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谁来养活大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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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巨大的维稳压力下，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一方面进行粮食调配、另一方面对粮食出口及酿酒等实行严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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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皇帝并没有想到，自己所推出的空前绝后的一大仁政，带来的未必都是正能量。

　　1712年4月4日，农历二月二十九日，清明节。登基已经51年的康熙，宣布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重大政策——永不加赋：

　　“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徵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徵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康熙朝实录》）

　　所谓“永不加赋”，即以当年的人丁数为征收钱粮的上限，此后即便人口增加，国家也不再加收人头税。如此减轻农民负担，不只是五十年不动摇、一百年不动摇，而是“永不”动摇。

　　推出这个政策的压力，是官方所能掌握的“丁口数”(一般来说，“丁”是16-60岁的男子，要缴纳人头税“丁银”及服徭役，其余人为“口”，不必缴纳“丁银”及服徭役)，只有区区2034万。大量的人口，为了逃避繁重的赋税，选择了成为“黑人”，没有申报户口。而在经济大发展的时期，这些“黑人”却只能打“黑工”，甚至都不敢去开荒——开荒就意味着要与繁杂的苛捐杂税对接。

　　于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是大量的土地乏人耕种，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失地”兼“失户”农民成为“黑人”。在土地兼并中形成的一小群既得利益集团，却同时享受着土地兼并和“黑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并且因为其自身家庭人数稀少，而承担着与其资产规模并不相称的较低税赋，并因此而拉低了整体的财政收入。这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无论是财政角度还是政治角度，都是巨大的风险。

　　农民们对于仁政的欢迎程度，从人口数的急剧增长可以看出。大清国的人口增长，从1亿（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必须注意，“人口”与“丁口”是不同的，1个丁口一般对应5个人口，此处1亿指的是包括非劳动力人口在内的所有人口——增加到2亿（乾隆二十七年，1762）,用了78年；

　　从2亿到3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用了28年；

　　从3亿到4亿（道光十四年，1834），用了44年。

　　“永不加赋”在给民众带来红利的同时，也实际上导致赋税在调控人口增长方面的杠杆作用的丧失。就在大清民众享受着“永不加赋”等一系列改革红利的同时，一个幽灵出现了——那就是人均耕地、粮食供应日渐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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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清代中叶学者王庆之（1798-1862）的《熙朝纪政》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田亩总数为5.5亿亩，到嘉庆十七年(1813)为7.9亿亩。

　　现代学者罗尔纲在《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一文中，则推算：从1741年到1850年，中国人口从1.43亿增长到4.3亿，增长了200%。而耕地则从1661年5.49亿亩，增加到1833年的7.37亿亩，仅增长35%。

　　从历史上看，耕地的增长速度，已经是罕见的高速发展。但是，其与人口增长4倍的超高速相比，显然无法配套。其直接后果，就是人均耕地与人均粮食占有量都大幅度下降。

　　根据现代学者吴慧的推算，乾隆十八年（1753）到道光十三年（1833），中国的人均耕地从3.14亩降低到1.45亩,大大低于人均4亩的“饥寒界线”, 此线之下，无法保障温饱，社会易产生动乱。（《中国历代粮食田亩研究》) 罗尔纲则推算，从1812到1833年，由于自然灾害，耕地面积从7.91亿亩减少到7.37亿亩，而人口却由3.61亿增加到3.98亿，这使得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1.85亩。

　　这些数据，虽有所差别，但可以肯定，人均耕地已经低于4亩这条“饥寒界线”。这条界线，最初由洪亮吉提出：“一人之身岁得四亩, 便可得生计矣”（洪亮吉：《洪北江文集•卷施阁文甲集》），这个数字，得到后世很多学者的认可。

　　吴慧继续推算，乾隆十八年（1753）到道光十三年（1833），中国年人均粮食从1154斤降低到532斤，低于汉代的年人均粮食993斤（《中国历代粮食田亩研究》)。而维持一个人的生计的口粮部份, 至少需要486斤才可勉强达到维持生命的最低界限, 这还不包括赋税、衣物杂费和购置生产工具的其它开支（何清涟《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破产和人口压力的关系》）

　　这些数据都说明，康乾盛世的改革红利被巨量的人口增长所吞噬，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粮价飙升、抢米风潮不断、抗粮抗捐情况严重，甚至出现了大饥荒。在巨大的维稳压力下，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一方面进行粮食调配、另一方面对粮食出口及酿酒等实行严格管制。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政府继续加大鼓励垦荒的力度，但是，这种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竭泽而渔的方式，又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难，反过来加剧了粮食供应问题，形成了恶性循环……

　　（详见下期《康乾盛世毁生态》）

　　（作者系独立学者，中国改革史、战略史研究者。著有《国运1909》、《帝国政改》、《李鸿章政改笔记》、《改革都有红利吗》等书。本文章系《罂粟花开》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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