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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是世界的办公室”，“软件业和服务业带动印度经济起飞，赶超中国”……追捧者如是说。
“五亿文盲，30％人赤贫（每天少于1美元）”，“印度没有一条真正的高速公路”，“印度要成为发达国家，还要150年”……不屑者如是说。
对于印度，到底哪一面是真实的，抑或这两者同样真实？在《印度三部曲》中，奈保尔，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说：“印度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国度”，“它看起来触手可及，但却幽隐难现”。
的确，虽然诸多结论变得耳熟能详，但是关于印度的竞争力，仍然难窥全貌。在2004年的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世界竞争力年鉴》中，中国由去年的29位上升到24位；而印度跃升16位，列第34位，其商务效率评分更由51位猛升到22位（中国为35位）。竞争正在发生演进，坐而论道却只能“盲人摸象”。
为探求印度的真相，本刊派出记者踏足次大陆，并三度深入。由此，一个更广博复杂的，和中国具有同样深刻文明的印度正在浮现。
印度有什么，缺什么
中国是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保证不翻车；印度也是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继续保持高速。
印 度政界、商界及学术界，近 年有一个共同话题，便是 如何令印度在2020年以前 成为发达国家。著名科学 家A.P.J Abdul Kalam及Y.S Rajan合撰的《India 2020: A Vision for the New Millennium》一书，长期高踞畅销书榜。
书中一个重点，是引述了印度经济学家T K Bhaumik的测算，计算全球经济总量的变化，预期如果印度自2002年度起，每年GDP可以维持7.5%至9%的增长，那么到了2020年，印度便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如果印度GDP每年能增长8%至13%，更会跻身世界经济四强。（见附图1）
印度的目标是不是空中楼阁？
花旗的预测和药方
在印度由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城市，不要只问公里数：因为同样是250公里的路程，行车时间可以是2.5小时，也可以是7小时，关键是道路的情况，可以让你时速开行多少公里。印度由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路途，同样不可以用距离衡量，
“中国是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保证不翻车；印度也是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继续高速。” 花旗环球金融董事黄益平接受本刊专访时，以此形容印度面对的挑战。
自今年1月开始，黄益平与花旗在孟买的专家Rohini Malkanl，每隔3个月便发表“中国与印度”报告，并先后到美国、欧洲、新加坡及澳大利亚路演，向投资者介绍两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情况。最近一期报告由于印度政府更迭的关系，延至8月9日才出版。
花旗的最新报告中，对于中国2004年(12月年结)的实质GDP增长预测保持不变，估计将达8.9%，当中工业产值增长势头仍然喜人，预测2004年将有15%的增长，2005年的增长率也将达13%。
花旗对于印度2005年度(3月年结)的经济增长预测，则由4月份报告预测的7.0%，大幅调低至5.4%，较2004年度的增长率8.1%，少了2.7个百分点，主要基于对辛格政府政策不明朗的担忧，及由于雨量不足而令农业的增长预测由原来的3.5%变成负增长2.0%。（见附图2）
“印度面对最重大的挑战，是如何发展其工业。其实印度有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的上佳人力资源，他们五成人口是25岁以下，大部分属于低收人、低教育水平的农村人口，甚至有两成多的人口是文盲。所以所谓的世界办公室、英语人才库，其实与大部分人没有关系，要拉动经济增长，就必须好好使用这部分劳动力。”
中国南亚学会副会长任佳对此深表赞同：“印度新政府已发现这个问题，但印度的经济较少受政府政策左右，印度的工业能否发展起来，消化庞大的低技术水平劳动力，要视乎商界的努力。”
