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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武力，一直从事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工作。说起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他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要真正体味其思想的真谛，就必须把它放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以及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角度来研究。日前，中国经济时报就此对其进行了专访。
记者：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有着怎样一个形成与体现的过程？
武力：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形成，有来自前苏联与东欧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但更多地来自中国的实践。
与中国的革命阶段相匹配，中国的经济也经历了类似的几个阶段。
对于50年代前半期来说，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以消除旧中国的不公平和低效率、加快经济发展为目的。要迅速恢复经济秩序、发展经济，保证国家安全，实施赶超战略，就要集中使用有限的积累和资源，这是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重要原因。
而执政者在一五计划时期也发现，市场配置资源与计划配置不同，市场是均衡发展，哪个领域发展效益高，资金、劳动力、资源就会流向哪，人们谁也不会情愿勒紧裤腰带把钱省下来去搞重工业。所以这时候就想出来搞合作化、体制改造。而在走这条路的过程中，毛泽东也想找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苏联出现的问题。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周恩来等即提出：应该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等。但是因为毛泽东更多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认为之所以出现问题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到位，公有制不健全，却未认识到是计划经济本身的致命问题。因此在“八大”以后，不仅没有及时纠正因过快发展重工业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引起的问题，反而进一步将经济体制和管理方法推向脱离实际的公有制和“外行领导内行”及“运动”群众。1958年的经济体制变革可以说是三年“大跃进”的制度基础。
1961年至1963年，经过三年“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农民创造了“包产到户”的改革方式，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使中国面临着一个经济改革的历史契机。但是由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忧和批判“单干风”，直至发动打倒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革”，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最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历史契机。
1974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进行“整顿”。此时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城市就业困难、民主和法制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对“文革”和极“左”的那套思想和体制已经失望，迫切希望结束“文革”和发展经济。邓小平的复出和“整顿”又给了中国改革和发展一次历史契机。但是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否定“文革”，以批判“右倾翻案风”和罢免邓小平领导职务导致了这次历史契机的丧失。
1978年，当时党和人民对两个“凡是”不满，对“拨乱反正”和经济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不满，要求改革。邓小平和陈云等抓住这次历史契机，终于将中国引进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1992年，由于受治理整顿、“北京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因计划与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观念束缚而彷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拨开迷雾，他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第三代领导集体抓住当抓住这个历史契机，顺势破竹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转变，加快了改革开放和发展步伐。
记者：如何从中国经济几次错失发展机遇，看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创新之处？
武力：从“八大”开始，三次经济发展和改革历史契机的丧失，其主要原因都是受到姓“社”姓“资”问题的干扰，陷入生产关系处于第一位、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处于第二位的陷阱，甚至被歪曲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耽误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完善。
而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出发点以生产力标准和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根本，不受旧的思想理论的束缚，才使中国能够抓住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契机，将三个“有利于”放在第一位，并以此来判断改革和发展。而如果以生产关系为第一标准，由于对于生产关系的理解总是受当时认识的局限，就很难准确评价是非，改革就很难进行下去。
回顾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和我国改革开放20年的巨大成就，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避免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结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完全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即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总结经验、修正目标、充分考虑改革措施的阶段性和可行性。
记者：不少人将邓小平推进的中国改革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比较，认为我国的改革具有渐进的特点，是由体制外改革和增量改革逐渐向体制内改革和存量改革推进，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武力：这种概括的确反映了中国改革的特点，但是尚不够全面。实际上，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分为农村和城市两大空间。对于农村改革来说，一开始就是体制内改革和存量改革，表现出速度快、彻底的激进特点。同样，对于吸引外资，特别是直接投资，中国的改革也是起步较早，大胆、迅速推进，在80年代初期国内尚在探讨私营经济能否存在、怎样完善计划经济时，就建立了经济特区和鼓励“三资”企业发展。可以说，中国改革的特点，除了上述的改革起点不同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这里所讲的“实事求是”，不仅是说中国的改革理论、政策和措施来源于对实际和经验的总结，还包括在制订和推行改革措施时，充分考虑或及时注意到其可行性。具体表现就是当改革应该激进并且可以激进，就激进；没有弄清情况或阻力较大时，就通过试点或外围性的改革措施来逐步推进。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和“摸着石头过河”。
正是因为1978年确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保证了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弄清楚”的情况下，改革得以迅速推进。
记者：当年邓小平一个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发展是硬道理”，而今天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新的发展观”，二者之间有怎样的相承关系，如何看待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对现在及今后的指导作用？
武力：邓小平时代，中国急于摆脱短缺经济的现状，为加快发展，客观上有工业化的要求，而且其许多改革针对的是毛泽东时代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因此在当时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更强调经济的发展。但到今天，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进入到买方市场时代，所以应该有条件转向效益型增长，提出了新的发展观。
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是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体系，对今天的许多工作都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比如说，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对如今社会差距加大，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就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利益，与现在的以人为本，关注就业指标都有渊源；此外还有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