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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界近来最火的热点，是香港学者郎咸平与格林柯尔老板顾雏军的争执，最近据说顾老板冲冠一怒为脸面，把郎教授搞上了香港法院，现如今被称为“郎顾公案”。面对顾老板的汹汹气势，郎教授则对国内学术界的漠然公开表示失望，这一表示不要紧，立马就有京沪两地的猛人出招了。
北京先发招的是两位身强力壮的策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和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
先看看张文魁这个准副局级干部的动静。《21世纪经济报道》的标题就是 国研中心张文魁：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不容否定！发话气势用“挟泰山以临北海”来描述才差可相似。听听！“可以肯定，产权改革不会停止，“风向”不会变，因为国企产权改革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说，是“不做学问的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后确定的基本方针。 回顾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党和政府关于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的方针政策是系统的、连续的和严肃的，是建立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讨论的基础上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几乎为党的每一次重要会议和制订国企改革等重大方针政策组织过课题组，我们每一个课题的调查研究都要耗时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我自己也参加过其中的一些工作，怎么能说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呢？”
您瞧，不但用反问句，后面还隔行带了个“呢”呐，显然是再前任国务院领导的遗风，架势倒象是国务院“冒号”，风格则活脱就是大批判时代的“粱效”，趁机还给国研中心做了一回广告。不知当年闹“文革”的时候，这兄弟在倒腾什么，或者索性就是“粱效”少年班成员也未可知。如果邓公还健在的话，这伙计就很可能被当成“三种人”批上“开除出党，永不录用”的码样，放进历史的冰箱，让他享受享受王宝钏女士独居寒窑18载政治上守活寡的待遇。
再瞧瞧赵晓部长。“郎咸平说整个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出来公开支持他，那么他有没有向我们征询意见呢？没有。”“郎咸平对海尔、格林柯尔集团的分析报告，都是首先对媒体公开的，事先并没有问过我们这些同行的意见。”“郎咸平对格林柯尔集团的分析报告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的。我们当然也不可能在一两天之内对这份报告作出评议，”“我们至少要在一个月以后才可能对郎咸平的报告发表看法 前提是，我们要比他聪明三倍。”瞧！赵部长说得多好，你郎某人搞个报告，也不事先向领导请示汇报，未经组织审核批准擅自对外发布，当然要“文责自负”了。郎某人听好了，赵部长的我字后面还带了个“们”呢，这只是亮一下旗帜，后面到底有多少队伍，估计郎教授是算不出来的。
凭心而论，赵晓的不少文章我还是喜欢的，有见地也有情趣，但不知这老弟两年功夫怎么就练就了一身官气呢？而官学一体化据说是目前官场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烟花小姐弄个博士招牌现在已不算什么新闻了，把教授或博士倒腾成部长正在成为主流，钱老学森先生二十年前的“梦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上海方面首先亮相的是两位学院派“海龟” 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汪康懋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
上网一查，拽了一大串猪尾巴头衔的汪康懋光一身五花八门的行头就让人莫名就里：这伙计究竟是干什么的？不管哪里他都要插一杠子，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近日在有关传媒业发展方向的演讲中声称“我今天的发言完全跟中央的政策保持一致，因为一般我的规矩是我讲的话、我推动的事情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会成为中央的决策”。敢情这老小子能对紫光阁耳提面命么？北京管爱生事儿的人叫做“事儿妈”，哪晓得上海竟能产出这样一位能呼风唤雨、左右中南海中枢的“策儿妈”来。依照这样的疯癫标准，汪海龟就“郎顾公案”的说法显然算是谦虚的 “学者不能把企业家作为敌人”，这倒还基本符合汪海龟目前那乌七八糟的路子和生活状态，他本人似乎主要从企业家那里讨饭碗，而“学者”名衔对他本来就只是一件遮羞档丑的外衣。这个世界上最滑稽的事情，莫过于最有谦虚资本的人，却充满了最张狂无耻的欲望！
