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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二一”家庭（即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四人、父母二人、孩子一人的家庭类型）大量存在的同时，上海、北京等地一些有较强经济能力的人，正流行以缴纳高额罚款和到国外生小孩等方法，让自己拥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孩子。
农村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在云南会泽，一些村庄已经连续七八年未出现超生记录，农民正经历着由不让生到不想生的思想转变。而国家对农业人口生育政策的重心，已然从“多生罚”转向“少生奖”。
城市和农村分别出现的这一生育意愿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中国人口发展正面临着一个转型关口。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始于1982年。通过22年的努力，中国已经顺利实现了人口在庞大基数上的低增长，缓解了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行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突出。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素质下降等问题，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困扰中国。
今年3月10日，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会议的胡锦涛在讲话中，11次提到了“持续”，6次提到了“可持续”。正如一些专家所分析的，他的讲话预示着实施22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即将重大调整。
外滩记者 贺莉丹／报道
每当逛商场的时候，丁鹏（化名）的目光经常会不由自主地跟着那些推着婴儿车、抱着几个孩子的老外转。
3年前，他和妻子吴雪（化名）拥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但他一直渴望能再添个孩子，“我不想让我的女儿寂寞成长。”丁鹏说。而根据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且在间隔4年后报请计生部门同意才能获得生育二胎的资格，丁鹏夫妇不符合这个条件。
丁鹏决定“先斩后奏”。一年半前，他如愿以偿。
但他至今还没去给超生的第二个孩子报户口。“挺后悔没在妻子怀孕前全家移民海外，这样，第二个孩子一落地就能取得外国国籍。”9月3日再提起当年往事，丁鹏有些无奈地说，“实在没有办法，我愿意缴纳8万多元的‘社会抚养费（即超生罚款）’，换取孩子的户口。”
在丁鹏的生活圈子里，生育两个孩子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30岁的丁鹏是一家知名IT企业的中高层，年收入数十万元。这个由民营企业家、私营业主、海归派以及企业中高管理层等构成的“新富”阶层，正流行以缴纳高额罚款和到国外生小孩等方法，让自己拥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孩子。
但从今年4月15日起，“丁鹏”们不需要再这般为生第二个孩子大费周折了，上海市取消了二胎生育间隔4年的规定。
二胎梦想
让孩子安全健康的成长，是丁鹏考虑生养两个孩子的首要因素。“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养育的风险也很大，如果一旦夭折，父母会痛不欲生。”丁鹏说。
良好的经济实力为他的决定增添了理由。“以往的说法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但现在，能生两个孩子的基本上是比较有经济基础、学历也比较高的人群，他们希望让后代有个更好的环境，而很少考虑到经济成本。”丁鹏说，他现在的日子过得非常充实，而且充满乐趣。
婚姻家庭专家徐安琪在今年年初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发现，目前上海的青年男女中，教育程度高和经济收入高的“双高”人士，对生育第二个小孩的兴趣最大。
同样现象也发生在中国其他城市。零点调查公司进行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的白领，想拥有第二个孩子的人比希望只生一个小孩的人多了34.6%。
2002年，江苏省有人大代表建议将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允许博士、硕士这类高素质的人生二胎，借此来提高人口素质，结果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因涉嫌学历歧视，动议最终被否决。
为得到梦想中的第二个孩子，新富阶层们情愿为此付出“社会抚养费”。在上海，这一笔费用是超生子女出生前一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但对他们而言，这笔钱并未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
而现在，他们又找到了移民这条捷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科院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一胎政策未松绑前，近四成的人考虑到国外生第二胎。
上海放宽生育政策
这一局面在今年4月15日有了变化。上海市对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微调，取消了原《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妻应当有四年生育间隔的规定。
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夏毅说，这是上海首次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人口综合管理以及政府各相关部门在人口综合管理中的职责作出明确规定。
上海将放宽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其实去年年底就已经在上海广泛传开。在南京东路街道计划生育生殖保健综合服务站站长田如凤的印象里，从那时起，跑来咨询二胎政策的人就猛然多了起来。
上海眼下是中国最繁华富庶的城市。但自1979年起，上海即迈入了老龄化城市行列，领先全国21年。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自1993 年以来，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已连续10年出现负增长。这也就是说，上海正式居民的自然死亡率已经超过了出生率。
事业和生活压力，使许多市民不想生，甚至恐惧生。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人已占上海总人口的18.4%，专家据此预测，到2030年，上海市民中平均不到3人就有一个是老年人。
正如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人口经济学博士李建民教授所说：“上海的老龄化比其他城市更为突出，这构成了放宽生育政策的重要前提。”
夏毅认为，这一调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老龄化日益凸显的情况下，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与控制人口数量，已经同时成为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的目标。“政府希望居民自主调节生育计划”，夏毅说，在生育实体和总量都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政府从单向的行政调控转变为同公众的双向交流，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削峰填谷”作用。
但上海计划生育政策的微小调整并没有改变低生育水平这个初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邬沧萍认为：“我国稳定的低生育水平给政策微调提供了保障，我们的总和生育率（一对夫妇平均所生的孩子数量）控制在1.6到1.7之间，现在微调以后，这个增幅顶多为0.07，不会有很大改变。”
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谢玲丽举例说，上海户籍每年的新生儿数量为8-9万，但每年要引进人才约40万，即便独生子女生育二胎取消4年间隔的政策真正落实了，到2009年新生儿数量也不过是17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