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摘自王曦之“兰亭序”
读到文玫传来小凯仙逝的消息时，已近午夜。小凯离开人世时十分平静，使我心中浮上一丝慰籍。几个月来，对他将不久人世的医生诊断，虽觉得残酷和无奈，但思想上是有所准备的。可是一旦他永远离我们而去的消息被证实，还是觉得太突然，太匆促，难以接受。为此莫名的悲伤和不平绞缠于内心，思绪纷繁，全无睡意。
我以极沉痛的心情给美国和中国的几个朋友打了报忧的电话之后，内心仍难以平静，便将前些日子为记念芝大恩师约翰逊教授去世而精心制作的CD放入机器。小号吹出的委婉，哀伤的乐声轻轻地流了出来，回荡于厅堂之间，似乎在赞美，在哀祷，在挽留。但乐声渐渐地变得坚毅，向上，有冲入云霄之势，似乎在远送小凯升向天国。听着听着，我的眼泪不禁悄悄淌了下来，胸中的淤塞此时似乎得到疏通，变得平静起来。我暗暗希望此时已在天国的小凯也能听到这种天籁之声。跌宕起伏的乐曲不正象征着他自青年起便多灾多难，但始终自强不息，败不馁，胜不骄，最后终于攀上学术高峰的一生吗？恍忽间我仿佛看到他在云端向我露出只有他才有的那种微笑。这种微笑极为动人，充满神秘，既透着智慧，执着，沉毅，简直深不见底，又带着宽容，潇洒，和无以名状的忧郁。这是历经过艰险的世道，又尝到辉煌的成功后才有的大彻大悟的笑容。只有进入智慧和精神的最高境界的人，才能从内心深处产生这种几乎永恒的微笑。这种笑容既是明朗的，灿烂的，透彻的，深邃的，又带着因功成名就而感到的些微腼典，以及对世上放目望去仍无处不有的不平和痛苦而感到的遗憾和不安。
回想和小凯20多年的交往，既可用淡如白水的君子之交形容，又可用心有灵犀一点通概括。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19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应邀在北京举办了一次讲座。当时这种国际交流在中国还刚刚开始，我因在会上帮助一名国内经济学家与一名美国经济学家沟通，引起他的注意。会下相互介绍后，得知他在社科院攻读经济学硕士，此时我正在复旦攻读世界经济硕士。两人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们这次交谈，大部分时间都在交换对当时方兴未艾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憧景。基于对十年文革的反思，我们都坚信，苦难深重的中国只有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路才有救。分手前小凯简短地介绍了他文革中的遭遇，使我意识到在我面前的就是文革中大名鼎鼎的杨曦光。使我万分惊奇的是，我眼前这位个子不高，儒雅文弱的青年，与我本来对他的想象完全相反。他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迹象显示他曾是一名高干子弟，也没有某些高干子弟张牙舞爪，利牙令齿，目空一切的气质和态度。相反，他显得谦和，可亲，甚至有些木纳和腼典。他提到自己利用狱中10年的时间刻苦自学数学的往事，引起我由衷的敬佩。我为偶然之间竟能交到如此杰出而有传奇色彩的朋友庆幸不已。分手时，大家都觉得肚里还有好多话没有倒尽，并意识到今后彼此都会为一个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以后两人又各分东西南北，忙于各自的学业以及后来的出国努力。再一次深谈已是1983年的年末或1984年的年初。当时复旦派我在芝大作访问学者，小凯则在邹之庄教授的帮助下，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他获知我到纽约过圣诞的消息后，便邀我去普林斯顿小住。我们以兴奋的心情畅叙别情，交流对国内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各种看法，同时也更加意识到学好现代经济学对中国，以及对自己的将来一生的重要性。
我们还交流了各自学习现代经济学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我们两人当时正遇到相反的困难。西方经济学中无处不在的数学对他来说，似乎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然而英语却成了他的心头大病，面对老师，同学，常常感到有口难言，无法充分表述自己的真知灼见和深邃的思想。他见我来，似乎有了倾诉的对象，大大发挥了一通对“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的感想，认为他自己还处于这种休克之中。他获知我的家眷还在国内后，又拿出为思念他尚在国内的爱妻小娟而作的古典诗，与我共赏。字里行间的真挚情感跃然纸上，使我感动不已，也加深了对他为人的了解。
和他相反，当时我面临的问题则是数学。文革中我虽然自学了一些东西，但有意抵制数学。在复旦求学期间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曾经恶补了一下，自以为有些进步，到了芝大呆了一学期后，痛感的不是“文化休克”，而是“数学休克”。我当时其实已经萌生了攻读博士的想法，但真要这麽做还有障碍。首先，不知复旦的意见如何；其次，就是年龄和数学。我因此十分犹豫不决，便和他商量对策。他看着我，满脸诚恳地说，“我们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但你已经到了芝大这样好的学校，机会难得。不下定决心读出博士学位，以后会终身后悔。我也面临很多困难，年龄大了，英语单词记不住，但我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攻读博士的决心。” 他劝我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并给我开了一些数学书目，要我细读。他的这番话给我极大的鼓励。我能想象以他的年龄克服语言障碍所需的勇气和毅力。后来我拿下芝大经济系博士的学位，虽有复旦和芝大的许多老师，同学，以及亲朋好友要感谢，我十分铭感在心的则是小凯身体力行的榜样力量和他对我的及时的指点。
