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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冶金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董贻正
作者简介：董贻正，1952年清华电机系毕业，毕业后就在冶金行业工作至今。1998年因为抓冶金行业扭亏受到冶金部党委通报表彰。他的文章“扭亏十谈”曾在经济日报连载。早在去年4月就曾针对铁本问题给温家宝总理上书。现在每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在全国各钢厂调研。
《中国冶金报》开展了“中国究竟需要多少钢”的大讨论，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发表了不少有真知灼见的文章，读后颇受启发。
也许我说得绝对些，对于钢铁产量的长期预测，过去没有谁说准过，今后也很难说准。不仅中国如此，国际上即使是世界闻名的权威机构的预测，往往也与以后发展的实际出入很大。上世纪70年代末期，曾有多家国际权威机构对1985--2000年各个阶段的世界钢需求量和几个主要产钢国的需求量作过预测，但过不了几年，这些预测数字都为实际所否定。因为，影响这个预测的不可知和不可控的因素实在太多了。特别是在一个经济变化较快的时期和对一个经济变化较快的国家来说，更难测准。实际上，这次讨论，只有很少几篇文章提到了预测数字，但是讨论中有一点是共识的，就是：中国究竟需要多少钢，最终要由市场决定。
其实，引起这场讨论的，正如有的文章提出的，“主要是担心企业盲目扩大产能，导致钢铁工业发展失控，实际上是关注我国钢铁工业如何发展，而不是简单地预测一个数字。”而在这个问题上，见仁见智，观点不尽相同。
一、要正视当前正在兴起的“大办钢铁”的现象。
近两三年，钢铁工业规模扩张的势头来得很猛，引起了业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尽管就当前来说，钢材供需情况应该说是基本持平的。但是，现在人们关注的不是现实的供求关系，而是当前发展的势头。目前，钢材需求量确实是以罕见的增幅在增长，但问题是新增的产能正在以更快的幅度增长着。就我最近两年到过的山东、山西、河北、江苏、四川等省，都可以看到一批规模在100万吨以上的钢铁厂在建设，有的规模要达到4～500万吨。在一个没有什么资源优势的、也非沿海城市的一个区，去年产钢60万吨，今年建成150万吨能力，2005年前要建成500万吨的规模，他们还有在2010年前建成千万吨钢铁区的构想。有的一个地级市，在建的百万吨钢铁厂就有六、七家。据估算，按目前新建和扩建的规模，至少近两三年内，每年将新增4～5000万吨钢的能力。这不仅在中国钢铁史上前所未有，而且在世界钢铁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以此称为“大办钢铁”有何不可？这一提法，其用意在于提醒人们在“热发展”中要保持“冷思考”。但没有想到，这一说法竟引起某些目前在位的领导同志极度不满，著文在不同报刊一再加以批判，其必然后果就是助长钢铁工业的盲目发展。
钢铁工业的这种超常增长，当然有其市场原因。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市化进度的加快，世界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西部大开发、以及西气东输、西电东输、南水北调等一批重大工程的兴建，对钢材的需求确实是超出了人们原先的预计；以致目前除了少数高档次的钢材我国还无法满足外，钢材市场已从结构性的供大于求，转变为全方位的供求基本平衡、甚至相当一部分供不应求。但是，当前供求基本平衡的情况在这种规模快速增长的形势下，究竟能维持多久；目前这种大干快上，是否也隐藏着新的危机，值得我们冷静地加以深思。
只要出现供求失衡，市场调节之手必然会促使钢材价格上扬，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一旦市场情况有了变化，钢材价格也自然会随之波动，上世纪末的钢铁限产，其直接原因不正是由于钢材供求失衡、引起价格猛跌所引起的吗？但是，现在有的文章，一再强调“国内钢材价格回升速度慢于国际市场，国内市场钢材价格指数并没有达到1994年的水平（注：请注意，1993、1994年正是我国钢材价格处于非正常的上涨期，而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却延续了多年）并未创历史新高，仍属于恢复性增长”；吨钢利润“也没有创历史新高”。当然，如前所述，某种产品的价格，总体上说是由市场供需规律决定的，如果发生钢材极度短缺的情况，其价格完全有可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人为的炒作因素。因此不能以是否创历史新高作为衡量价格是否合理的标志。上述这些观点的言外之意，就是国内钢材价格还应该继续上扬，跳出“恢复性增长”的框框。我认为，这种提法无论是对钢铁企业还是社会投资都会产生一种误导作用。
