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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6年，4000元是什么概念？它是3.5个城市普通职工的工作1年的收入，可以是1个小型医疗研究部门1年的研究经费，可以在上海买1套15平方米的私房，可以购得2吨猪肉，可以让一家3口人非常滋润地过上3年。然而在那时，4000元却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上海女人——孙兆妹的月收入。
见到孙兆妹是在她位于杨浦区杨树浦路上的一处私房里。眼前的孙兆妹看上去精神而干练，淡蓝色的套装朴素而不失风度，谈笑风生之中不时透出一股豪爽之气。但她却很腼腆地自称是一个“穷妈妈”：“从1986年的月收入近4000元，到2000年的月收入600元，我在不停的创业与投资中真的可谓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又经过了这几年的忙碌奋斗，我目前的工作虽然已经有点起色，但仍然没有什么积蓄。我认为自己的在理财方面一定存在相当大的问题，也很希望能够尽快找到症结所在。”
“水产大户”挥金如土
80年代流行这么一句话：“找媳妇要去菜场找，招女婿要招驾驶员”，可见当时这两个职业是多么有油水。孙兆妹从1985年开始搞起了水产小承包，而发展到1987年，她已经是杨浦区有名的“水产大户”了。
“一开始在隆昌菜场搞小承包，后来到白林寺菜场搞水产大承包。因为我的人际关系非常好，周围的朋友都很照顾，虽然很辛苦，但一个月的收入不会少于4000元。那个时候菜场卖菜的人都很赚的，更不要说是做水产。一听到是做水产的，所有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大户’啊！”
孙兆妹这样形容那时日子的好过：“80年代还不流行过圣诞节，而我们家的圣诞节都是到和平饭店去过的，这在一般人真的难以想象。孩子的衣服和玩具也是应有尽有。虽然别人买菜都还是要凭票的，但我在菜场做生意，吃的总不用愁，不仅自己随便吃，亲戚朋友也是一样，很多跟我特别好的姐妹家里黄鱼多得吃不完。”讲到这里，孙兆妹不由自主地笑了笑，似乎沉浸在了最辉煌时的荣耀之中。
这样的高收入一直持续到1989年。照理说，近4年的收入累计下来至少会有15万元，在一般人看来除去一般的开销，总该留下不少积蓄，总该有一套宽敞明亮的大宅了吧？毕竟那时有个“万元户”都是很稀罕的事。而出乎意料的是，孙兆妹竟告诉记者，她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积蓄，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是在1989年花了7000元买了一套20几平米的老式里弄房。这倒让记者百思不得其解了。
“我是一个很爱交朋友的人，也是一个豪爽的人。做生意朋友自然多，需要打点的事也很多，上上下下都要照顾好，开销确实也很大，但实际上我自己用不了什么钱的。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自己不太有数字概念，不太记得自己花过多少钱，花也就这么花了；而且当时钱来得实在是太容易了，也不会想到做积蓄，总是认为这个月钱用光了下个月可以再赚，可能真的是那种所谓的暴发户心理吧，也没把钱当钱花。要不是当时买了一套私房，现在真的可能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说到这里，孙兆妹的表情显得比较复杂。
1990年初，孙兆妹的先生开始担任一家中瑞合资服装厂的总经理，于是让她不要再外出工作，全心做一名家庭主妇。这时家境愈发富裕起来，家里甚至有了一个专门放钱的抽屉。
孙兆妹为人特别热情，单位里弄的大小事情，只要叫她帮忙，她比居委会主任跑得都快。亲戚朋友邻居家里有了红白喜事，也总少不了她，而她给的“大礼”也基本上是最体面的了。
家庭主妇的生活自然是清闲的，除了照顾孩子之外，基本上不再有别的事情，于是旅游成了那时最多的活动。有朋友曾经跟她开玩笑说，这时候她已经享受过一切该享受的，就算死了也不冤了。
记者点评：“穷妈妈”也曾经有钱过，但她却没有真正富过。实际上，1985年至1991年的这7年，本应是“穷妈妈”完成原始积累条件最好的几年，因为她有着别人没有的资金优势，如果她在这时可以做到合理安排资金的话，那么她至少应该留下20万元的积蓄。
