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资源危机日益严峻，生态环境恶化
长期以来，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我国农业发展走了一条低水平的平面垦殖面积扩张、以追求农产品数量增长为主的发展道路，致使我国农业过多地消耗了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污染了环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土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物质条件。1978～1997年，我国耕地面积净减少441.9万公顷，而同期人口却增加了2.74亿人，人均耕地由0.1033公顷降为0.0768公顷。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耕地减少还将不可避免，人地矛盾十分尖锐。我国后备耕地资源严重不足，而且由于自然条件差，开发成本很大。长期以来，由于忽视对土地的保护和合理利用，造成了土地生态环境恶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水土流失面积116万平方公里，目前已增加到160万平方公里以上，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6。其中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面积已经占到当地土地面积的90%，长江流域也达20%以上。长江流沙量已达7亿吨，相当于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尼罗河的总和，全国每年流失的土壤按最保守的估计也在50亿吨以上，随之流失的氮磷钾营养成分相当于全国每年化肥施用的总量。
土地荒漠化严重。据统计，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1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陆地总面积的27.3%。风蚀荒漠化面积由20世纪50年代的平均每年1560平方公里，增加到70年代的平均每年2100平方公里和八九十年代的2460平方公里：水蚀荒漠化面积已达179万平方公里。全国每年荒漠化净扩展面积超过66.67万公顷。因荒漠化危害，全国草场退化达1.38亿公顷，占荒漠化地区草场面积的59.6%；耕地退化773.33公顷，占荒漠化地区耕地面积的40.1%。林善浪、张国：《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我国水资源严重不足，而且分布不均；地区差异很大，而且污染严重。在时间上，我国大部分地区全年降水的70%～90%集中在6～9月份，春、冬季降水很少，而且年际间变化也很大。在空间上，水资源分布是东南多西北少。长江以南地区水资源丰富，占全国总水量的80%，但耕地资源少，仅占全国耕地的1／3；长江流域以北水资源很少，仅占全国的20%，但是耕地却占全国的2／3。缺水最严重的是华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0.2%，而人均水资源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6%。从用水效率上看，农业用水浪费现象普遍，水的有效利用率很低。水资源污染严重。1997年全国废水排放量达416亿吨，相当于黄河年径流量的63%，造成了全国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污染严重。其中，辽河、海河、淮河最为严重，60年代可以“淘米洗菜”，90年代变成了“鱼虾绝代”。
森林覆盖率低。我国森林资源占全世界的3%，由于自然灾害和人为砍伐，每年有660万亩有林地转为无林地、疏林地和灌木地，人均森林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6。由于森林的覆盖率低，使得森林调节气候、涵养水分、防止水土流失与荒漠化的功能减弱，进一步恶化了农业生态环境，这也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二、农业生产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粮食生产连年保持稳定，畜、水产品持续高速增长，农产品供给日益丰富，使我国告别了食品短缺的历史时代。
在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同时，供求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阶段性的农产品供大于求。在农产品总量出现阶段性过剩的同时，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表现在农业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不相适应，现行农业生产结构不能很好地满足新阶段城乡居民对农产品多样化、优质化、专用化的消费需求。党中央和政府非常关注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明确提出“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基本目标”。经过几年努力，我国农业在农业产业结构和生产结构的调整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的农产品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还不相适应。这主要表现为农产品的“四多、四少”：大路产品多，低档产品多，普通产品多，原料型产品多；优质产品少，高档产品少，专用产品少，深加工产品少。品种少，品质差，质量低，是目前我国农产品生产和供给中的主要问题。
在粮食生产结构方面，优质粮不足，普通粮有余，产销结构不平衡。如我国小麦品种基本上是软粒小麦，而蛋白质含量高、面筋强度大、能磨制强力粉、适于制作高级面包和优质面条的小麦少，蛋白质含量低、面筋含量低、面筋强度小、能磨制弱力粉、适于制作优质饼干和糕点的小麦少。还有，我国水稻以口感较差的杂交稻和早籼稻为主，稻米的整体质量较差。在水果生产结构方面，品种结构不合理，产期集中，品质低，与市场的需求结构不相适应。总体上讲，我国生产的水果不仅内在品质较差，而且外在品质也很差，果型不匀称，大小参差不齐，色泽不鲜亮，表皮不光滑，病虫害留下的斑迹明显，保鲜期短，不易储藏，与进口水果相比差距很大。如1998年中国柑橘类鲜果总产量1109.8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10.8%，仅次于巴西和美国的产量，而柑橘类鲜果的出口18.6万吨，不到世界总出口量的2%：苹果产量1949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34.1%，但出口量只有17万吨，仅占世界总出口量的3.3%。在畜牧业结构方面，我国畜禽品种、质量、饲料转化率、畜产品的加工水平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例如，我国目前奶牛全年平均每头产奶只有1600多公斤，而世界平均水平也在2000公斤以上，欧美发达国家每头奶牛一般都在6000公斤以上；我国牛奶的鲜食率较低，牛奶加工与鲜食比例约为1∶1，而国外的鲜食率一般达60%～70%。在渔业生产结构方面，长期以来，以捕捞为主，特别是近海捕捞为主，渔业资源受到限制；在渔业品种结构中，品种单一，淡水鱼的主要品种仍以传统的鲤鱼、鲢鱼、草鱼、鲫鱼、鳝鱼为主，受市场欢迎的名、特、稀、优品种则生产不足，市场缺口较大。水产品加工程度低，深加工、精加工产品少，加工品种主要是冷冻和小包装产品，技术含量很低，跟不上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
