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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经济过热的讨论中，余永定却有不同的声音。
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一篇论文里，余表达了他的观点：“过热”并非严格的经济学术语，在没有给出确切定义之前，就为是否过热（或局部过热还是整体过热）争论不休，可能误导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政策结论。
余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不久前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在余永定看来，经过几个月的调控，投资增速逐月明显回落，一系列宏观政策已经取得积极成效。接下来的挑战，应该是如何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稳定经济增长速度，改善经济结构、特别是投资结构。在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同时，应该尽量采用间接调控的方式，以避免在纠正经济失衡的同时制造新的失衡。
同样是在该论文中，余还提出了关于间接调控的政策建议——实行银根紧缩的货币政策，一开始就应该提高利息率，现在仍有此必要。其理由是：名义利率不变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升息有利于提高信贷市场上资金的分配效益；长期低利率预负利率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8月30日，就目前总体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下一步的调控策略等问题，本报专访了余永定所长。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悖论
《21世纪》：投资增长速度已经趋缓，宏观调控下一步该如何突出工作重点？
余永定：政府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是多重的，除ＧＤＰ增长速度之外，物价稳定、汇率稳定、就业充分、贸易平衡、金融稳定等等都是政府的重要宏观经济目标。在这些目标中，有些相辅相成，有些则是相互矛盾的。这样，政府就必须确定诸多目标的最优组合，其中最重要的一对目标关系是就业与通货膨胀目标之间的关系。
《21世纪》：就业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后者同通货膨胀的关系如何协调？
余永定：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有着至少是中等程度的相关性。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上升和下降，往往先行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和下降。通货膨胀变化对经济增长变化的滞后大致有4个季度（在1980年代，经济增长有两次高峰——1984年和1987年，相应的通货膨胀高峰出现于1985年和1988年；在1990年代，经济增长高峰出现于1992年，通货膨胀在1994年到达最高峰。另一方面，当经济增长速度到达谷底时，通货膨胀率往往同时或一年后到达谷底）。中国以往的经验是：当经济增长处于上升阶段时，只要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通货膨胀率在第二年就会超过10％；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不超过9．5％，通货膨胀率就不会超过5％。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25年中，尽管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在9．4％左右，但中国政府从未能够成功地将经济增长速度连续维持在9％左右的水平（哪怕是仅仅维持两年）。9％只是通向通货膨胀或通货收缩的桥梁。因而，面对9．1％的经济增长速度，政府对经济“过热”表示担心是理所当然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能否控制通货膨胀，而在于能否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21世纪》：那么经济高速增长能否解决目前同样棘手的就业问题呢？
余永定：中国需要高速经济增长。只有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才能解决或缓解严重的就业问题。
在1980年代，中国ＧＤＰ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平均能拉动增加就业岗位240万个。到了1990年代，下降到70万个。中国政府计划在2004年（城镇）增加就业900万，即增加3．6％。以前三年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42计算，200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达到8．6％。如果以2003年的就业弹性计算则200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应该与2003年持平。
自1979年到2000年，第一、二、三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分别为0．6、0．34和0．57（蔡日方，2003）。因而在经济增长速度给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结构来增加就业量。但是在短期内，这种改变难以实现且对于解决就业问题的作用有限。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经济增长速度的增加，就业增长速度的上升意味着就业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并非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能源瓶颈令人忧虑
《21世纪》：与过热行业的投资相关连，能源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紧张，这其中的原因何在？
余永定：瓶颈产业的出现是当前中央政府最忧虑的问题之一。瓶颈出现，按定义就是各行业生产出现比例失衡：某个（或某些）行业的产出过小，限制了以其为投入的其他行业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
在本轮经济增长中，出现瓶颈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过去数年中，我们对未来经济发展将会对一些经济部门，如煤炭、钢铁和电力等部门所造成的需求压力估计不足，因而对这些部门的投资不足。在1988年至1997年间，电力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是25％，但在1998年到2003年间电力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1％，远低于经济进入通货收缩时期之前的年均增长速度。如果不考虑2003年的急剧增长，电力投资的增长速度在通货收缩时期的年均增长速度不足7％。正是由于在此期间中国电力投资的增长速度缓慢，某些外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统计是不可靠的。
《21世纪》：1988年至1995年，钢铁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24％；从1996年到2003年，即便考虑到2003年钢铁投资的急剧增加（97％），在这一时段钢铁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亦仅为18％，明显低于1988年至1995年。如果不考虑2003年，此时期钢铁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仅为6％。因此可以说，2002～2003年以来，一些部门投资的高速增长，是对此前这些部门投资增长速度缓慢的一种纠正。在进行纠正的时候，出现了投资过度。对过热行业的调控，您觉得该注意哪些问题？
余永定：既然存在过度投资，对投资增长速度过快的行业进行某种干预就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尽量利用间接手段，通过市场（如利息率的变动等）进行干预。政府不一定永远是最高明的，当年电力投资不足难道不正是政府决策的结果吗？
房地产投资应当降温
《21世纪》：从过去的数据来看，您认为，该如何解释本轮经济过热？
余永定：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应该以产业分析为基础。从行业的角度来看，2003年投资增长速度最高的前六个行业为：水泥、钢铁、电解铝、汽车、纺织和煤炭。然而，由于这些部门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都不是很高，因而无法解释2003年投资的高速增长。为了解释2003年的投资增长，增长速度较低但其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较高的行业，也应该被纳入视野。
《21世纪》：对2003年投资增长速度贡献最大的十个行业为：房地产、轻工、文教卫生广播福利业、冶金、电力、机械、化工、运输邮电通信业、纺织、有色金属。在上述十个行业中，房地产投资增长无疑是2003年投资增长的最重要推动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房地产热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您如何评价呢？
余永定：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城市化无法解释过去10年中中国房地产投资的急剧波动。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从1992的117％暴跌到1997年的－1．2％。1998年以后，房地产增长速度持续超过总投资的增长速度，2002年后更是急剧增加。这些变化是无法用一直存在的城市化这样的长期因素加以解释的。
不难证明，中国最近几年来的房地产热主要是政府政策引导的结果。在近期内，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也将基本上取决于政府政策。在通货收缩时期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比较廉价的贷款支持，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有过急、过快之嫌。对失误之处加以纠正无可厚非，防止矫枉过正也是势所必然。
从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来看，中国住房价格上升的快慢并非问题的关键。只要供应和需求的增长速度相同，住房价格就不会上升。但是，对应于同样的住房价格水平，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可以是十分不同的。不管从总体上房地产开发有无泡沫在某些城市，特别是少数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泡沫肯定是存在的，鉴于中国目前所出现的一些瓶颈现象以及房地产投资在形成这些瓶颈中的作用，鉴于房地产发展对于银行信贷的高度依赖和由此可能形成的金融风险，对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适当降温是完全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