1980年代很多老百姓选择了做储蓄。虽然储蓄并非是投资，但在那时的高利率状况下，即使她拿出一半的钱用来储蓄，也一定是受益匪浅的。诚然，当时的投资产品并不多，但在1987年～1989年，国家推出的一系列国库券、保值公债、建设债券等都有高达10％～15％的利息，这在保守型投资者看来也是非常好的投资手段了。
富爸爸说：“富人人人都投资。就像一个时刻关注未来天气变化动向的远洋水手那样，投资者必须对将要发生的变化保持警觉，并且随时做好应对任何困难的准备。”这也就是说，投资是成为富人的必要途径，而具备抗风险意识是成为成功投资者的必要素质。但“穷妈妈”却一味选择了消费，没有任何积蓄的她也因此没有了任何抗风险的保障。她的低财商为她日后的挫折埋下了伏笔，也成为她为什么不能守富的理由。
股市“小户”的惨败
1992年，股票认购证大潮开始席卷上海的时候，孙兆妹也开始关注起股票。“银行里开始有认购证卖，当时想都没想就掏钱买了10张。股票在那时看来还是个新生事物，很多人不敢买，害怕有风险，但我认为里面的机遇也一定很大，输光了大不了300块，于是也劝说另外两个亲戚分别买了10张，之后便和他们一起开始炒股。”
孙兆妹虽然不懂技术，但在股票上市时，她却没有选择把认购证抛掉，而是决定和亲戚朋友一起操作。她给记者看了当时交易的明细，因为是3个人一起炒然后再将收益平均，因此中签的股票个数很多，但量都不大。
之后，孙兆妹又拿出3万元，和朋友们一起开始炒起了二手股，在资产增值得比较好的时候，她甚至还一度和朋友们在大户室里呆过。
孙兆妹能够清楚地记得当时在文化广场买卖股票挤进挤出的情景，有时大热天为了抢购一只股票常常挤得汗流浃背。但当时炒股还没有什么技术可言，信息也很不对称，因此一听到那些号称炒得不错的、信息比较灵通者的煽动，她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跟进跟出了。更令人吃惊的是，在1年多的炒股生涯中，她都不知道自己究竟买了哪些股票，钱是怎么一点一点亏掉的。就这样，到了1994年2月，她的账户上只剩下5000多元。
“当时炒股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的人到处都是，虽然原本打算炒着玩玩，但看到这种状况，我也认为风险太大，于是把钱拿出来，决定开始实实在在做生意。”
记者点评：在电影《杰里·马奎尔》中，有一句经典台词：“让我看看钱！”一些投资者们常把这句话奉若神明，因为他们认为，投资不一定意味着能够带来收益，只有收回了投资的资金，才是真正的投资。
而在“穷妈妈”当时看来，投资股票不过是“炒着玩玩”，也就是说，在这时她还没有把钱当成钱来看，当成资本来看。同时她对股票还缺乏必要的认识，没有把股票投资当成一项严肃的投资活动，而是当成了一种娱乐活动。试想一下，如果她不是“炒着玩玩”，而是一直持有这些股票，恐怕今天她的股票账户里也远远不是当初的几万元钱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她已比第一阶段进步了一些，至少知道了要做投资；而在账户上资金急剧减少之时，也有了一定的抗风险意识，把钱提出开始转投实业，这是一种相对稳健的投资方式。
卖皮鞋由盛而衰
因为人脉关系相当好，孙兆妹在平凉路服装市场也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一个姐妹非常支持她经营皮鞋。于是她几经考虑之后，在平凉路服装市场租了个宽1.2M的小柜台，正式当起了小老板。3个月后，孙兆妹发现在那种档次的市场里，好的货品也永远买不出好价钱，于是她和那个姐妹一商量，就决定把店开到五角场。
1994年底，孙兆妹在五角场朝阳百货旁边的豪士商场租下了一个宽2.4M的柜台，这对于她的生意来说，已经有了一个质的跨越。
“1994年底租了一个2.4M的柜台，是原来的2倍宽，租金2000元/月，营业员每人1000元的工资，逢年过节还给他们发发东西，还有红包，她们都说我这里是外企，福利特好，做得也特别卖力。一个月下来，除了所有的开支之外，还赚了3000块。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也更加有信心把自己的店好好经营下去。”
1995年，孙兆妹的店迅速扩展到3家，在朝阳百货旁的另外两家商场“蓬莱”和“良宝”都有了不小的铺面。这是她生意做的最顶峰的时候，除却所有的开支平均每个月的净利润接近15000元。