三、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脱节，农业科技支持乏力
我国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低，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还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跟农业生产脱节，农业的科技支持非常乏力，与农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极不适应。
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目前的农业生产技术系统是适应短缺经济的体系，是以追求高产量为目标的技术支持系统。在很大程度上，这就忽略了农产品的品质追求。显然，这种以高产为核心的忽视品质的农业技术支持系统，已经无法适应新阶段农业发展的优化结构和提高品质、增加收入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农业科技的总体水平仍然不高，存在着“四多、四少”，即常规技术多，重大关键技术和高新技术少；产量技术多，品质技术少；生产技术多，加工技术少；知识形态技术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技术少。农业科技的理论储备明显不足，基础研究薄弱，应用研究与现实生产脱节严重，研究开发水平很低。这种农业技术水平状况明显不能满足新阶段农业发展的要求。
我国农业技术支持乏力实际上是科研成果有效供给不足，其深层原因在于科研体制的弊端。概括来说，现行科技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将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机构独立设置，且分属不同的系统，各自为政，致使农业科研与农业推广、农业教育与农业推广、农业教育与农业科研、农业科研与农业生产严重脱节，割裂了科研和农业生产之间的联系，使得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非常低；二是用管理行政机构的方法管理科研机构，形成了“官本位”的导向，扭曲了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价值取向，造成了科研机构的官僚化或者半官僚化；三是科研机构内部的行政和后勤部门庞大，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
此外，科技推广不力是农业技术进步缓慢的重要原因。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机制不活，推广手段落后，基层科技推广队伍素质不高，推广的后续服务不到位，尤其是技术推广和产品销售服务脱节，这都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应当加快农业技术推广队伍的建设，尤其是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队伍的建设。
四、农业基础设施薄弱，难以支撑现代农业发展
总体上讲，我国现有的农业水利工程设施大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其中大部分已经年久失修，功能老化，配套设施不全，农业保障功能大大下降。全国水库中约有1／3带病运行，60%的排灌工程设施需要维修，许多河道淤积，防洪排涝能力减弱。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由于水利设施老化，全国农田灌溉面积每年减少33万多公顷。统计表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的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和成灾率都呈明显增大态势。1975～1979年，平均每年全国农业作物受灾面积4447万公顷，成灾面积153.95万公顷，成灾率为34.6%；1980～1984年，平均每年全国农业作物受灾面积3681.33万公顷，成灾面积1773万公顷，成灾率为48.2%；1985～1989年，平均每年全国农业作物受灾面积4628.2万公顷，成灾面积2304.87万公顷，成灾率为49.8%；1990～1997年，平均每年全国农业作物受灾面积4933.47万公顷，成灾面积2497.67万公顷，成灾率为51%；1998年遭受百年难遇的长江洪灾以后，近三年来我国农业遭受的自然灾害并没有多大改善，1999年农作物受灾面积4988.2万公顷。成灾面积2673.0万公顷，成灾率为53.6%；2000年农作物受灾面积5454.7万公顷，成灾面积3429.8万公顷，成灾率为62.9%；2001年农作物受灾面积5221.5万公顷，成灾面积3179.3万公顷，成灾率为60.9%。20世纪90年代与80年代前半期，农业的受灾面积扩大了34%，受灾面积扩大了41%，成灾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而2000年和2001年的受灾面积、成灾面积、成灾率又继续扩大。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和成灾率增大的事实说明，中国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了。除水利设施外，其他农业基础设施也落后，不能适应新阶段农业发展的需要。
农业基础设施不仅在存量上与新阶段农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在增量上也不能满足新阶段农业发展的要求。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农业基本建设的速度明显放慢，农业基建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据有关资料，中国农业基建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六五”时期达81.3%，“七五”时期为69.2%。“八五”时期降到59.7%，1996年更降至48.2%。可以看出，“八五”时期与“六五”时期相比，我国农业基建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了近2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接近30%；1996年更比“六五”时期下降了33个百分点，降幅达40%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课题组：《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76页。。在农业基建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的下降中，水利基建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幅度更大。农业基本建设速度的明显减缓，将会对新阶段中国农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构成强大威胁。