“在这方面中国与印度之间有很好的互补关系，中国第二产业的成功经验可以帮助印度充分利用其庞大的劳动力，印度的第三产业成功经验可以传入中国。双方要到5至10年后，才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成为真正的竞争对手，届时再分个高下也为时未晚。"
印度国内的争论
Sunil Jain是印度第二大商业日报Business Standard的著名专栏作家，他对自己同胞关于2020年的宏伟构想表示担忧：“起码今年不会有这么高的增长。因为新政权的交替起码要花8个月时间才会稳定下来。更重要的是，我不会质疑国大党继续发展经济的决心，但我怀疑她是否有能力将经济发展起来。”
印度工业联合会总干事Srinivasan则比较乐观，他承认新一届政府要与多党派合作，施政效率可能会被拖慢，但目前各党派均已有共识：要努力发展工业，同时继续发挥服务业的优势。
“其中最重要的发展方向，是我们要与中国合作。例如我们的软件发展得好，中国的硬件制造愈来愈有优势，印度与中国合作，软与硬结合，可以将产品作捆绑式销量，缔造双赢。”
麦肯锡于7月发表的调查报告，也显示商界对于前景仍然乐观。该项调查在全球访问了5500名高层管理人员，当中有8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于辛格政府继续改革经济及维持经济增长，颇有信心或极有信心。调查同时显示，31%的受访者表示会在印度投资研发业务，但其中86%选择投资IT业。
Sunil Jain指出，目前投资导向太过集中于高端的IT业，推动经济太过依赖力量还不壮大的中产阶级，印度经济很可能出现后劲不足的情况。
印度的农业、工业及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分别为22%、27%及51%。"我们很难要求农业有很高速的增长，每年有2%已很不错了，我估计印度的工业每年也只能增长6%至7%。这样算来，整体GDP要增长7.5%，服务业就得增长10.4%，而要服务业长期维持这样高速的增长，实在困难。”
美国MIT经济学教授Abhijit Banerjeer指出，印度服务业有被高估的倾向，像农妇出售西红柿的活动也被计入服务业，另外在印度城市中，有12%的劳动力是佣人，他们也被计入服务业中，像IT那样的高端产业，其实只占GDP的3、4%左右。
中产阶级的实力
来自中国江西九江市的陶瓷商巴幸喜，听说印度孟买的中产阶级富得冒油，很想“捞一笔”。他和11名乡亲，每人花了1万多元人民币的路费及食宿费，带着总值近200万元人民币的景德镇瓷器，于6月18日到了孟买。他们将当地著名景点Lion Gate附近一个空置的纪念堂改装成陶瓷展销会，展期在8月2日结束。
就记者所见，来此参观和买东西的印度人并不多，而且买的都是便宜货。其中一个摊子，一整天只卖出一个价值20卢比(约3.7元人民币)的陶玩偶，那当然不是景德镇名瓷，而是英国儿童剧主角“天线宝宝”的仿制品。
“这次肯定赔本了。” 巴幸喜对记者说，“不是说孟买有很多富人的吗？怎么来的人都只买些几十卢比的东西？”他这次特地进了些好货色，最贵的定价5万多卢比，却一件都卖不出去。“我们去年去过一次印尼，生意很不错，没想到这次会那么糟糕。”眼看收摊的日子愈来愈近，积存的货品他不知道应该运回江西，还是就地贱卖出去。
其实这批陶瓷商没有被骗，印度的中产阶级数量的确是在逐年上升，购买力也很强，不过他们喜欢购买的是耐用消费品，观赏瓷这样的商品还是太不实用了。
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院(NCAER)与Business Standard今年7月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印度的中产阶级家庭显著增长，孟买及德里等大城市，更由1995至1996年度的“倒三角型”，变成2001至2002年度的“钻石型”，即中产阶级占的中间部分变得最大，而非低下阶层占最大比例。
调查发现，城市中产阶级的数目，在这段期间每年以26%的速度增长，同期的GDP年增长只是5至6%。调查以印度GDP未来年增长7%为基础，推算中产阶层家庭比例，将由1995至1996年度的2.8%，激增至2009至2010年度的12.8%，届时穷人和富户的比例也将由现在的80%及0.2%，变为52%及1.7%。
印度中产阶级消费者目前最喜欢购买的产品，分别是轿车、摩托车、微波炉及手机，所以没有做好功课的巴幸喜，注定要在印度做赔本生意。
基础设施：印度之踵
“为什么欧洲人要飞越印度到中国去做生意？” 这是印度前外长辛哈去年12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四届印欧商务峰会开幕式上提出的问题。
