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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经济学家 钟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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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郎咸平开始炮轰一些企业的时候，整个经济学界开始骚动不安了。我和一些朋友私下讨论，说到对这样被口水淹没了的辩论已经失去其全部意义，因为没有人关注辩论的实质：即面对民间，我们应该回应什么？呼吁什么？
在我看到一些教授一张嘴就是“我们要罗尔斯式的公平，还是诺齐克式的公平”，这样即便略有哲学素养的人也需要想一想才明白的话语时，我知道即便优秀的经济学家能将郎咸平的观点驳斥得体无完肤，这样辩论本身的意义也已经彻底失去了，因为竟然没有人面对焦灼的底层民众说出为其正当权利说出理性的话语。但我的朋友毫不客气地批评我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识者众而勇者少，毕竟从头到底，你保持了沉默，因此你所做的还不如一些教授的“掉书袋子”，尽管他们从学理角度进行阐述不为底层民众直接明了地了解，但总强过你沉默无语。所以我写这则短文，讲出我个人的看法。
第一， 回应郎咸平丝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回应那些深受屈辱的底层民众。
郎咸平是怎样的人我毫不关心，讨论郎咸平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试图将郎咸平作为某种符号来讨论不过是文学青年的习惯。郎咸平的观点也并非一定需要回应，中国的社会科学论文产量可能是全球最高的，有人甚至可以一年生产几百篇论文几十部著作，因此学界完全可以对某人要求经济学家群体回应他的文章置之不理，没有人（哪怕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有资格狂妄到要求学界必须承担回应其所写文字的义务。重要的是，郎咸平对国有资产不正常流失的指责，获得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效果，而以底层民众为呼应者的痛苦，困惑，焦灼和等待答案，是学界必须坦率而诚实地回应的。
令我悲哀的是，学界集中于展开和郎及其支持者的辩论，而应该得到回应的深受屈辱的民众仍然陷于骚动之中，没有得到来自学界的耐心的、直白的、坦率的回应。因此，这样辩论从一开始，已经基本失去意义。
第二， 运用媒体语言并不丢人，沾沾自喜于“不媚俗”才是丢人的事情。
好了，我们姑且不论郎咸平说了那些观点，也不论其观点的对错，学界令我丧气的另一个原因，是对面公众完全陷入了自说自话的状态，陷入了对郎咸平本人的不屑一顾，以及更危险的面对公众懒得解释说明的傲气。郎咸平所运用的语言显然是面对媒体的，尤其是用来形容顾雏军资本运作的语言，更是非常形象，并且引爆了整个底层民众，尤其是来自国有企业改制中受尽折磨的普通职工的不满情绪。
对此，我原先设想的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站出来，应该是并不太关注郎咸平何许人也，但是却极其关注这一数以千万乃至上亿计的民众的真实生存状态，运用清晰简洁的语言告诉他们，关于国有企业改制的真相是什么，这些民众未来的命运可能如何。但是很不幸，没有人这样做。一些学者的反应是，郎咸平所说所写根本不是学术性的，因此我做学术研究的，根本不必回应，我的态度是你既然以为自己是做纯学术的学者，就到一边呆着去，不要俯身下来，觉得委屈了自己的身段，用只有少量知识分子才能懂得的晦涩的语言去回应郎咸平；一些学者的反应是，不要用妓女心态看待所有性关系，我不和无耻的人争论等等，这种姿态更令人惋惜，即便他郎咸平人品是可商榷的，但这并不直接等于其文章和观点也同样就是无耻和不值得商榷的；再退一步，即便其文字真是一无是处，其获得来自底层的强烈的宣泄式共鸣也是极其值得关注的。