五、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不健全，农业生产盲目性较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主要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市场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然而在当前中国，市场优化农业结构的机制还不完善，手段还不健全。主要表现在：
(1)农产品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善。目前，主办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单位众多，主要包括各级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公司或企业等。在履行登记审批程序上，有些是报经政府审议或向政府备案的，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交易市场没有履行上述手续，结果导致批发市场规模参差不齐、规则混乱，而且布局相当不合理。
(2)市场主体发育程度较低。一方面，原国有农产品经营企业转制困难，不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不明晰，责任不明确，管理混乱，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这些在国有粮食企业身上体现得特别突出。另一方面，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由于农村普遍缺乏具有独立产权的代表农民利益的经济组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分散、细小的生产经营方式限制了农民的交易方式，农民以无组织、分散状态进入市场，面对社会上各利益集团的权益侵蚀和不正当竞争，缺乏市场竞争力和自我保护力。另外，已经形成的小规模的农产品民间经济组织缺少管理和指导，往往在市场中过分追求个人利益，加剧农产品价格的波动。
(3)市场信息体系不完善、运转不灵。首先，信息化硬件建设落后。由于经济效益差、信息意识落后等原因，大多数市场没有配备信息设备，致使市场信息情报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一些市场采用传统的广播、板报等方式发布少量品种、价格信息，更有甚者，根本没有信息服务，更谈不上为农户生产、产品流通、产品加工提供全面、持续的信息。其次，信息资源不能共享。以河北省为例，县级以上政府的信息网络较健全，信息量也较大，但缺乏一个把政府、市场、客户和生产者连接起来的网络，市场供求信息不能快速传递，致使批发市场价格信息传递不畅，商品流通受阻。再次，对农民的信息服务不到位。农民习惯于听从行政号召，缺乏对市场的分析能力。虽然当前涉农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络，但主要问题是网络在乡、村出现断层，使农民获取信息成本很高。而且大多数农民因自身素质原因缺乏对信息的分析、选择能力，因而造成农民生产和农产品流通的盲目性。信息体系不完善，不能及时为农民提供准确的信息，而且流通环节的滞塞、流通秩序的混乱和市场信号的扭曲，往往给生产者以误导。
(4)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含混不清。政府职能不明确，不清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要么放任自流，要么行政代替市场。特别是农产品宏观控制体系很不健全，还不能够有效地调节农产品供求关系，加大了农产品市场的波动。只有建立健全农产品宏观控制体系，才能既保证食品安全，又保护农民利益。90年代以来开始加速市场化进程，但各地普遍存在着“重农产品生产、轻农产品流通”的现象，不搞农产品市场分析、预测，生产决策的盲目性较大，经常出现“什么价高，大家就种什么，种什么，什么就难卖”的尴尬局面。
六、产业化经营组织体系不完善，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是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使这些组织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目前，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存在不少问题。
(1)有的地区不顾区域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差异，存在“一刀切”的倾向。一些地方不顾客观现实，盲目追求某种“模式”、“标准”。一方面对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不恰当的干预，另一方面以行政需求代替经济需求，在组织形式上要求整齐划一。
(2)有的地区不从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出发，形式主义多，实际内容少，效果差。一些地方热衷于建班子、挂牌子、修房子，表面上轰轰烈烈，但实际活动少，效果差。
(3)一些垄断性的国营或集体公司，压低收购价，抬高销售价，损害了农民利益。产生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政策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不分，政企不分，事企不分。一方面，大量的支农补农资金投入到这些国营和集体企业中，建立了庞大的队伍，却没有承担起应该承担的任务；另一方面，“企业化经营”、“放活经营”的扭曲和部门利益的膨胀，一手行政干预，一手收费，与农民争利，得不到农民的支持。
(4)市场化的“公司+农户”，利益分配机制和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公司与农户之间不能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公司往往实际上买断农户的产品。以产品回收的合作经济为例，从一方面说，如果市场价格超过了公司与农户所签合同收购价，农户一般将产品在市场上自由出售，违背与公司的合约，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害；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农产品供过于求，市场价格大幅度下降，农产品市场成为买方市场，这时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合同农户将十分挑剔，不愿以较高的合同价或保护价收购农产品，损害农民利益。长期以来，农业产后部门发育严重不足，在农户分散的数量多，而连接市场的“公司”相对少。在这种条件下，部分农户往往是以接收公司的条件为前提而加入合作组织的，使公司具有更大的支配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经营实体首先是利益主体，其行为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因此不可能指望公司“发扬风格，让利于民”。农民要想参与利润的分配，必须具有与公司讨价还价的条件和能力。通过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建立健全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和风险保障机制，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七、农业投入、支持力度不够