置身印度，每件事的感触都在回答辛哈的问题，印度基础设施状况之差，令旅游者和投资者望而却步：较少的国际航班和昂贵的国内机票价格，使你没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更谈不到便捷；没有国际通用标准意义上的高速公路，邦与邦之间过往车辆要交上千卢比地方税；4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吃一顿午饭停电4次；喝水必须要喝瓶装矿泉水，刷牙使用了自来水会让人饱受拉肚子之苦。这些抱怨解释了印度吸引不到投资而中国能够吸引到比美国更多的投资的原因。
但是情况正在改变。最值得关注的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以及日本政府，正在铺天盖地向印度的基础设施贷款，其情形恰似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中国。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来自国际金融机构的大量投资与贷款，他们以种子资金的作用出现，带动了各级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与此相伴而生带来是的国际经验——收费还贷，解决了资金的还贷方式以及可持续建设的回报。
从1981年到2002年的21年间，国际金融组织共向中国贷款504.6亿美元；而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它们对印度的贷款在短短7年间就达到了370亿美元。印度已经取代中国，成为国际金融组织最大的贷款国家。
为何印度如此受宠？首先是国际金融机构一致认为，印度在电力部门以及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机遇很大。其次是国际社会已经给中国发放了“发展中国家毕业证”。前些年结束了对中国的软贷款，近年来中国对国际金融组织的硬贷款需求量也迅速下降，因为国内贷款利率较低，使政府和企业不愿意接受它们的贷款。此局面造成世界银行面临贷款贷不出去的窘境，在这交集阶段，印度自然成了中国的理想替代者。
一旦印度获得改善了的基础设施，加上已经具有的软件优势，追求“2020目标”的底气和实力必然大大增强。
不过，Abhijit Banerjeer指出，印度基建发展存在致命伤：财政的中央集权。地方政府既没有财政预算也没有动力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官员也不会像中国那样，无论来自什么背景，一旦到了那个地方，一定为本地经济发展向中央争资源，保护本地经济利益。
“印度门”打开了吗
孟买的标志性建筑“印度门”，是为纪念一战期间为英国参战而牺牲的9万印度士兵而建。夜晚，灯光照耀下的印度门极为壮观，使人想起巴黎的凯旋门，它们中央都点着长年不熄的圣火，但凯旋门可以随意参观、献花，而印度门在围栏的隔离中，只能远望不能近观。常听到有人说外资难入“印度门”，因为“门槛”太高和路上的荆棘令投资者裹足不前。
在新德里安萨尔购物中心，记者看见一家麦当劳。这家麦当劳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麦当劳外观上别无两样，但墙壁上“本店不售任何牛肉或牛肉制品”的警示赫然醒目。
麦当劳不卖牛肉汉堡卖什么？印度的麦当劳卖羊肉和鸡肉汉堡！在印度，印度教人口占总人口83%，印度教奉牛为神灵；印度还有大约140万穆斯林，所以猪肉也只能从食品配料中删除。目前，麦当劳在德里和孟买开设了20多家分店，单从数字上看，与全球第二人口大国这一地位很不相称，但这样的规模得来极为不易。2001年5月，示威者曾包围攻麦当劳新德里总部，抗议麦当劳制作炸薯条的食用油中含有牛肉调味成分，还要求前总理瓦杰帕伊关闭印度国内所有的麦当劳。一个月后，美国麦当劳总部宣布向相关组织赔偿1000万美元。
麦当劳在印度的境遇，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印度对外开放所走过的历程。在印度的投资者中，有的如美国联合航空，利润可观却知难而退；有的如可口可乐，几进几出“印度门”却不肯轻言放弃；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那些干了几年、到头来只落得血本无归者。投资者抱怨，印度政府对外资企业征收的高额税收、实行的投资限制以及在相关法律方面的自相矛盾和不确定性，再加上各级政府中普遍盛行的官僚主义作风，使得印度市场犹如一张梦幻中的大饼，可望而不可及。
