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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京记者 师欣
北京首位被“炒”的工会主席起诉用人单位———近日唐小东手持中日合资企业的解聘书进入公众视线。而北京市工会的声援更使得这位倔强的维权者成为舆论焦点。合资企业自发成立工会、选举工会主席，唐小东无形中已走在了前头，而他的故事最终走向尴尬，又不得不令人们思考企业中工会的生存之道
9月15日，记者致电唐小东预约采访，对方语气娴熟。“就在我妻子办公室。”记者如约而至，只见文件材料摆满了一桌子，这里俨然成为他接受采访和筹备诉讼的阵地。在传真机轰轰声响中，唐小东扭头对记者说：“你看，哪些材料需要，随时可以复印。”
当工会主席是众望所归
记者：这样不停地接受采访，为什么？
唐小东：根据现有国情，只有社会关注，才能引起领导重视。
记者：公司与你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是什么？你自己是不是的确存在过失？
唐小东：理由是“公司自备水源集中式供水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未按规定复验”。没有及时进行年检的确是我的失职，但不存在“严重失职行为”。况且，当时我已不是总务经理，在这次解除劳动合同之前，去年11月3日，公司就把我总务经理的职务解除了。明摆着，公司一年来总是抓我毛病。
记者：公司的工作环境和企业文化如何？
唐小东：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海淀区和昌平县的交界处，是日方控股的合资公司。员工将近200人。主要是利用钕铁硼生产稀土永磁材料。工作环境比较恶劣。比如在加工中有道粉碎工序，粉尘特大，即便戴口罩，出来鼻涕都是黑色的。
我刚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何为“三险”。公司所有人都没有合同。
记者：怎么想到要成立工会呢？
唐小东：我从2000年一进公司就担任公司总务经理。去年6月，公司宣布撤销每季度发给职工的劳保用品、过节费，大家纷纷找我反映情况。这时候，有人提出在电影、小说里都有工会出头替大家说话，说不定成立工会管用。我就到海淀区工会咨询，他们热情接待，向我介绍了成立工会的具体程序。
去年8月22日，公司职工自主成立工会，我是以103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主席的。
记者：为什么当上工会主席的偏偏是你？
唐小东：在公司干部里，数我跟工人们说话和气，有群众基础。我虽然职位比他们高，但本质上都是打工的。我自己也不赞同取消劳保的做法。
记者：你好像和一线工人感情特别近？
唐小东：我做过11年工人，有朴素的感情。我家祖辈都是农民，现在我的叔叔、姑姑也还是农民。其实人都有成长的过程，以前我也看不起农民，不愿意和他们来往、说话。刚进公司时，也挺烦那些农民工不懂规矩，在我办公室里拿起烟就抽，随便翻东西，身上比较脏，味道重。但后来随着对他们的了解，我感到农民很苦，背井离乡，好不容易找到工作，还对他们苛刻要求，挺不公平。
记者：你每月工资有多少？
唐小东：4250元。一个总务经理确实犯不着如此做。但是一线工人们很在乎，他们拿的是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465元。我是被推到前台，没有退路了。
在冷淡中维权
记者：工会成立后，你这个工会主席都做了什么？
唐小东：先要办理工会法人登记证。按照要求，需要出示公司账号和行政财务的公章。我找公司中方常务副总兼财务经理要，她明确对我表示：公章不能盖，因为公司不同意。
接着是9月9日，我起草了工会第1号文件。内容很多，要求解决职工加班费，和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等。起草好文件后，上交给日方常务副总福田一份、中方常务副总一份，同时贴到了公司告示栏里。
记者：高层有什么反应？
唐小东：福田只是“嗯”了一声，很无奈地收下，接下来就没有回音。从第1号文件到今年四五月，我差不多起草了有20多份文件。每次都亲自送到两人办公室各一份，他们都没有任何反应。
去年11月，有人找到我，口头通知，以后再往告示栏上贴东西，事先要征求公司的同意。我当即回击：按照《工会法》要求，基层工会主席有权力这么做。但是，为了缓和矛盾，我表示可以商量。
记者：你感觉公司对你的态度前后有变化吗？
唐小东：变化立竿见影。可以说自我当上工会主席那一天起，就站到了公司的对立面。公司一些本该我参加的会议我就没有参加过，都不通知我了。以前我还能和福田聊点题外话，当了工会主席后就再没机会了。今年有一次我到食堂打饭，刚好和福田打了一个照面。我微笑地冲他打招呼，依旧说：你好。你猜他什么表情？不知道你能否想象愤怒的眼睛里冒火的那种样子。那次我真切地感受到了。
我当初没有想到成立工会，能和老板对立这么严重。以前一直觉得老板年轻有为，心很细，又通情达理，挺佩服他的。没想到现在越闹越僵。
记者：撤掉总务经理职务是怎么回事？
唐小东：很突然。我清楚记得是去年11月3日下午1点左右，中方常务副总等人来到我办公室。他们看上去似乎比我还紧张，进门就说，公司对你作出一项决定。我还表示，别着急，慢慢说。看到文件后，我当着他们的面就给海淀区工会权益部打电话，他们告诉我，公司这么做是违法的，叫我不要交接工作，由他们找公司谈。