农业投入总量增加，但是所占比重波动较大且有下降趋势。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党和国家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邓小平曾告诫我们:“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要完成十五大确定的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国家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保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保持农村的社会稳定。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指出:“要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保证农业在提高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班子也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仍然较大幅度地增加农业和农用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组织实施了一大批农村水利气象和支农工业的重点项目建设。据统计,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由1978年的150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938亿元,年均增长10.1%。其中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由51亿元增长到242亿元,年均增长8.5%。农户对农业生产经营的资金投入也越来越多,1984～1991年总投入约为15078.7亿元;1995年人均生产投入总额达684元,生产性投入和固定资产投入分别比1994年增长35.6%和35.1%。这些投入使我国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强,农村各产业在优化结构中产值大幅度提高。1990～2001年,种植业产值由4954亿元提高到14463亿元,增长192%;林牧渔业产值由2707亿元增加到11717亿元,增长333%。虽然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从总量上是逐年增加的，但是比重波动较大且有下降趋势。从国家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基建总投资的比例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一五”时期的7.1%到“五五”时期的10.5%，中间虽有波动，但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在改革开放后，其比例份额一直比较低，“六五”时期只有3.26%，如1991～1997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的比重分别为4%、3.7%、2.8%、2.6%、1%、1.3%、1.6%，1999年后比重略有升高，1999年也只有2.4%，2000年为2.7%，2001年为2.9%。财政部门对农业投入的资金量逐年下降，这无疑会影响金融部门和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信心。
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尽管当前我国农业投入的总量有绝对增加,但是这种增加仍然不能满足我国农业发展的需要,与其他产业的投入相比显得严重不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最初几年,由于农民生产热情的高涨和被束缚的生产力的释放,农业取得很大发展。这就使得国家过于重视“政策”的效应,甚至以政策代替投入,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明显不足。在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总投资中,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降低。“八五”期间国家安排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8%。许多地方财政紧张,挪用国家支农资金发工资。在农业投入资金已经不足的情况下,这就更加剧了农业生产投入不足的局面。经济体制改革后,集体经济实力大大减小。在市场经济下农村集体的投入也是向“价高利大”的二、三产业转移,有的地方集体经济甚至名存实亡。改革后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为中国农民“离土不离乡”探索了一条新路子,成为中国农村的一个奇迹。但另一方面,这些乡镇企业的初建资金皆来自于农业,虽然有些乡镇企业发展以后能够“以工促农”、“以工补农”,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许多乡镇企业运转困难,自身难保,运营较好的乡镇企业也因农业比较利益低而不愿对农业增加投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农民的收入增加,农户对农业的投入能力也大大增强。但是,由于农业的比较利益低,农户的投入又多注重短期利益,农户对农业投入的积极性下降,“非农化”倾向严重。以上分析说明,农业投入在新形势下呈现连续下降趋势,长此下去必将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八、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我国农村改革20年以来，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00年的2253.4元，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7.43%，收入水平总体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分阶段来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却呈现出阶段性递减的趋势。