对印度是一个“不开放国家”的说法，印度人并不认可。他们认为，10年前印度严格限制外资进入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而现在政府已经加大了吸引外资的力度，关税也大幅度降低。印度政府在《2003－2004财年的预算报告》中就提出过下调16大类上百种产品关税的计划。正是由于上述政策的调整，国外产品目前在印度市场并不鲜见。以洗衣机为例，除了两个牌子是本地生产之外，其它都是国外产品，韩、日、欧、美、中都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在德里的大街上，赫然矗立着海尔的广告牌。
世界银行的《各国商业投资环境调查》报告显示，中印两国投资环境各有所长：第一，额外成本（包括过度的监管成本、腐败成本、犯罪成本、基础设施不足成本、退出市场以及破产成本等指标），中国是14.3%，印度是50%；第二，申请程序，中国有12项，印度为10项；第三，批准天数，中国46天，印度88天；第四，企业投资最少投资额（相当于人均GDP），中国需要39倍，印度需要4倍。“这是2002年的数据，这两年印度在审批天数上已经大有改进。”胡鞍钢教授说。2002年中国获得的FDI超过500亿美元，印度2003年只得到了60亿美元，这个差距正在缩小的过程中。
但要完全打开“印度门”仍是艰难的。参与德里地铁工程的韩国三星公司项目经理曹（ChoKyungho）向记者大吐苦水：“技术好的工人都在班加罗尔，他们被美国及欧洲的大公司聘用了，而我们在德里要找合适的工人很难，价格也很贵。”而且，“他们有种姓制度，我们招聘人手时的一个额外成本就是得查清楚他们的种姓。我曾经面试过一个很优秀的年青人，想聘用他做一个分部的主管，但后来发现他属于下等种姓，只好放弃，因为我知道其他员工不会听令于他。”
另一位项目经理白贤泰在派驻德里之前，曾派驻成都3年，并曾在越南、香港等地工作，他说在这些地方工作远比在印度容易，“据我了解，来自韩国的工程承包公司，没有一家在印度可以赚钱。”他认为中国工人的素质远胜印度：“印度工人的唯一优势是他们很多都懂英语，但他们又要喝下午茶又要祈祷，平均工作效率只有中国工人的一半至七成，工资则只比中国工人低少许。” 曹先生与白贤泰都表示不想在印度工作，但他们还得继续在印度旅居一段时间，因为德里的地铁项目要到2005年才完成，德里之后，其它大城市如班加罗尔、孟买等都会陆续兴建地铁，这个有10亿人口的大国，必然是海外工程公司派驻重兵之地。
被誉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的曼莫汉.辛格，今年5月22日成为印度新一届政府总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一个时代的到来，印度成为世界重要经济力量的时刻已经来临。”辛格在就职前夕说。
我们现在还不能判定中国与印度这两辆不同型号的汽车孰优孰劣，只有在2020年的终点，我们看到哪部车能安然驶达，我们才有答案。■
汽车业：“印度制造”的发动机
市场开放后如何应对跨国巨头的冲击？这是中国本土汽车厂商一直以来的梦魇。在制造业比中国“落后”的印度，这却似乎不是问题。
塔塔汽车正与辽宁华晨汽车商讨合作事宜，准备将塔塔自主开发轿车的经验引入中国，并在辽宁投资设厂。
印度塔塔汽车公司执行董事V. Sumantran不无兴奋地向本刊记者透露了这个"机密"消息。不过他说，商讨仍在进行中，还不便透露具体的构思。
如果这个项目成功，那么将是印度在中国投资的第一家大型制造业企业。它所具备的象征意义则更为深远。
有人曾形容印度是一头“跛足的大象”。印度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案例，没有依循"一、二、三"的发展模式，而是从农业直接跳到服务业。10年来，我们目睹或听闻印度软件和外包服务业的高速发展，惊呼艳羡之余，不少人暗自庆幸：还好印度的工业化水平低，工业只占GDP的27%，制造业拖了后腿，不足为虑。
不过今天要再说这样的话，可得谨慎了。过去3年，印度制造业增速超过6%，钢铁、汽车及零部件、药品和石化产品发展迅猛。看来大象决心不再跛足，且有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野心。
头号引擎
“在印度最受欢迎的轿车，是引入日本铃木技术的Maruti Udyog；但也有愈来愈多的人买塔塔(Tata)轿车，除了因为后者便宜约15%之外，部分原因是他们爱国。"印度汽车分销商Ravi Auto的主席Ravi Poddar接受访问时说。
市场开放后如何应对跨国巨头的冲击？这是中国本土汽车厂商一直以来的梦魇。在制造业比中国“落后”的印度，这却似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解决方案看起来跟当年的韩国有点像：一是有更实惠的自主开发技术和产品；二是号召人们使用国货。不过后者是要以前者为物质基础的，中国百姓并不缺乏爱国心，只是却没有可理直气壮去“爱”的载体。