小凯虽然忙于学业，并且需要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但出于对中国改革事业的关心，仍抽出大量时间为改革事业献计献策，并是留美经济学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为此，我们有不少联系。1985年于纽约正式成立了学会之后，在每年的年会里总能见到他消瘦的身影，并听到他的种种高论。我渐渐发觉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尖锐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努力寻找能够令自己和别人满意的答案。他的有些观点即使在学会内也引起很多争论，甚至误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除非被证明是错误的。
他虽然对自己的观点是坚持的，但他对争论对手的人格却永远是尊重的。这是他为什麽和那麽多人发生争论之后，仍能有如此多深深爱他和尊重他的朋友。我对他上下求索真理的执着，勇气，和诚实，更是深怀敬意。例如，他坚定地认为，中国需要彻底改革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还有政治制度。后来，他系统地写了关于宪政的长文，总结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为我们留下丰富的遗产。他在所有制问题上也是毫不动摇的。我多年鼓吹土地私有制，可是即使在学会中公开支持者也寥如晨星，小凯是少数几个在学术上有杰出成就而又坚决对我的观点予以支持的人，使我感到气壮和宽慰。
他杰出的学术成就早已有许多专家加以鉴定，并为国际学术界承认，不需我在这里赘述。我特别想指出的是，他虽然数学好，但并未因此而钻到数学的象牙塔里，并未精心选择一些小而又小的课题，严重缺乏实际意义，又基于许多极不现实的假设，大玩数学游戏，以图早日发表。这是不少以数学见长的经济学家拼搏终身教授头衔的不二法宝。小凯不回避经济学的重大而棘手的课题。例如，亚当.斯密对分工和市场已有详尽的论述，指出分工的发展对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贡献。可是分工理论难于数学化，因而难以结合到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或增长理论中去。因此，到了现代经济学家手中，除了在局部均衡理论的讨论外，为了图方便，分工及其意义似乎消失了。在讨论增长理论时，大家注重的不是技术进步，便是人力资本等容易数学化的因素。是小凯及其同事，学生的不懈努力，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的重要性重新找回到现代经济理论中来。他的杰出的努力，正表明了他不仅仅是个精通数学的经济学家，更是个对古典经济学有着深刻而全面理解的经济学大师。他的成就表明，经济学毕竟是经济学，它和数学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数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工具，但并不能代替经济学本身。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仍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他后来前往澳洲工作，估计吃亏的还在于语言，因为他的博士论文当时便获得极大的好评。若无语言问题，他应在美国一流大学轻易找到教职。由于他远在澳洲，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不断传来有关他的好消息，或看到他的新作，略微弥补了时空的阻隔造成的思念。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越来越大，成为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我暗暗为他高兴，也更加感到他的坚毅，执着，感佩他永远的奋斗精神，和高人一筹的智慧。逆境不但没有使他自艾自怨，反而激发他更加奋发向上。
欣慰的是，澳大利亚似乎对他是宽厚的，爱惜的，将他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他并建立了一个充满生气的家庭，成为一个有3个孩子的十分自豪的父亲。1990年中期，他携全家来美国访问，大海开车将他全家送到我在纽约的家中作客。在热气腾腾的餐桌上，我们有机会再次深谈，交流对各种问题的看法。由于久别重逢，加上谈话十分投机，时间竟不知不觉过去了，直到大海的太太怕太晚了，开车危险，从新泽西打电话来催，他才带全家依依不舍告辞。我目送大海的车子载着他们全家远远离去，深深为小凯和小娟美满的家庭而高兴。对小娟的贤慧，端庄，能干留下深刻的印象。并感到，小凯还是小凯，尽管著作等身，名扬中外，却仍那样的谦和，亲切，充满人情味。记得这次相聚，小凯为我出了一个极好的主意。当时我要前往康州三一学院执教，对纽约的房子应如何处理颇感头疼。小凯详细问了我的家庭和工作处境，认为纽约人口众多，空地却十分有限，房价肯定涨得比康州快。他因此建议我将位于森林小丘的房子出租，以租养房。这样，将来从康州退休以后，在纽约仍可有一席之地。我们后来正是如此办的。我重提此事，只是想说明小凯的过人智慧和待人的古道热肠。
