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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报道
逐利的资本，正疯狂地挤进一个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业——担保业，但在撑起该行业发展史上“空前盛世”的同时，角逐者们却发现他们将不得不经受“衰退”的考验。
据财政部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3年底，中国共有担保机构约3000家，在短短一年里就翻了一番，为之前6年累计数额的2倍多。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发展速度，因为相同口径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2年底，经过6年多发展的中国担保机构不过848家。
对于该行业“超常”发展所蕴涵的风险，监管层不敢掉以轻心。
9月29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世界银行联合主办的“征信体系公共政策：加强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对话与合作”国际研讨会上，一个问题引起与会人士的关注：非财产担保机构（即信用担保机构）的信用从哪里来？
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高速发展的担保行业因为种种问题导致自身的信用危机，并由此对行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担保业驶入“快车道”
浙江，这个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当地担保机构的发展在近两年驶入“快车道”。浙江省财政厅的统计显示，1996年浙江第1家担保公司诞生，1997～1998年新增5家，1999年新增25家，2000年新增27家，2001年～2002年6月新增33家，2002年6月～2002年底新增22家，共计113家。2003年新增66家，达到179家。
在南京市和北京市，更是创下了短短一年突涌两三百家担保公司的“神速”。这种高速度在民营经济不太发达的省市，也有着同样的例证。安徽省、青海省等地财政厅的人士说，当地 70％的担保公司均是近一两年内成立的。
在支撑担保机构高速发展的各股力量中，政府的推动不可或缺。作为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担保公司，其发展对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增加劳动就业等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因而，推动担保机构的发展成为各地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政府甚至掏出财政资金直接出资。
业内专家称：“地方政府推动担保发展的原动力，在于担保公司可以放大地方政府信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浙江省内完全由政府出资设立的担保机构达41家，由政府相关部门出资的则占据了大半江山。在该省宁波市，市政府扶持担保机构发展的政策之一即为：市区内成立的担保公司由市政府帮助解决20％的注册资金。
而2003年下半年房地产信贷的紧缩，更使市场对担保公司的需求急剧膨胀。宁波市现有的17家担保机构中，有10家是在2003年到2004年成立的，目前已经发展到每个县都有一个担保机构。
但是，业内人士指出，与高速发展相伴的问题是——担保机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有的担保公司注册资本仅几十万元，风险承受能力很小；有的地区，80％的担保公司不再以“担保”为主业，而以直接投资、股票收益等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一位业内专家称，除了市场需求外，“寻租牌照”心理也是催生担保机构高速发展的因素之一。此前，由于国家出台了将整顿担保业、严格市场准入的相关政策，不少人滋生了“浑水摸最后一条鱼”的想法，先把牌照拿到手再说，以后一张牌照说不定就是一个“金矿”。
繁华背后，部分担保机构的发展已经偏离了提供信用担保的主营轨道，担保业的危机已然萌芽。
弱小的担保公司
危机之一，在于信用无限扩张与信用有效价值不足的严重失衡。
安徽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副主任叶斌说，目前担保机构虽然发展快但实力弱，市一级以政府出资为主的担保机构资本金在1000万到2000万元间，县一级的机构其实力就更小了。
由此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以信用增值、信用放大（担保总额与担保机构注册资本之比）为主要功能的担保机构，在资本急速扩张的同时并没有让信用价值同比增长。安徽省担保机构的放大倍数依然维持在3倍左右（正常的放大倍数为5到10倍），宁波市的放大倍数仅为2．4倍。而在日本等国家，担保机构的放大倍数可以达到20倍。
“担保机构的粗放式发展，对其信用增值产生了不利影响。”叶斌说。