汽车业已经成为带动印度制造业“迎头赶上”的头号引擎，过去三年的增速达到11%，并成为印度出口工业产品的主力。引入外援与自力更生两种模式并行不悖。
Maruti Udyog是目前印度轿车市场的领导者，2004年度(3月年结)共售出了41.74万部轿车，市场份额达55%。Maruti Udyog联席董事总经理竹内慎一对记者介绍说，日本铃木于1982年与Maruti签订合作协议，1983年开始生产，经过9年磨合，至1992年度开始发力，全年销售9.4万辆轿车，市场占有率达56%，1998年度更攀上高峰，共售出32万部轿车，市场占有率达到83%。此后，由于竞争者日多，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至2004年度才略为反弹至55%。现在Maruti Udyog的生产已99%本地化，只有一小部分的设计工序还在日本进行。
印度共有12家汽车制造商，外资巨头还有日本丰田和韩国现代等。当地的汽车市场虽然稳步增长（每年10%左右），但竹内慎一表示，要进一步减低成本及扩大出口，才能令公司的业绩有明显增长。
塔塔汽车是世界十大商用车制造商之一，是印度商用车市场的老大，2004年度销售了15.22万辆，市场份额达59%。在轿车市场排名第二，销售14万辆，市场占有率为15%。两类车的销售量合计为31.43万辆，较上年度增长43%，其中2.2万辆为出口，增长125%，均大大高于全行业增长率(33%及74%)。
Maruti Udyog苦心经营21年，占据了印度轿车市场半壁江山；而塔塔汽车进入轿车市场才仅仅6年。公司于1998年推出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Indica轿车，售价约合人民币5万余元。这款百分百“土产”迅速成为轿车市场的新亮点，也成为印度人的骄傲。去年底，塔塔汽车又成功地将自主开发的City Rover轿车卖到了英国，获得了4年出口10万辆轿车的订单，更是大长了印度人的志气。
塔塔汽车趁势加紧扩张，今年收购了韩国大宇旗下的一家卡车厂，接着又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中国未来仍是汽车制造大国，而且她有比我们更大的市场，所以塔塔与华晨合作，便可分享中国的增长。我们的开发成本较低，只是美国及欧洲的25%左右；中国的生产成本则很具吸引力。合作可把我们的优势整合起来，创造更大的竞争力，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V. Sumantran说。
中国商务部亚洲司副司长吕克俭与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率领23名汽车业代表，8月初访问印度，探讨两国汽车业合作的可能性。Maruti Udyog和塔塔汽车都是他们的重点考察对象。
上海汽车进出口公司市场部副经理徐维洋对记者说，这次到印度，见了好几家当地的汽车企业，双方正在探讨向上海采购汽车零部件的可能性。他会在回国后继续与这些公司联络，提供具体的报价及物流方案。
但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零部件出口基地的努力也正在遭遇印度的挑战。印度巴拉特制造公司（Bharat Forge）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总产值去年达5500万美元，为丰田、本田、沃尔沃、奔驰等提供零部件。预计到2005年，世界各大汽车制造商将从印度购买价值15亿美元的零部件。到2010年，印度汽车零部件出口额可能达到60亿美元。■
制药业：另一个黄金砝码
印度是美国本土以外经由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认证的制药企业最多的国家。
同样是“高新技术产业”，印度制药业的光芒却长期被IT业所掩盖。实际上，制药业对印度GDP的贡献率达6.7%，比IT业要高出近3个百分点。
印度是美国本土以外经由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认证的制药企业最多的国家。Ranbaxy和Wockhardt等制药公司在国际上颇有地位。印度国内市场的需求增长有限，凭借一定的技术优势和相对低廉的价格，出口成为印度制药业增长的主要来源。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印度制药业近来显示出强烈的海外扩张欲望。 总部在德里的印度著名药业公司Jubilant Oranosys主席Shyam S Bhartia接受本刊专访时透露，未来3年准备投资2500万至3000万美元到中国，正考虑在上海设生产线，至于会在中国生产何种药品，是否与中国企业合营或合作，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印度人均每年药品消费只有3美元，中国也只有7美元，相对于美国的191美元及日本的412美元，是两个潜力极为巨大的市场。我们在中国投资，可以将在印度的经验带到中国，也可以分享中国市场的增长。" Bhartia说。