约4年前，我受学会的委托，为配合中国加入WTO的努力，和国内的几个单位在上海联合举办以中国和全球化为题的国际研讨会。小凯接受邀请，欣然前来参加大会，并向大会提交了他那篇有关宪政的著名论文。在会上宣讲时，他的论文引起极大的争论。我个人十分赞赏他的观点，可惜在出版会议论文集时，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说服出版社将这篇论文收入。事后我向他一再致歉，也是我内心至今仍对他暗暗感到歉意的事。希望他的在天之灵能够原谅我的难处。所幸经济学消息报以极大的魄力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总算多少弥补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如果我记忆没错，最后一次和他长谈，是约2年前的暑期。我正在北京度假。他当时在复旦讲学。复旦为他安排进海军医院检查和治疗。我已得知他肺癌又有发展，很为他难过。所以从复旦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教授处拿到他在海军医院的病房电话后，便从北京试探性地和他打了电话。本想简单地问候几句，免得累着正躺在病榻之上，接受治疗的他。不料在说了问候的话之后，每次想挂断电话，他都说不累，不累，坚持要和我继续交谈。我想既然他高兴与我谈话，就不管会不会累着他了。他详细向我描绘自己身体的现状，对复旦和海军医院的照顾似乎充满感激，对未来则充满信心。他的语调仍那麽亲切，平和，他那著名的微笑这时又极为生动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更使我吃惊的是，他向我详细描绘了今后的各种雄心勃勃的打算，包括要继续写书，要去世界各处开会，要讲学，要带学生…。我为他的旺盛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无限的热爱而感动，同时也暗暗心酸，一再要他量力而行。挂了电话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边回味他的谈话，一边默默祷告，希望他能顺利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
今年年初在圣地亚哥召开的美国经济年会上，遇到许多好友。我习惯性地向他们打听是否有小凯的消息，因为内心总有那麽一丝不安。往年这时，都已读到他在圣诞前夕发给大家的贺词，介绍他一家的近况，特别是他和病魔搏斗的进展。每次读到他的贺词，总是为他和他的一家没有向病魔屈服而感到无比的宽慰和敬佩。然而这次，他却保持出奇而不祥的沉默。接下来有关他的消息越来越坏。终于，他超脱了病魔的长期纠缠，响应上帝的召唤，离我们而远去。他是一直走在我们面前的人。这次，他又远远走在我们面前了。
小凯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一个远远走在时代前列的人。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是需要大智大慧的，是需要对真理的执着的追求的，也是必然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也许一些人因此认为他和他的理论太超前，太不适用于中国。我想指出的是，小凯不是个需要审时度势的政治家，而是个不承认有任何理论禁区的学者，并以真理的彻底性为其追求的最终目标。对他来说，理论就是要超前。如果理论不超前，而是跟在实践之后姗姗而行，只能为实践的成功大唱赞歌，或为实践的失败寻找遁词，那麽，这样的理论对实践又有什麽指导意义呢？要这样的理论又有什麽用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小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耸入云霄的榜样。他短暂的一生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多彩多姿的，有些甚至是引起争论的。他接受寂寞，接受冷眼，坦然对待别人的不理解，继续走着自己的路，直到回到他所深深信仰的天父的怀抱中去。
我坚信，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展开，人们对他的遗产的深邃意义，以及他为此付出的巨大心血，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发自内心的赞赏。小凯是经济学家的骄傲，是华人的楷模，是我们学会的良心，也是我个人的榜样和益友。我为小凯好友过早离我们而去深感惋惜，也期盼着中国早日展开双手更无保留地欢迎他的理论遗产，并对他个人崇高的学术地位给于更多的尊重。
于美国康州西哈特福市远思斋
2004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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