所以会提出“大办钢铁”的问题，其用意无非是要引起警觉，防止过度的重复建设。现在，有一种观点：重复建设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没有重复建设，何来市场竞争？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什么事情都有一定的“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物极必反”。《中国冶金报》之所以开展“中国究竟需要多少钢”的讨论，其用意恐怕也在于要正确引导钢铁工业使之得以持续健康地发展。因此，急匆匆地对“大办钢铁”这种观点进行批判，只能导致更进一步的盲目发展。在这里，我想起了《第五项修炼》一书中讲到的“啤酒游戏”，由于一个意外的原因，某种品牌的啤酒销量突然翻了一番，以致零售店的存货都空了，零售店的老板赶紧追加订货量，但由于生产增长有个滞后期，因此并没能在零售商要求的期间增加供应量，于是出现库存枯竭、欠货增加，零售商又迫不及待地一步步地追加订货。最后，制造商保证了一再追加的订货量，但没隔多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无论是制造商，还是批发商、零售商，仓库里都积压了大量存货，而新的订单却一份也没有了。这个游戏，在各类学校和讲习班玩过好几千次，都产生类似的结果。这一游戏，也许对当前钢铁工业的大规模扩张会有所警示。
二、要高度重视发展钢铁工业的相关条件，避免出现“等米下锅”的现象。
钢铁工业是一个同上下游行业关联度都很高的行业，它也是一个资源密集型的行业，特别是一些大规模的钢铁项目，必然会涉及到各类大宗原燃料、水资源和能源的平衡以及交通运输、港口建设等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正因为它涉及面广，所以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对钢铁企业的建设也十分重视宏观调控。像日本钢铁企业都是私人经营的，但就是在他们快速发展的上世纪六十年代，高炉建设还是要经过通产省的批准。因此，几十年来，日本的钢铁企业始终只有5家大型高炉生产企业，这就为日本钢铁工业的稳步发展和结构调整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在80年代建设宝钢时，除钢铁厂主体外，国家对其外围的原材料供应基地、水资源的供应、交通运输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精心细致的安排，确保了宝钢建设的顺利投产。现在，每年新增三、四千万吨甚至更多钢的能力，大宗原燃材料如何解决？理论上可以说靠市场调节来解决，但实际上问题恐怕没有这样简单。拿铁矿石来说，按每年增加3000万吨钢计算，靠国内增产，是画饼充饥；主要得靠国外进口。这样每年就得在今年预计进口1.5亿吨左右铁矿石的基础上，每年再增加进口5000万吨左右。而目前世界上铁矿石年产量在10亿吨左右，全球铁矿石贸易量在5亿吨左右，而且相当一部分都是有了固定客户的。要增加进口量，就得扩建或新建矿山。当然，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只要市场有需要，就会有人愿意投资开发，但就是在巴西、澳大利亚等富矿资源丰富的地区，建设一个上千万吨的铁矿山没有几年时间也是下不来的。因此，建起了大批高炉，又靠谁来喂饱它们？有锅少米，大量的能力闲置就成为无法避免的残酷的现实了。在争夺产品市场的同时，一场争夺资源的恶战将更为激烈。
此外，水资源、焦煤资源、沿海码头的建设都要配套进行。中国虽然有黄河、长江世界闻名的大河，但却是一个水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占有的淡水只有世界平均的1/4，排名在100位之后。而且由于气候、地理等因素的影响，水资源分布不均匀，耕地占全国60%以上的北方，水资源仅占全国的1/4。因此，钢铁企业的地区分布也自然要成为建设新钢厂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重大问题来对待。
三、对民营企业要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国民待遇”原则。