Bhartia表示，中国和印度的制药业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印度公司具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可以制造出新的化学药剂、新的药品配送系统。而中国公司则可以运用印度公司的研发结果制造成品，发挥自己的低成本和高产量优势。”
他续称，“中国的碳氢化合物生产能力很强，这令她在大宗化工产品的生产上占有优势；低成本的电力资源同样降低了中国的制造成本。而印度则拥有更加良好的智力资源——聘用懂英语的高级知识分子比在发达国家便宜多了。"
Jubilant Oranosys目前在印度有175名研发科学家，但Bhartia说不会将印度科学家派驻中国，而是会将一些研究成果带到中国生产：“中国也有很丰富的人才库，我们会慢慢观察，找到合适的。”
Bhartia 指出，现时中国药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已做得很不错，但产品要进一步得到美国及欧洲市场认同，使更多产品通过美国FDA检测，关键是要提高透明度。“我们的公司从一开始就很透明，谁要见我，我都会见，如果我没空，我的同事也会代行；他们要问甚么，我们都会回答，他们要看甚么，我们都会带他们去。”
“我们这种传统，令所有同事都有良好的习惯，除了真正的商业秘密及正在研究的具体内容之外，所有纪录都是清清楚楚的，随时可以给别人看的。这样人家就会放心，我们内部也可以防范风险。”■
印度电信业：为什么可以单向收费？
在拉贾斯坦邦浩瀚无垠的沙漠中，骆驼拉着移动电话在不同的乡村之间穿行。印度以它独特的方式，成为中国之后增长最快的移动通信市场。单向收费、完全竞争、服务精细化，印度电信业不断创造惊奇。
在印度城市里，司机和小商贩们每月的收入仅有100 美元，但手机已不再是奢侈品。富裕家庭的孩子在
街上边走边打电话自不用说，一些年青的平民子弟也拥有一部或是几部时尚手机。而最让记者惊奇和羡慕的是，他们打手机是单向收费的！
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3年前申请一个电话线路要在合适的地区，否则可能等上数年。现在情况不同了，移动通信使用者以每月大约150万的数目增长，到2004年9月，移动电话的使用数目有望赶上4250万的固定电话。印度成为当今世界上除中国之外增长最快的移动通信市场。
这并不代表印度将变成比中国更重要的市场，目前印度人口的手机使用率不足4%，而中国已经达到21%。赶上中国仍然需要至少5年甚至更多时间，关键是5年后。
单向收费的惊奇
2003年5月1日，印度电信主管部门正式宣布，将移动运营商从双向收费改为单向收费，这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例。
这恰似挑动了中国电信业一根敏感的神经。为什么印度可以实现单向收费而中国迟迟不能？印度政府为什么可以做到不屈从于运营商的压力，不被强大利益集团所“捕获”？
印度电信市场的成长模式和中国非常相似，在固定电话没有完全满足市场需求的时候，移动电话闯入市场：GSM领先进入，CDMA紧追其后。不过，6家CDMA运营商进入市场的初始条件远不如中国联通，无一家运营商得到移动牌照。他们拿到的只是无线固话牌照，提供的服务恰似中国的小灵通。
“由于CDMA进入市场时就是单向收费，很多人接到GSM电话并不接听，看到号码后再用CDMA电话打过去。”国际电联顾问Vinoo Goyal说。
带来的结果是，从理论上运营商双向收费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实际上恰恰因为双向收费，到手的鸭子反而飞了。Vinoo Goyal说：“看到人们拿着小灵通满大街走，GSM运营商开始感到丢失客户以及收入减少的压力。”
2002年5月，印度电信部门初步作出单向收费的决定。政府的意图很明显，2002年4月移动用户只有643万，政府的目标是在一年后使移动用户翻一番，到2005年底达到1个亿。
对此，身处用户优势与价格劣势的GSM运营商们无可奈何，但是他们坚持认为，无论是打出电话还是接收电话，都在使用频率与光缆，因为投资巨大，他们需要从双向收费中获得投资的补偿与利益。
电信主管部门虽有所动摇，但并未因此向已经具有市场权力的大企业妥协。
