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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综合开发研究院和深圳商报主办的第四届“全球脑库论坛”，将于2004年9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召开。以“活力中国与全球区域经济整合”为主题，大会将对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透视和展望，对加入WTO后中国在全球区域经济整合中应扮演的角色和作用进行研判，探讨东亚经济圈在全球化浪潮下的未来走势。搜狐财经独家直播本次活动。
唐杰：非常感谢莫里斯教授做的精彩的演讲，特别是关于区域整合当中的税收问题，这是中国和周边国家，中国和东盟国家，中国和自己区域内，刚才龙部长讲的各省区之间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对咱们各省区之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下面有请青木昌彦教授演讲。
青木昌彦：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十年前我们斯坦福的三位同事（瑞尔德）教授是在中国经济当中非常出名的教授，十年前我们来到了深圳，然后我们去了北京，参加了一次对中国影响非常大的一次会议（京中会议）。另外朱（熔）基总理在当中和我们讨论了两个小时，关于经济改革的一些问题。这个机遇对我们来讲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我们在进行机构分析当中带来很多方面的启迪，包括一些机构方面的改革和变化等等。
所以今天我的发言是基于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些研究工作，这也是我在深圳的访问当中所取得的认识。今天有很多位演讲嘉宾讲过了市场方面的整合，当然这些对推进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提出了一些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警示，也许我提出“警示”这个词可能大了一点，但是至少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尽快解决，经济方面的互动在这个区域当中加强解决，更多的互动。包括互联网的沟通等等，包括在政治方面的冲突和争议，以及在区域之外的问题，另外在经济方面来说，不只是经济繁荣的问题，而是说能够创造更多的收入。尤其是在现在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我知道（拉里但）教授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他最近提出了这个观点，对我们在中国不同的学者专家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我想通过私有化和不同程度的国际化当中进行改革所带来的一些问题，这里包括随着经济的增加，这方面的流动也带来很多国际化的竞争性。它当然也为我们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包括在跨国境当中不同的家禽以及对疾病的传播等等，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将这些问题中心化进行处理。尤其是在国际化的区域国家的整合当中，当然这是一些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想主要聚焦于，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市场治理的问题。我们怎么样知道新的交易，交换的这些标准能够建立。包括我们怎么样充分利用和政府的积极政策来推进这方面的改革。我发现很多国家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我们也达到这方面的共识。也就是说我们能设施出这样一个整合方案。
在这个方面有很多见仁见智的观点。（黑克斯）在今年讲过一句话，最简单的交易也是一种交易。所以对于贸易来说，在交易当中不只是产品的交易，还包括信息的消化，包括（马瑞）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当中提到这一点，莫里斯也专门提到过这方面的问题。这一方面我们知道付款就是这种合同的法律保障形式，税收需要用协议来进行交易，在交割期进行交货。我们想在这个介绍当中主要是机制性的比较研究，我们知道在以法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认为可以实施的这种法律在一开始可能并不存在。它是由市场的主要问题和转化当中所存在的问题决定。我们知道在实施一个合同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治理机制，首先是个人之间的信誉，这当中也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当然是以机制性的贸易当中相比较。在贸易当中来说，我们按照贸易正常的方法，我们通过商业的法则运作，以及法律规定的政策要求，包括无论是买方和卖方之间所建立的联系，也包括不同的业务单位或者是关系。这样的话就是所谓贸易的准则、准范以及市场的情况以及业务的对象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当然还需要交易是相互认识的双方。我们可以争论在亚洲早期国家并不存在这种模式，但是作为第三方，在进入这个领域以及传播的领域当中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保证这方面的顺利进行。因为我们知道在欧洲出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在这里出现了更多的不同的单位来参与这方面的交易，或者是我们最近知道在具体的拍卖业务当中也出现了这个方面的问题，对不熟悉的交易双方也可以进行。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第三方的信息，不只是可以传播的，可以是公布的信息，因为他们自己也参与这方面。包括阿迪达斯和其他的方面也好，对他们来说，对他们个体的交易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些机制是由第三方所强制实施的一些领域，我想无论是参与或者是抑制，但是这个机制至少需要的时候是可以使用的。另外还有一些是我刚才讲过的，我们说在社会学当中提出过，包括（甘贝特）教授在这方面做过很深的研究，包括意大利的黑手党当中作为所谓的第三方执法的情况。他因为是在意大利，政府是比较弱势的，同样情况在贸易的交易双方当中，如果出现一些问题，可能是看作一种在不同的环境之下的情况。另外还有我们说的一些法规，主要反映出合同，以及包括这些在所需要法律，所制定的有关条款。这个我们知道这主要是经过设计的产品，如果说，我们在互联网上购买这个产品，可能在一段时间当中，通过一段时间又发现这个产品根本无法使用，所以这些问题要通过技术设计来保证。
另外一种重要的执法机制，也就是我们叫做道德的准则。这可能是一些我们跟第三方执行当中比较独特的一种执行方式。比如说交易者本身他自己就应该用一种诚信的方式。他自己的脑子里有应该保持一种诚实，一种概念，才驱使他执行这种机制。实际上这种机构的分析可以看到不同的机制可以一起来作用的，根据这种分析，我们可以说法制其实是我们最希望的，或者说最好的一种执行机制。法制是可以省下我们交易的费用。因为我们是通过合约、履约来进行合作的。你如果违约的话，你可能就会由政府来进行处理，对于每一个个人，他也有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法制是我们最希望的一种方式。