这次的规模扩张，可以说是民营企业带的头。还在上世纪末，对钢铁工业实行限产，当时实际上是限大放小，限国（有）放民（营）。去年，我到山西海鑫，曾同总经理交谈过，他们就是抓住钢铁限产这个机遇，决定新上2座1000立米级的高炉，2座80吨的转炉，当年年底，已将规模扩大到250万吨，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发展。现在，民营企业新建五、六百万吨的钢铁厂，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民营资本家所以看上钢铁业，当然是利益驱动；目前，钢铁企业利润高，而且比起高新技术来，进入门槛低。因此，投资钢铁业自然就成为他们的首选对象。
但是，钢铁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行业，钢铁厂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钱从哪儿来？据我了解，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自我积累为主，再加上适当的融资。这是一些已有一定基础的企业。譬如，山东某地的一家钢铁厂，去年产钢60万吨，现在投资10个亿，到今年年底建成150万吨铁钢材的综合能力。这家企业的老板告诉我，他的吨材成本至少比当地先进的国有企业低200元以上，再加一年七、八千万元的折旧，在目前情况下，一年就可积累3亿元左右。下一步准备发展到500万吨，还是以自我积累为主。另一种基本上是“空手套白狼”。最近，我同南方一位地市级的领导同志交谈过。他们那里已经有好几家民营钢铁企业，目前规模还都在百万吨左右，其中有一家，现在又从长江边上购地上万亩，准备建几百万吨的大钢厂。他的资金来源是：首先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以低价（有的甚至是“零地价”）获取土地使用证；而且往往钱还没到位，土地证就到手了。然后以土地向银行抵押，得到一大笔贷款。再以“垫支”的方式，进行建设。如对施工队伍，往往采取以地表“正负零”为界，先由建筑公司垫支；设备订货，1亿多元的大订单竟然可以全由制造厂垫支。因此，这些民企的老板们实际上是“白手起家”来建设大型钢铁企业。这种情况，在现阶段，恐怕任何国有企业都难以做到的。借贷资金越多，相关单位自然就与之结成“命运共同体”，唯恐这个项目搞不上去。再有困难，也得千方百计“保”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受益者自然就是这些老板们，他们以少量的自有资金调动了大量的社会资金和资源，获取了最大化的利润；而且还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功臣。今后，各种桂冠都会纷至沓来。但如果搞坏了呢？他们也不会蒙受多大损失，只是苦了这些制造、施工单位，他们先期投入的资金就无法收回；最终是银行的不良资产又将大幅度增加，其结果就可能出现的景象，就是“拖垮国企，套住银行，影响当地财政”，最终包袱还是由国家来背。
民企为什么效益好？当然有它自身的原因，譬如机制灵活，没有历史包袱，也没有老国企办社会的负担；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地政府对民企和国企不是一视同仁。本来，在市场竞争的跑道上，国企已经是在负重赛跑，民企则是轻装前进；但现在，国企的跑道还有意无意地设置了一些障碍；而民企在赛跑中还可以违反规则而不受处罚。譬如，国企要上一些项目，就要经过多层审批，结果往往丢失了时机；民企只要看准了，就可以上；国企要按《劳动法》办事，而民企就可以置之不理，一些民营钢铁企业，操作工人是三班三运转，没有正常的休假日；除了支付较低的工资外，既没有什么加班费，更谈不上什么社会保障费用。民企成本低，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不仅如此，他们摸透了某些地方官员追求政绩的心态，会超乎常规地满足他们的种种要求；而对可能产生的各种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环保风险，则几乎全由社会和政府来承担。
当然，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就我接触到的一些民营企业来看，他们在很多方面，诸如在企业机制、经营管理、实施低成本战略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供国企学习借鉴之处。我们应该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放松了另一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对一些曾经、并且正在继续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国企，要进一步在改制、改组、改革和技术改造等各方面进一步加以扶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