1978～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7.7%，1985～1988年为4.9%，1989～1991年三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期间为1.9%，1992～2000年为4.6%。尤其是1997～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分别比上年减少4.4、0.3、0.5和1.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996年的9%下降到2000年的2.1%。农民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在增速趋缓的同时，农民收入增长还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度扩大，二是不同区域农民收入差距拉大，三是不同经营类型农户收入差距拉大，四是不同收入水平组农民收入差距拉大。
2001年农民收入实现恢复性增长。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66.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3元，增长5%，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4.2%，实现恢复性增长。需要指出的是，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扭转了连续4年增幅下滑的势头，但这仅仅是恢复性的增长，粮价的止跌趋稳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2001年农民从农业获得的收入为1165元，与1999年相比还差15元，与农业收入下降前的1997年相比还差103元。从中长期看，阻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困难并没有解决，农民收入增长仍处在一个较为困难的时期。
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供求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加大了农民增收的困难。二是农产品成本加速上升导致农业效益下降。三是农民增收困难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另外，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吸纳就业的能力减弱。农民外出打工受到许多不合理的限制，导致农民非农产业收入对总收入的支撑作用下降，也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九、农村、农业人力资源开发滞后
面对市场经济和农业新阶段发展形势，与国际上一些国家的经验和现状比较，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首先，农村人口数量大,但文化水平比较低。我国虽然人力资源丰富，但质量较低,且结构失衡；数量过多,但素质较差。表现在：文盲、半文盲等低素质的人口众多，就业人口文化程度偏低。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人口率为9.08%，而乡村文盲率达11.55%；尽管农村青年文盲比例较低，但是受教育程度偏低，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不足20%，绝大多数是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如果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以色列自然资源贫乏,国土条件极其恶劣,人口仅500多万,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居世界首位。平均每100个劳动力中就有77名大学生。韩国,高校入学率1993年达46%,居世界第八位;1988年小学入学率达到100%,1993年中学入学率达91%,居世界第16位。从劳动力的产业分布状况上看,1998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仍然高达70.26%,可见,务农仍然是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去向。因此,可以看出,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大、质量低是我国农村的现状，数量大表明劳动力充足,而质量低表明劳动生产率低。我国普及初等教育,扫盲和巩固扫盲成果的任务仍很艰巨。显然,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其次，农村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仍很薄弱。与发达国家相比,就业人口当中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差距很大。据资料表明,调查前一年内参加过培训的比例,芬兰为46%(1990年),美国为38%(1991年),瑞士为38%(1993年),挪威为37%(1991年),瑞典为36%(1993年),加拿大为30%(1991年),法国为27%(1992年),德国为27%(1991年)。韩国从70年代起,实行在职技术培训制度,规定拥有20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设立职业培训班,对15%的职工进行强制性职业再培训。而我国的情况是,许多农民终身没有接受过职业训练,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活动。据统计,全国约半数的行政村没有建立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农村劳动者的年培训率只有20%左右。在农村,人才培训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农村实际的现象。可见,我国农村教育的现状难以满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实际需要,更不能适应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长远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再次，农业科技人员的数量少,且接受继续教育机会少,素质低。每1万人中科学家和技术员的数量,以色列有140人,美国有80人,日本有75人。由于我国教育能力的限制,农村的科技人员的比例本来就很少,与80%的我国农村人口比较,不能满足农民对科技服务的要求。据1998年《中国农村发展报告》统计,全国农村所拥有的农民科技人员的数量仅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0.64%。由于种种原因,许多科技人员所干非所学,对人力资源浪费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在职的科技人员多年得不到知识更新的培训,而且缺乏必要的农场管理和农业技术推广与传播沟通的基本知识,使科教兴农战略的落实受到很大影响。因此,不少农业技术人员都缺乏对农民的基本认识,缺乏对农民的动员、组织、培训和管理的基本训练,缺乏对工作的创造性热情。如果说农民的素质比较低,其直接原因之一是农村中农业技术人员的素质太低。