“我进货讲究款式的新颖，市场上流行什么我立刻能快速的反应过来然后进货，新老顾客都非常多，货也非常畅销。95年的时候生意是做得最大最好的，3个商场里都有了至少宽3.6M的柜台，柜台租金超过12000元，养了7个营业员，每个月营业员工资开销9000元，拥有40000元的存货，营业额超过135000元，毛利达到30％。因为货走得非常快，每天都要进货，有时一天得去进两次，车钱每月1000块打底。我的信誉是相当好的，在当时即使不花钱也能拖回1车皮鞋回来，因为他们知道，我每天的走货量相当大，甚至会让我先卖后给钱，几乎变成代理的模式了。”说到这里，孙兆妹显得相当自豪。
当时的孙兆妹成了五角场皮鞋生意圈子里有名的，直到现在提起孙兆妹的名字，还是有不少当时的竞争者记忆犹新：“那个女人真得很会做生意，生意做得老大的！”
然而到了1996年底，五角场的皮鞋零售业竞争已经相当的激烈，不少外地人也加入到了这个行业中来，同时房东看到其生意火爆也要求涨租金，要求他们把整个一面墙的柜台全部吃下来，否则就收回柜台。这时候，3个柜台每个月的租金达到了13400元，毛利只剩下20％。大家都开始乱卖了，一双鞋赚5块就给，营业额反而下降到了120000块。因为卖得快，拿货的频率更高了，车钱反而涨到了每月至少1200元，工资支出仍为9000元不变。这个时候孙兆妹的生意已经开始亏了，不久就只能靠吃老本生活。
“我们实在是卖不过温州人，他们很多人是自产自销的，成本低，卖得也相当便宜，我们在价格上无法跟他们竞争；同时因为当时我们卖得好，不少其它店的人也跟着我们的款式进货，这样跟是会把生意给跟死的，因此不久之后，我们不得不把店面由3家减少到了1家，只留下2个最能干的营业员，给她们1500元的工资，而这个时候营业员的工资实际上是比我这个老板的收入还高的。半年之后，老本就基本被吃光了。其实，如果当时不是店面铺地太大导致成本过高，卖皮鞋肯定还是会赚钱赚到现在的。”这时，孙兆妹的眼中透出了些许遗憾。
1997年8月，房东突如其来的决定改变了孙兆妹一生——收回店铺。这对于她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而她和丈夫十几年的婚姻生活也宣布走到了头，一时间她甚至不知道何去何从了。
孙兆妹至今想起这件事还显得非常痛苦：“300多双皮鞋，放都没地方放，只能在晚上跑到一个夜市去摆地摊，20元进的鞋，5元10元的就卖了，有时人家不要还硬塞给别人，毕竟有人要总比堆在外面烂掉好。我苦一点倒没什么，儿子那时候正好初中，开销很大，没钱不行啊！皮鞋不能吃不能喝，换成钱至少还能填饱肚子。300多双鞋花了一个多月终于卖完，抹干了眼泪，我又开始了新的打拼。”
记者点评：“穷妈妈”很敢闯，这是她一个极大的优点。她在做生意上脑子很活络，这为她轻松地打开了局面。但从她首次创业的失败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犯的仍然是一些老毛病：
第一、抗风险意识不够。在卖皮鞋最成功的时候仍然没有积蓄，没有为自己储备资金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变故；同时轻率地相信房东，没有及时签订租房合同保护自己的权益。
第二、成本意识不强。做生意不是办慈善基金，不能顾及面子。俗话说“无商不奸”，并不是说一定要做个奸商，而是要懂得在生意上学会“计较”，要学会控制成本，包括人力成本。记者还未曾听过哪个营业员的工资拿的比老板高的。同时她也没有把薪酬和绩效挂钩，营业员也必然会或多或少缺乏责任心，毕竟亏的不是自己的钱。
第三、在发现问题时不能及时改变思路。其实在1996年，也就是“穷妈妈”生意快速滑坡的那年，她已经发现了经营中存在问题，但她没有及时对商品进行调整，或者见好就收转投其他产品，而是听之任之，这导致了“穷妈妈”首次创业的最终失败。
不过即使是“富爸爸”也有创业失败的时候，公司关门的那一刻甚至让他“联想起了葬礼上的场面，很多悲伤无从说起，公司的倒闭其实就像万事万物的终结一样。”
然而不论好坏，总有一些经验会永远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未来，决定自己将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当然，这段经历也改变了“穷妈妈”不把钱当钱的一贯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