在他看来，担保机构的信用增值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实力，二是运作能力。而粗放式的发展徒有数量规模，却无法形成信用的规模效应，使担保业的发展日益艰难。
在浙江省，截至2003年底，担保公司的资本金总额为24．77亿元，平均每家约1000万元，县、乡镇级担保机构的资本更少。2001年底，杭州31家担保机构注册资本共1．91亿元，平均每家613万元。由于规模小，2001年通过担保机构担保贷款只有5亿元，仅占同期金融机构工业短期贷款总额的0．96％；萧山区11个乡镇担保机构的注册资本为1309．08万元，最高的208万元，最低的60万元，平均每家119万元。
资金实力弱小必然导致担保能力不足。8年来，浙江省的累计担保总额仅183．33亿元，至2003年底担保责任余额为61．17亿元，放大倍数约2．47倍，相对于该省100多万家中小企业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危机之二，资本实力弱小的担保公司其偿付能力让银行难以信任，在银行的信用等级难以提高。由此导致担保机构的权利与义务严重不等、风险和收益高度失衡。
“有的时候，做担保还不如直接给企业点钱。”宁波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副经理董先生说。他认为，由于担保公司信用严重不足，银行往往要求担保公司承担100％的担保责任，每做一笔担保需先向银行按1：1交纳保证金。“确切地说，这根本不是担保，而是质押贷款。”董说。
而面对如此高的风险，担保公司却无法得到相应的高回报。低廉的担保费收入让担保公司“几乎没有赢利的可能”。
“规定的担保费一般不得超过银行利率的50％，实际上平均在1．2％～1．8％之间，低的不到1％。”宁波市经委中小企业处范处长说。范称，扣除营业税、1％的风险准备金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后，担保公司盈利甚微。
而在担保市场加速膨胀的情况下，无序竞争使盈利区间再次缩水。范说，激烈的竞争导致担保机构互压费率，在慈溪，一些担保机构的费率已经远低于规定水平，有的0．8％也照做。
严峻的形势之下，银行或担保机构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同样的追问：担保机构的“信用”谁来担保？
谁来监管担保业？
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目前，担保机构的管理“可以说没有任何法律明确认可的监管部门”。财政部负责对担保行业的风险控制和损失补偿研究，建设部负责管理住房置业担保，农业部负责农业担保，劳动部负责小额信贷担保，发改委负责中小企业担保。
问题由此产生。分头监管而目标不一，各监管部门间的矛盾不可避免。
“比如，财政部想的是风险控制，而其他部委则重在行业支持。”专家说。
在地方省市，更是出现了不同地方的担保机构归属不同部门监管的局面。以宁波为例，在有的区县归计委监管，而有的则归属经委中小企业处管理。
监管的缺位势必带来监管的漏洞及监管效率的弱化。“各管理部门的意见不统一，是目前担保行业盲目发展、无序竞争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一位从事担保业研究多年的专家说。
“现在几乎等于没有监管，数量众多的担保机构各自为政，违规违纪的事情不断发生。”宁波市一家担保机构的负责人说，某些担保机构甚至直接放贷，严重违反了《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担保机构不得参与存贷款金融业务和财政信用业务”的规定。
另一方面，监管的放松又让利益集团找到了“寻租”的可能。宁波市经委的林主任说：“对于担保业的发展，我最担心的就是关联担保问题。”
“但由于银行对企业的关联担保非常谨慎，一些大集团就转向了专业性的担保公司，况且成立担保公司还有财政支持。”宁波市一家担保公司的负责人称。
目前，担保市场到底有多少从业人员、有多少机构，没有答案。“现在的统计都是不完全统计。”一位业内专家说，由于管理混乱，有的担保机构在工商部门登记，视作企业法人；有的在人事部门登记，视作事业法人；有的在民政部门登记，作为社团法人。
谁来保证担保业的健康发展？至今没有答案。
记者手记
担保机构应政、商分离
如何拯救担保业？
从事担保业研究的专家认为：“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定位问题，即实行政策性担保机构与商业性担保机构的分离。”
在美国，担保业的分类泾渭分明：一类由联邦小企业局出资设立，专为弱势群体和小企业提供担保；一类为商业性担保机构，规模大、业务量大，主要集中在工程担保和企业发展担保等领域。
而国内的担保机构既承担政策性义务、又追逐商业利益。也正是由于这种游离，在政策支持上平均用力，又往往支持不足。“比如，至今没有建立风险补偿基金。”浙江省的相关人士说。
目前一个突出的难题是，担保机构在缺乏足够政策支持的情况下，继续发展的力量在哪里？来自浙江的统计显示，到2002年6月底，全省有10家担保机构经营亏损达293．38万元，未能盈利的机构有37家。有27家担保机构累计发生代偿91笔，总额2597．99万元，代偿损失1753．93万元。但政府补偿资金十分有限，浙江省仅14家担保机构获得政府补偿资金，共计572．81万元。
而在一些欠发达省市，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还要小得多。
业内人士认为，要维护担保机构足够的信用，省级担保机构至少应该有3亿～5亿元的资本金，而且强大的风险补偿基金也必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