听汪海龟讲话比探望我那疯癫多年的二姨子还让人悲悯，十分感谢汪海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肆施舍怜悯的好机会，活在这样一个吃饱了都没事儿干的太平盛世，要施舍点怜悯该多不容易！同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美帝国主义到底用了什么手段，竟把一个活蹦乱跳的金融教授折腾成一表演天才？这也更增添了我等对美帝国主义生物高科技手段的无限恐惧与仇恨。改天儿如果我们要拿下台湾，就先把留美博士汪康懋放出来上CCTV，那简直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保管全国人民的爱国反美热情空前高涨。
名衔还算清爽的张海龟则说道：“郎咸平并未真正进入企业，因此，研究的结论不够成熟，还停留在猜测层面，不应该“急于求成”地公诸于众。”不知道这伙计是压根儿没做过上市公司调查，还是在那里装糊涂。还“真正进入”呢，你得先看看中国有哪一家上市公司愿意认真接待研究意向不明的学者，你亲身到现场就能保证研究的真实可靠么？中国上市公司员工甚至中小股东被蒙在鼓里的事情还少吗？就算你真正进入又能如何呢？张军博士研究了这么长时间的中国经济，也是一位让人尊敬的学者，难道还不明白这些基本国情么？
近两天著名大炮张维迎也开腔了，号召全社会“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这套路也明显透着京派的精气神儿，二话不说先给那些企业家戴了个至高无上的伦理帽子 “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这招数是跟陈老总学的，一句“毛主席语录: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就能让任何批斗企图流产，你还能争论什么？
不由得你不佩服那位善使“匕首与投枪”的鲁迅这位绍兴老人，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京海争战”中，就一针见血地点出“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瞧瞧上述各位就“郎顾公案”的“倾情表演”，你不能不赞叹地域文化一脉相承伏线千里的奥妙，那才真是骨子里的东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于此可见一斑。
郎教授真该给张大炮等人补补课才对，鄙人多年以前就曾坚定支持国有资产私有化，死心塌地地认定产权问题解决了，国企的所有问题就会彻底解决，中国的社会改革事业就会全面成功。但多年的实际工作生活经历让我对此产生了诸多怀疑，而郎教授在三年前一次课程中关于社会资产在私人(家族)手中集中度与立法和司法的公正性和有效性的国际比较数据和结论，则彻底摧毁了我坚持了多年的观点。他的大意是“欧美国家私人资产集中度与立法和司法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基本无关，而东亚国家除日本之外，包括香港、菲律宾、印尼等，私人资产的集中度与立法司法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成反比！”再对照现实中愈演愈烈的官商勾结型腐败和一些暴发户的胡作非为以及巧取豪夺的“资本运营”手段，你怎么能够想像这样一种国资改革能符合大多数人的理想呢？
郎咸平说话随意，有些观点未必经过深思，有时说话打击面大，可能伤害一大片，特别是对一些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可能还有一些偏见和误解，不能体谅大陆企业家极其艰难的生存处境与创业方式，这是他的缺失，也是他的风格。人无完人，何必强求？
但是，“过效率化”倾向极其严重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界何曾认真反思过他们一直力主的改革思路？离开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自由、人权、民主、平等、正义”等人性价值基础，单纯追求特殊阶层的财富累积和利益扩张，是我们想要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状态么？那种企图强制一两代人通过艰苦努力创造一个天堂社会的想法，不仅是荒唐和不贴实际的，而且也是违反人性和人权的。人们犯一点单纯的认知错误其实并不打紧，可怕的是一意孤行的个人野心借着某种冠冕堂皇的道义理由成为一种主流社会运动，这个社会的祸端也就将从此开始。十年动乱、法西斯运动不都是我们记忆犹新的例子吗？不知张教授等可曾注意到了这些？