随后的几天，听说在车间主任级别以上的干部会议上，福田亲自说道，不管你们想出什么办法，都要把唐小东轰走，他走后就给大家恢复劳保。那两天是我一年里压力最大的时候，公司几乎没人敢和我说话。只有一名职工悄悄地问我，你害怕吗？怎么感觉就你一个人孤军奋战。我还笑着回答，没关系。其实心里发虚，很不舒服。我当时真有不干的想法。这时候，市总工会和《劳动午报》记者都打来声援电话。我感动极了。
记者：事情后来怎么处理的？
唐小东：区和市工会多次协调，局面非常僵。一直拖到今年1月9日下午，我接到公司正式发文的通知，恢复我的岗位并补发工资。实际上只是让我回来上班，但是没有任何具体事务。后来上级工会劝说我，别斗了，这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我当时也很无奈，只能走着瞧。
后来我召集了工会所有委员，给每人一本《工会法》，让大家都仔细学习一下法规。那时快过春节了，我又起草了一份要求公司颁发过节费的文件。
记者：你这么做，矛盾会不会升级？
唐小东：当然。新的总务经理上任，首先就撤走了我办公室的电话，并发放通知，以后总务部和工会使用对外电话一律到二楼大办公室去打。我随即回应了一份通知，根据《工会法》规定，公司应该给工会提供相应的办公条件，请公司给工会办公电话。他很快给我回应：到二楼打。再后来我就被要求离开原先的办公室，搬到一个废弃的小库房。里面摆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原先还有个沙发，后来有人向上反映，唐小东整天坐在上面挺舒服，后来沙发也就搬走了。
记者：那你在小库房里做些什么？
唐小东：反正我每天都坚持来上班，做些工会的事情。还练习书法，每天写两三页。从地摊上买书看。有个工人还送了我一本《忍经》。
记者：你就没有想过什么缓和的策略？
唐小东：其实从4月份起，我就开始琢磨如何与公司缓和矛盾。我想，每次送文件别老是我一个人出面，可以选举出几个职工代表，针对相应劳动保护措施进行维权。我就打算召开一次工会会议，讲讲怎么当职工代表。结果公司以上班时间不许开会为由阻止委员参加。本来的会议设计是4点15分在公司院里席地而坐。结果到了开会时间只来了四五个人，表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他们都支持我。
惟一武器：《工会法》
记者：折腾这些事情你得到了什么？
唐小东：什么也得不到，将来可能连工作都找不到。枪打出头鸟，这是规律。哪个单位敢要这个小子，这么闹事。不过我不考虑这些事，人一旦有后顾之忧，做事情肯定犹豫不决。
记者：眼下你有什么打算？
唐小东：主要考虑如何到劳动争议仲裁打赢这场官司。我要求按照《工会法》对待工会主席的待遇来办，比如工会主席任职期间不能解除劳动合同，如果强行解除劳动合同，应给予工会主席的补偿是年收入的两倍。如果有市总工会的介入，对问题解决更好。
记者：万一失败了呢？
唐小东：首先我感觉这件事不应该我们错了。完全按照《工会法》操作，错在哪里？如果最终都认为我错了，那么我能找多少媒体就找多少，一起到公司门口，向日本人道歉。说什么呢？就说，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工会法》，欢迎你们到中国投资，添麻烦了，对不起，并宣布这届工会解散。
记者：这一年维权你始终《工会法》不离口，你认为这是惟一的、最有效的武器吗？
唐小东：其实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由公司提供工会经费，从感情上、操作上来说都行不通，公司不可能花钱雇跟自己吵架的人啊。是不是《工会法》的设计就存在问题？我学习《工会法》发现，工会地位太尴尬，不能左右谁，处理矛盾时又是弱势地位。即使上级工会真心实意帮助你，力度也很有限。我觉得由行业工会自筹经费的模式比较可行，行业工会或者上级工会承担费用，企业就不用自己成立工会。还有，执法部门应该执法到位，其实我们的维权工作都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如果法律执行到位，也就没有唐小东做这些事情的份了。
记者试图联系公司新任的总务经理，未果。一位营业科的职工只是在电话中说道：“那都是唐小东的一面之辞。”
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主任吴革说：“这个企业处理工人待遇方面不算最恶劣，但是唐小东维权行为却是最典型的。”这也是他们选择唐小东作为法律援助对象的原因。“这个事件掀开了工会维权的盖子。”吴革眼中的唐小东，很耿直，也懂法律。“但是做事情大大咧咧，缺乏严谨和柔韧，容易激化矛盾。像这样，工会主席肯定干不长。”
今年43岁的唐小东，曾经在北内集团(原北京内燃机总厂)当过11年的发动机装配工。后来由工人直接提干，先后在北内劳动人事处、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当年北内的一位师傅说，他能有今天完全跟个人经历有关。“北内有1万多名工人，他能从中提干，肯定是出类拔萃。他职业素质高，又非常懂政策，维权方面是行家，没什么新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