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个丧心病狂的拐卖婴幼儿犯罪团伙，他们分工细致，各司其职，拐卖、中转、贩卖形成一条龙。日前，记者从云南到福建，行程数千公里追踪贩婴集团，所见所闻触目惊心、发人深思。
被贩婴儿大多来自“城中村”和贫困山区
说起自己丢失小孩的遭遇，家住昆明市一个“城中村”杨家地的段中先忍不住痛哭起来：“当时我和妻子出门买菜，离开不到半小时，孩子在家午睡，我们特意锁了两道门，但回到家里发现大门已经被撬开，孩子不见了！”接受记者采访的另一名妇女的经历让人有些不敢相信：“我带小孩上街买菜，路上突然驶来一辆微型车，打开车门后跳出两个男子硬说孩子是他们的，活生生把孩子从我手中抢走了！”
段中先和这名妇女丢失儿子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被贩儿童的一个来源就是“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家庭。云南省刑侦总队负责人赵立功说，2000年以来昆明市失踪的352名孩子中，仅两名是常住人口的小孩，其余均为外来农民工的孩子。
昆明市4个城区范围内共有村庄288个，涉及的流动人口超过140万，不少“城中村”外来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高达20比1。记者走访了昆明市官渡区福德村、护福村、蒋家营、罗丈村等“城中村”，很多孩子处在“放羊状态”。在蒋家营，记者看到一个名叫黄涛的6岁男孩背着自己不到一岁的弟弟在和小朋友玩耍。就在他们玩耍的地方，先后丢失了5岁男孩邓玉平和4岁男孩张正。
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流动人口管理中队一名警官分析，2002年取消暂住证和相关收费后，对“城中村”以及外来人口的管理基本失控。这是造成被贩儿童多来自“城中村”的一个重要原因。
被贩儿童的另一个来源是贫困的山区。今年6月，福建长汀县警方和云南盐津县警方联手破获拐卖儿童特大案件，涉案人员80多人，涉及被拐儿童60多名。这些儿童大部分来自云南盐津、大关两县的贫困山区。当地山区的贫困加上计生管理工作的漏洞促成男婴的一个“供方市场”。
贩婴变成“一条龙”
福建晋江市公安局、长汀县公安局分别与云南警方联手破获了一起特大跨省拐卖儿童案件。两个专案组的刑警分析说，这些贩婴集团内部分工越来越明晰，形成了诱骗、收购、运送、“零售”等“一条龙”的拐卖链条。一般一个男婴可以卖到13000元至20000元。
贩婴集团的犯罪手段更加隐蔽化和智能化，突出表现在运送、联系、出手三个环节中。以长汀县破获的特大拐卖儿童案为例，这个人贩子集团在组织贩运过程中，主要头目胡德海、胡德翠会找一些哺乳期的妇女运送小孩，小孩子和这些哺乳期妇女熟悉一段时间后再送，一旦查获，她们会讲这是自己的小孩。初步查明，胡德海、胡德翠拐卖儿童数目高达60余名。由于这个贩婴集团都是找哺乳期妇女运送婴儿，这些被贩卖的婴儿没有一个是在运送途中被发现的。
各个环节在相互联系中一般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大都用手机单线交易。如胡德海等和长汀县本地的人贩子林玉娣之间互相不说自己的真实姓名。后来两个县的警方互通信息，才查清他们的本来面目。
在“零售”环节，一些人贩子伪装成“落难夫妇送小孩”的形式，使拐买儿童犯罪披上合法外衣。晋江市公安局干警林宏展告诉记者，一些人贩子装扮成夫妻，介绍自己是外地来晋江打工的农民，生了小孩抚养不起只好送人。一般他们会要求收养人家送他们一定的“哺乳费”，或谎称妻子生病急需现金，甚至还会出具亲生父母的“出让书”。
被贩婴儿通过三个“通道”顺利落户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管理上的漏洞，男婴上户口一般有三个“通道”。
一是通过购买假出生证明给孩子报户口。福建省连城县下罗村一罗姓夫妇从人贩子手里买来一名男婴后，先从邻近的广东揭阳市新亭卫生院花钱买来一份男婴的“出生医学证明”，又从自己所在的乡领到了一份“独生子女证”，然后他们顺利地在派出所给男婴报上了户口。
二是通过民政部门，以“收养”的名义来办理户口。连城县策武乡农民张洪金2001年8月8日在连城“购买”了一名一个月大的婴儿，然后到当地医院开具了不能生养的证明，又到乡计生站开具了符合收养条件的证明，并通过县民政部门对外公示，最后以无主弃婴的方式办理了领养手续。
三是在每五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时，由于地方上要求对人口数目准确统计，这时候对超计划生育的孩子会“网开一面”，只要交够一定的社会抚养费就可以办理落户手续。记者在福建一些地方采访时了解到，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一些被拐卖的儿童就趁机“浮出水面”而报上了户口。
买主对儿童的需求越大，人贩子拐卖儿童的驱动力也就越大。记者了解，在现行“打拐专项斗争”中，警方通常只打击人贩而不打击买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指出，公安机关同样要依法对买主进行严惩，增加买主的违法成本，才能够真正压缩拐卖儿童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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