尽管当时一些运营公司背负770亿卢比的债务，电信部门仍然坚持从原来维护大企业的政策导向转向维护新进入的私人企业，从制度上防止大企业侵占消费者的利益。他们告诉运营商把眼光放远，改成单向收费之后市场一定会出现爆炸式的增长。
正如所料：2003年4月，印度无线用户基数为1300万；到2004年6月，用户已经增加到3838万。
消费者无疑享受到了最大的实惠。拉贾斯坦邦的Shyam公司是一家地区运营商，公司总裁Suneet Vohra对记者说，该地区的移动通信价格以前是16卢比／分钟（约3元人民币），双向收费就是32卢比（约6元人民币）；现在则是1卢比／分钟（2毛钱人民币不到），而且是单向收费。该地区的用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增加到50多万户。
记者问，“双改单”是否可以赚到钱？“我们已经开始赢利。”他说，“双向收费是一家赚大钱，别人看着；单向收费虽然赚得少，反正我们薄利多销，大家都能够赚到钱。”
“双改单”一年多以来， 6家运营商没有一家倒闭；相反，他们在分享用户增长的盛宴，他们相继承认：“我们赚到了钱。”
完全竞争的效果
印度电信部门之所以有底气和信心坚持“双改单”，与印度电信业的市场结构密不可分。
中国在1985年开始发展移动通信的时候，印度只有一家国有电信运营商。1995年，当中国已有360多万人使用手机时，印度刚刚决定在城市允许运营商提供移动服务，但却首先把运营执照给了四家私人公司。
Bharat Sanchar Nigam Limited(BSNL)前不久刚搬到德里的新办公大楼中，人们没有忘记BSNL更为出名的一个身份——百年来印度最大且唯一的固话业务供应商。
BSNL占有固网90%的市场，该公司的网络容量大概是4000万，真正的用户为3500万。“电信管理局或者通信部都没有100年的历史，而我们这个公司多年来一直行使政府的职能。”BSNL计划主管Varadaraja说。
印度的电信改革是公司化与私有化并进的过程，BSNL成为手术的第一个对象。首先是将BSNL公司化，不再由国家通信与信息技术部掌控，但仍然是100%政府股份；之后一切为二，划分出一个叫Mahanagar Telephone Nigam Limited(MTNL)的姊妹公司，在德里和孟买经营无线本地接入服务，外资占41%的股份，59%的股份仍属国有，该公司准备在最近两年内上市。
在公司化、私有化之后，印度全国形成六个主要移动运营商:BSNL、Reliance
Infocomm、Bharti Tele-Ventures、Hutchison、Tata Teleservices和Idea Cellular。六大玩家形成充分竞争态势，仅在德里一个地区就有三家固网运营商和四家移动运营商。
新进入者都是私人公司，不讲“血统”（内资或者外资）和“出身”（是否有电信业经营背景），只要具有良好的行业经营业绩均可进入。例如，被称作“价格杀手”的Reliance出身与中石油相似，主业是化工而并非高科技公司，“只不过是一家生产‘的确良’的企业”，Vinoo Goyal说，“而Tata Teleservices是以钢铁起家。”
Reliance目前是印度CDMA最大的运营商，市场份额达72%。公司1995年就拿到了执照，却用了6年时间静观进入时机，当他们在2001年启动运营时，第一个动作就是大幅度降低无线话费，甚至一度低于固网话费。后在同业和政府的干预下，双方达成妥协：移动话费不低于固网话费。但整个市场的通话价格已经下降了70%－80%。
对于新进入的竞争者，老的国有公司心态平和。“有新人进来跟我们竞争，抢走了市场份额，我们的收入是要掉下一些。但是通过竞争出现许多增值业务，看到别人有什么新业务，我们都会产生出来。” Varadaraja说。
为何印度在天然垄断行业向私人开放？Vinoo Goyal介绍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基础领域的投资量非常巨大，国家没有那么多钱。事实证明，天然垄断行业对私人开放之后，原来发展滞后的这些行业发展得非常快。”
固网与移动“拉锯”
在拉贾斯坦邦浩瀚无垠的沙漠中，骆驼拉着移动电话像一叶小舟在不同的乡村之间穿行。在人群聚集的市场、商店、医院门前，移动服务车通过GPRS与网络相连，独特之处在于，所有的账单被当场受理。
这是私人电信公司向边远地区城镇乡村提供的特殊服务，他们希望多样化的创新能够令自己脱颖而出。
印度电信市场的成长模式虽然与中国相似，但其市场结构则与美国相似，竞争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固网与移动的此消彼长。据《商业世界》提供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三年中，有近百万的BSNL和MTNL的客户已经或正在放弃他们的固网连接。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服务质量的提高使得很多原来拥有两部固定电话的家庭放弃了一部；另外，原来那种认为固网通信为普通大众服务而移动电话为高层服务的观点已经彻底改变了。