对于张教授因“郎顾公案”又趁热端出的其它几道夹生菜，我们也不妨套用张教授本人惯常使用的抬杠套路顺便品尝一下。
1.“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只有分给私人经营者，才能有积极性，给企业家定价，才会出现企业家市场，才会有信托责任”。瞧，这伙计要“分给私人经营者”了，这比叶利钦还牛B呀！郎咸平以及绝大多数人并不反对通过公正合法的程序出售给任何人，他是反对那种自我定价又出售给自己这种显失公平的方式，张教授是否明白？
2．“信托责任是什么?不是让你放那儿看着不动，而是要你按照所有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照顾好它。所以说，海尔也好、TCL也好，他们的老总都有这个责任。难道说哪些把企业搞垮的人才算尽到了信托责任?”好！举个例子。假如李大枪的朋友出国留学，请他帮忙照看一下妻子，结果朋友一年后回国看到妻子面呈菜色，饿了个半死，这事儿受到了张大炮的猛烈抨击，说那位没有尽到信托责任，这不错，也挺仗义；第二年张大炮的的朋友出国，委托张大炮照看妻子，回来后看到妻子雨露滋润禾苗壮，还送上请柬喜糖，但却告诉他，自己已成为张大炮的新婚夫人，恭请他参加明天“我们的结婚典礼”！诸位，您认为张大炮尽到信托责任了吗？
3. “哪个地方改制早，哪个地方的经济就活跃，哪个地方改制晚，问题也就越多，就越需要国际更多的拨款和贷款支持。因此，我们一定要强调国企改革的‘时间价值’。据我所知，国家对国有资产转让有一整套的手续和程序，需要层层报批，卖国企比卖私企烦琐多了。这种安排，正面的意义就是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而负面的作用就是拖延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那可不是！趁全国人民还沉醉在太平盛世的美梦中，不“分光、吃光、花光”还等什么？一旦他们醒过闷儿来，弄出规则象土地一样提前公示全国甚至全世界，严格按程序搞起公开拍卖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就大大拖延了。时间价值呀！你的，大大的明白？
4.“学者讨论问题，要保持平和心态，而不应该哗众取宠。而且，学者也不应该寻求学术以外的手段去解决学者问题，包括借助媒体、网络。一个学者如果只为了自己知名度的最大化，只为迎合大众的流行舆论而讲话，那他已经丧失了学者的独立性，也丧失了学者的基本良知，这在西方学术界是被人所不齿的，而在我们这里，却常常被认为是有‘良知’的学者，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列位！你们是如何知道张同志的名讳和诨号的？我怎么听都象前革命文艺家的晚年教导“年轻人对爱情要忠贞啊！我年轻那阵子为革命颠沛流离，换那么多老婆是不得已啊！哈哈！”陕西当地有条民谚“兢兢业业把球chua(提手旁加卡)，胡日乱弄百不咋”，张同志不就仗着这路子从黄土高坡长安县杀将到北京，又过五关斩六将(其实主要是点儿经济应用数学)夺得牛津博士高帽，再杀回北大升坛论道的么？这一路斩杀，尽显“西北狼”风范，我老人家对此其实相当佩服，从一个农民的孩子成为北大校长助理，没有两把刷子甚至几把刀子能行吗？这也是市场经济预设并承认其合理性的“霍布斯丛林法则”之一，张同志以身作则勤而行之本无可非议，但如果以前辈身份搞“只许州官放火”的把戏，而且充满一种为“弱肉强食”法则寻找道义根据的激情，那就比较可悲与可恶了，一不留神突显言者的文化无知与人文无情。这世界上有知识没文化的人已经摩肩接踵层出不穷了，后现代正在给我们成批生产和再生产着这样的货色，多一个张某人不算多，少一个张某人也不算少。希望张教授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歇一歇满头白发高效运转的脑袋，听一听自己心灵的声音，如果他还有心灵的话。
郎咸平不过仅仅帮几位“资本运作高手”脱了几件外衣，“京派”和“海派”的学者们就仿着魏明伦的戏曲叫将起来“叫一声列宁同志我的伊里奇，这些裸体富豪都是我们知识阶级的”。迄今为止，这场“倾情演出”完全以情绪为主线，几乎没有什么学术理性分析，而且有点太着急，难免荒腔走板忘词脱调地“洒狗血”，但对于我等看热闹的外行人来说，还是十分搞笑的。
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张教授等显然属于“勤而行之”那一类，但行过之后就不许别人做“上士”了，我老人家自古以来就属于那种“大笑之”的“下士”，从今往后还要一直笑将下去，只要这些“名牌经济学家”有前言不搭后语的演出，不管他是“京派”还是“海派”，哪怕就是有汪康懋之类的跳梁表演，我都会怀揣进口的后现代心情，象对待韩乔生同志一样给他们捧场，并“倾情”笑将下去！笑不死他们没有关系，笑死我老人家也不蚀本！（萧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