另外法制也可以帮助市场进一步地扩张，因为我们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公开。我们的交易者也能够对这个市场有一定的信心。因为他知道市场有任何的不规范的情况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法制并不是唯一的一种治理的机制，还有其他的一些治理的机制，有时候对法制是一种补充，或者是一种有益的补充，或者是一种辅助的形式，甚至有时候和法制还有一定的冲突，或者是它比法制更加有效，比如说第三方的执行，包括政府部门或者是黑手党，他们在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甚至是不一样的，或者是更大的一种作用。所以说如果我们本人是更加的诚实或者是更加的诚信的话，这也是对这个法制是一种非常好的补充。
因为人本身的诚信就支持了法律的效力。他们本身就有这种诚实的想法，这也是不同机制作用的例子。我们讲的第三方执行的这一种机制，往往是一种很好的补充的形式。所以在我们的观点里来说，这个公司必须要能够很好分析一下各种履约的强制机制，才能够确保它能够履约，也能够确保整个市场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理。尤其是对于一些历史性的条件或者是一些有限的资源来说，如果大家记得十年前当俄罗斯开始了转型到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的教训。他们一下子采纳了一种安格鲁—萨克斯的机制，但是很可惜他们引用了这种西方的机制以后，他们并没有很好的监管者，或者是检查者的角色，所以法律的框架也没有特别好的完善，没有办法很好的实施西方的架构。
另外通过我们这种分析，我们也发现在管治的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法制的中立性，因为我们必须要有法律的中立性。但同时政府也需要有一个民主的控制，否则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矛盾。就是政府的民主控制和法制的有效性之间可能会出现矛盾，如果我们有民主的控制，有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发现国家之间、政府之间或者是一些利益群体之间会出现一些合谋，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问题。
另外，我再讲到三个不同的方面，就是市场的管治，也就是说我们在转型期对这个市场怎么样进行有效的管治。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通过社会学的研究，我们知道通常是在社会准则和法制键击划了一条很清楚的界限。因为法制是我们对市场进行一种规范的控制，尤其是对转型的经济体来说，法制是特别重要的。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通过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转型期的经济，尤其是亚洲的一些国家这些法制并不是这么简单。有时候社会本身的一些准则也对转型起到关键的作用，也就是说转型期的国家或者是经济体，它们通过自己本身社会的一些固有的规范能够帮助它进行转型，而不不仅仅是依靠法制。包括我们在日本的一些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包括印尼，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发展，在转型过程当中我们这种社会的规范都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研究的成果，都指出了，比如说（海亚米）教授他的研究报告当中也支持了这个论点。
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国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市场发展一般来说都认为是由出口带动的，或者是由投资所拉动的一种经济发展。尤其在过去二十年都是出口型和投资型的。包括由本地的储蓄所拉动的经济增长。当中国没有这种社会治理或者是法律治理的有效的架构的时候，为什么中国还能够成功地引入这么多的投资呢？虽然中国的法制框架还没有完善，但是为什么中国还有这么多的投资流入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发展呢？为什么外资机构能够对中国有这么大的信任把这个资金带到中国来呢。这些问题我们进行讨论之后，我们得出一些论点，也就是说公司的结构，包括香港，它比如说香港的一些法律的传统，或者是人力资源，或者是一些香港会计制度，包括警察或者是法律、公安等等这方面的制度，都提高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信赖度。所以我们这样也间接地帮助了在中国投资的信心。很多的投资是透过香港来进行投资的，所以通过香港完善的制度，香港也帮助了中国对吸引外资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发现很多的现象可以看到香港的经济和华南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也日益明显了，这也使得我们发现有一个更大的经济扩张情况，包括扩张到越南和其他东盟的一些国家。这个很有趣的，可以看我们看到一种非正式性和甚至是正式性的经济合作的发展现象。这也是我们这个地区扩张所带来的效果。
最后，这个市场的管制，尤其是在转型期的经济体里面，或者是由全球化的进程当中，我们要考虑到法制，包括了其他的一些要求或者是规则，包括了WTO的一些规则。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机制仍然是不完善的，有时候这些规则它还是没有办法实施的，包括WTO的一些规则不太好实施。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可以用一些双边的谈判，一些多边、双边的一些地区性的协议来解决这些法规或者是违反执行规则带来的问题。在一方面我们有全球化，另一方面我们有区域性的谈判和协商，这样子双方并不是矛盾的，但是双方是互相帮助的。
两年前，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一个很大量的贸易争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现象。也就是在我们的谈判当中可以解决这些争端，突然我们出现了这么大量的中国的出口，比如说蘑菇和其他一些农产品到了日本的出口，日本就作出了反击，对这些出口征收了很高的关税，中国也作出了相应的反击，比如说对日本的汽车也作出了惩罚性征收了关税。所以有了这些贸易的冲突，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中日双方进行协商来解决贸易上的争端，互相作出妥协让步在作出合作的解决办法。
日本我们会觉得这种正式的协议对日本并不是特别合理的，日本是更应该遵循WTO的规则，而并不是遵循一些双边的协议。这种观点其实我们会觉得如果你相信这种法制精神的话，我们只是考虑法制的话，这并不是非常完善的，我觉得并不是一种非常正确的观点，或者有时候只是讲法制的话，也并不是一种最完善的做法，有时候甚至是一种不成熟的做法。因为通过法制以外的这种谈判和协商，有可能是一种更加有效的、更加合理的做法。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我就讲到这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