最后，缺乏一整套人力资源开发的计划和组织体系。有些地区实施培训似乎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缺乏对人力资源开发的紧迫感、主动性和自觉性。对乡村干部进行培训,应该是很正常的一项继续教育活动。然而,被送进学校进修的农村干部学习了两年,却丢了“乌纱帽”,回去后竟没有地方安排。人才培训无计划、盲目性以及人才使用脱节是存在于农村中的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现象无疑是对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
十、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二元结构，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
在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中，必须依靠农业提供剩余资金，才能尽快实现工业化。在我国，主要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低价收购农产品，把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利润，再通过严格控制工业部门的工资渠道获得大量的资金积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在较短时间内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等产业政策，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据统计，1952～1990年，通过税收从农业获取的资金为1527.8亿元，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获取的资金为8707亿元，通过储蓄从农业获取的资金为1404.8亿元，扣除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农业为工业化积累资金1万亿元。
一般认为，90年代初我国工业化开始步入中期阶段，即工农自养或平衡发展阶段。但是，城乡资金流动格局并未随着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转变而转变，1990～1998年间，农村资金净流出19222.5亿元，其中通过财政渠道流出的占48.9%（1994年后又有上升），“剪刀差”渠道（未计1998年）流出的占32.8%，金融渠道流出的占18.3%（见表1-4）。1994～1998年，从三个渠道净流出资金13145.1亿元，相当于同期第一产业GDP的20.36%和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21.55%（见表1-5）。大量资金流出，消费能力低下，市场狭小，反过来影响整体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结构偏差是城市化进程滞后，城镇人口比例不过30%，农业劳动力转移缓慢。1／2的社会劳动力和7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仍在从事农业，还是三个农民供应一个市民，这是中国根本性问题的症结所在牛若峰：《21世纪初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转变》，见《沈阳农村经济信息网》http:／／www.nova.gov.cn。表1-490年代农村资金流出情况（亿元）
流出
渠道〖〗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小计剪刀差〖〗654.4〖〗862.9〖〗1230.5〖〗1014.8〖〗422.9〖〗535.3〖〗805.7〖〗782.0〖〗…〖〗6308.5金融〖〗140.2〖〗255.0〖〗106.8〖〗185.6〖〗1089.0〖〗481.0〖〗373.0〖〗388.0〖〗510.0〖〗3528.6财政〖〗171.7〖〗197.7〖〗550.9〖〗714.0〖〗2378.0〖〗1343.0〖〗1238.0〖〗1438.0〖〗1361.0〖〗9392.0合计〖〗966.3〖〗1315.6〖〗1888.2〖〗1914.4〖〗3889.9〖〗2395.3〖〗2416.7〖〗2608.0〖〗1871.0〖〗19229.4资料来源：牛若峰：《21世纪初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转变》，见http:／／www.nova.gov.cn
注：“剪刀差”即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因缺少1998年“剪刀差”数据，故该年合计数据、“剪刀差”小计数及总合计数偏低。表1-51994～1998年农村资金流出量的经济含义
〖〗1994〖〗1995〖〗1996〖〗1997〖〗1998〖〗合计〖〗占N、F、G
的比重（%）农村资金流出量
（亿元）〖〗3889.9〖〗2359.3〖〗2416.7〖〗2608.2〖〗1871.0〖〗13145.1国民经济GDP
（N,亿元）〖〗46759.4〖〗58471.0〖〗69884.6〖〗74462.6〖〗93395.7〖〗342973.3〖〗3.83第一产业GDP
（F,亿元）〖〗9457.2〖〗11993.0〖〗13844.2〖〗14211.2〖〗14599.6〖〗64105.2〖〗20.36国有经济固定资产
投资额(G,亿元)〖〗9615.0〖〗10898.2〖〗12006.2〖〗13091.7〖〗15369.3〖〗60980.4〖〗21.55资料来源：牛若峰：《21世纪初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转变》，见http:／／www.nova.gov.cn
注：与表1-4相同，缺1998年“剪刀差”数据。然而，从目前中国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的现状看，尽管近几年来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有所加大，农产品收购价格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化肥、农药、农膜等价格与国际市场相比仍然偏高，这些都使国家给农民的好处受到了抵销，国民收入分配不利于农业的格局尚未从总体上得到根本扭转，农民负担依然较重。因此，统筹城乡，塑造新型的工农关系、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出台系统的合理的反哺农业政策，是新阶段中国农业宏观调控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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