Bharti 公司的主管Rajan Mittal说：“整个理论正在被彻底反转，公司和家庭数字用户正对固网产生很大的需求；而普通大众则乐于选择现在真正变得廉价的移动通信服务。”
这一趋势在最近的将来没有改变的可能。如今，固网经营商们正在寻找确保其业务持续增长的方法。但不利的情况是，新建立一个固网连接需要花费2.4万卢比，而获得一个新的移动通信用户则只需花费6000卢比。
于是产生了疑问：印度的固网通信事业是否还有未来？
在过去数年中，Reliance、Tata Teleservices等私营公司已经将固网的数量增加至近百万条。如今，所有的私营固网经营商合计共有235万条链路铺设到位。
背负压力的BSNL公司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找到新的用户群。不过BSNL的主席V.P.Sinha仍保持乐观，“只要当我们开始提供增值服务时，对固定通信的需求仍将增长。”就目前来说，这主要是指提供宽带以及视频会议服务。BSNL正在开展一项旨在今后2至3年为众多家庭提供光纤连接的计划，第一步将在最大的27个城市启动。
今后的几年内，固网业务将开始新一轮的增长。V.P.Sinha表示，他的乐观基于取消本地业务的限定。光这一点就能改变那些私营经营商的命运。而悲观者却认为，焦点在于如何增加从每个固网用户获得的平均收入。
在这样大的一个行动中，最大的输家可能将会是BSNL或MTNL。
电信服务“精细化”运动
印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颁发了如此多的电信许可执照，以至于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区能出其右。有人质疑政府是否有些操之过急？是否会带来“过剩”？
印度电信管理局（TRAI）曾规定：业内合并的两家企业，其市场份额之和不能超过整个市场份额的50%。而最新的规定将这一限值提升为67%。这就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合并在政策上铺平了道路，也有利于逐渐为电信市场的竞争降温。
但事实不像期待的那样理想，目前的合并进程显得缓慢而谨慎。六家移动公司中的某一位CEO说：“理论设想得都很好。但是到了现实中，你就需要考虑到有形的技术和无形的自我意识。”
这六家企业——不管是属于GSM阵营，还是CDMA阵营——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历程。即使Reliance和Bharti会考虑合并，它们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并购之后怎样来进行整合？当然，谁也不希望并购的结果只是简单地将公司的下层结构规模翻番。
电信业的运作方式也使得各个公司比较容易支撑较长的时间，即使是那些地区级的竞争者。无线通信行业的固定成本很高，但可变成本比较低。虽然规模效益对于企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从中短期来看，商家可以轻而易举地构建自己的网络而且运营几乎不用花钱。同时，由于整个电信市场的蛋糕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做大，这也使得维持基本运营的难度降低。
7月9日，印度新一届政府决定将电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上限从原来的49%提高到74%。这势必增加竞争的压力。
麦肯锡的Venkataraman承认，最近他们不停地接到国际上各大电信服务商询问印度市场情况的电话。印度电信竞争的激烈程度，使这些闯荡在世界电信沙场的“老手”们感到吃惊。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对这个市场兴趣不减”。
Bharti计划在明年3月前将用户容量增加到1200万。Tata Teleservices则将在年底前在700个城镇开通业务。每一家大公司都声称，今后几年自己将有2500万－3000万用户。
最后真的会带来“产量过剩”吗？如果各个厂商只是依靠语音传递服务的话，那么确实面临着过剩的可能。但如果他们能培育出一个对数据传输要求很旺盛的市场，并利用他们的网络提供应用传输服务的话，这种压力就会缓和很多。
许多人正在关注印度的电信市场，因为它创造了太多的惊奇。电信业内人士预测，2年之后增长将会放缓，市场将开始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