40%左右，低于世界几十个百分点。

　　佐利克强调，上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利用WTO推动中国国内的改革。下一步改革措施就像此前想推动的改革一样。“中国国内的改革可以通过国际合作来推动，比如投资政策、知识产权、金融部门、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都可以实现互利共赢的结果。所以有一些可以平行推进的议程。”他说。

　　世行报告建议，下一步需要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这些可以提高投资效益。

　　该报告指出， 政府职能及政府与市场和民营部门的关系均需进行深刻调整。在企业部门，应重点关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民营部门，减少进入和退出障碍，加强包括战略性和支柱性产业在内的所有部门的竞争。

　　据悉，央企现在有27万亿的总资产，净资产10.5万亿，2011年的净利润不到1万亿，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约8.4%，剔除息税后的总资产回报率约3.2%，还不及银行的1年期基准存款利率3.25%高。

　　世行认为，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要高。1978年和2007年间，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比（一个衡量国有部门效率改善的指标）只有一个私营部门的三分之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认为，目前需要消除一些私有化定义的误解。因为 “股份制银行有个人股份，是否算私有化？！”

　　他认为，美国经济危机的原因并不是个人股占有或私有化，也不是因为华尔街的贪婪或监管不力，根本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执行了错误的宏观政策，加上有缺陷的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所以才会造成如此大的危机。

　　美国的宏观政策失误表现在2001年以来连续13次降息，因为降息扩张信用，从而刺激房地产和刺激消费。所以当房地产泡沫破灭时，才会产生这么大的危机。

　　改革料仍将大力推进

　　佐利克近期将到内蒙古等地进行调研，就中国经济未来动力寻找良策。

　　他认为，尽管中国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阻力，这个阻力过去日本、欧洲出现过，但是中国仍在积蓄改革的新力量。下一步中国政府还会推动改革。但正如魔鬼在细节中，最终要中方自己来决定。

　　而目前由于出口增速下滑导致变革的需求在增加。“实际情况，让我感觉改革的势头还在积蓄。我们也在寻找信号，比如人民日报的社论或者人民银行的报告。”

　　近期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并强调，“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而尽管像目前阻挠改革的人仍会兴风作浪，但改革的趋势将不可阻挡。

　　原因是，中方目前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存在的问题。比如环境成本问题，城市化问题，人口老龄化，社会差距问题，他们也意识到要采取一些新的方法来解决。另外在与中方官员非正式的讨论中，感到有一种希望，下一步中国政府还会推动改革。

　　佐利克认为，世行的报告会引起争议是正常的。下一步会就一些问题继续展开讨论，并对一些人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

　　他指出，把养老金的待遇和企业、地方政府脱钩。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都建立起养老金的储蓄机制，使人们通过自己缴费可以支付养老金。中国的高储蓄率一部分来自企业大规模的收益留存，所以这里需要建立财政收入的体系来建立养老金，其中一部分可以来自企业的红利。

　　世行报告认为，目前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5000美元，即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行列。中国采取加大改革力度，才有可能使得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2030年进入1.6万美元人均GDP的高收入国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其静认为，世行的报告暗示了“中国经济可能在没有征兆的情况下出现衰退”的可能性，非常微妙。

　　因为经济各方面都是由国家政策支撑，但是资源总是有限的，支撑到一定的时候，这种繁荣可能就支持不住。

　　杨其静认为，那种“放开民间投资会带来混乱例如民间集资案”的观点是错误的，恰恰相反，是政府没有放开民间投资，利率没有市场化，民营企业无法获得资金，为了求生存才出现了类似非法集资的问题。但从企业的角度是不得已而为之。

　　赵农也认为，世行的说法不是危言耸听。实际上目前中国经济表面上可以，但是一旦人口红利等优势丧失，“经济可能不是缓慢下降，而是直线下降，那个时候想救都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