之所以令我绝望，并且以为迄今为止的争论让经济学界的社会信任度再度下降到低点，正是在于上述原因。我个人以为，作为学者，应该记住的第一点是，没有人反对你钻入象牙塔去做纯学术，但不应由此而产生道德上的优越感。想想弗里德曼吧！他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次年，几乎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去做一个关于《自由选择》的十集电视短片，原因就在于，当时西方强烈的政治左倾和对政府干预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弗里德曼没有觉得在《新闻周刊》上写专栏是丢人的事情，更没有觉得做电视短片是丢人的事情，因为他深知，他所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尽管看起来残忍但却是正确的，他无论从当时的学术界还是从当时的公众认知程度来说都是少数派，但他有义务将其掌握的关于事情的真相告诉普罗大众，弗里德曼在其学术生涯的黄金期拍电视短片时，有四条规矩，一是不耍花招；二是对公众应该坦率而泰然；三是不应该在谈话中迎合观众，而只是让喜欢思考的观众满意；四是讲自己的话。好了，我想我们应该记住，即便作为学者你用艰深晦涩的语言证明了郎咸平的那堆文字是无足轻重的，你仍然输掉了这场争论，因为民众对真相的认知程度没有改善。
作为学者，应该记住的第二点是，没有人反对你作为知识分子而自傲，但是漠视公众，甚至将公众推到你的对立面，绝对是不智和危险的事情。不幸的是，我看到有的学者说，有10％支持我就不错，我不会因此而“媚俗”，更有学者或者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将那些对国有资产流失心怀不满的普通职工称为“群氓”，这在我面前勾勒了一个可怕的图景，充满了精英的孤芳自赏，和民众的仇恨潜流的社会，必然是命运未卜的社会，而这个社会是精英和民众共有的社会。所以，我特别请求经济学界中或者能赞同这些看法的人，知识分子深爱真理，不因铺天盖地的舆论而放弃对真理公然的忠诚，但是请运用你们一切的社会影响和语言能力，把暂时站在你们对立面的90％乃至更多的苦难中人，视为你们艰难求真过程的归宿，或者说，作为学者历经千辛万苦得来的一些真相，如果能用最浅白的语言将真相传递给他们，深深打动这些苦难的人，让他们了解苦难的根源，了解其作为公民应当享有的，不被任何救世主所剥夺或者盗用的权力，使得他们能够站到你，这样一位能够深爱真理的人一边，而不为煽动的蛊惑的语言而忘记了理性，这才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越是有意无意地漠视、鄙视底层民众，哪怕他郎咸平人品的确是可疑的，哪怕你的确是智珠在握的学者，输掉了对社会民众传递理性和真相的尽可能的努力，我们就输掉了这场争论，如果今后有类似的争论而学者采取类似的态度，我们也有可能输掉自己和他人的将来。因为事情的本质是，不在于你赢了郎咸平，而在于你是否赢得了公众对理性的认知。
第三， 需要尊重那些工人，这是那些企业家获得尊重的答案所在。
原谅我将国有企业中的工人，和在国有企业中处于强势地位的那帮人，包括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以及主管国有企业的“官员”（他们的角色常常是混淆不清的，今天是企业家，明天可能就是部长级的官员，当然，部长也会突然间变为企业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天知道这种莫名其妙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我将他们对立起来，并非表明两者之间是水火不相容，而是说，如果经济学家能够更感同身受地体谅前者的屈辱和绝望，说清楚事情的真相，那么后者才能得到尊重，如果一味对前者视而不见，为后者大声疾呼，那么事情就糟糕了，后者甚至有可能陷入更困难的境地。
在这次郎咸平和经济学家群体的辩论出来之后，民众内心压抑的苦闷以激烈的语言被释放出来，这种释放带有非理性的成分。令人失望的是，接下来我们没有看到精英和媒体对这种情绪的理解、抚慰和理性引导，发生的事情与设想的相反，他们在呼吁尊重对社会有贡献的企业家，呼吁不要引燃社会的仇恨情绪，坦白地说，这种苍白的呼吁在激情的愤怒面前，一文不值。
国有企业工人在改革开放的25年来，的确处于不断边缘化的过程，我特别想指出的是目前相当部分的40岁以上的国有企业职工，他们或者已经下岗生活陷于困顿，或者濒临失业的边缘，他们因为中国当年严重内乱的原因，通常难以具备再度学习并养成技能的可能，而其家庭负担正处于最为沉重的时候。试想一下这么一位工人，他所有的中学教育基本是在社会狂热气氛中和农工结合在一起，包括上山下乡；他曾经有过片刻的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时光，但是现在没有人把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话语再当真了；他们现在有尚未成年的子女和日渐老去的父母，他们自己也在劳累不堪的状态；他们已经被搜刮了若干次，医疗改革，集资入股、买断工龄等等，不客气地说，每一轮这样的所谓改革，不过是将他们从有保障的劳动状态扔出去，并且一次扔得比一次远，一次扔得比一次绝望。
这些精英如果处于和他们类似的生存状态，是文绉绉唱喏，还是感性地把屈辱喷薄而出？灾难性的事情是，郎咸平巧妙地激发了这种情绪，有人担心郎咸平的言语可能会“引爆社会仇恨情绪”，其实即便没有这次争论，或者这次争论中底层民众保持沉默，也丝毫不意味着地下不充斥这种仇恨。当社会底层的怨恨情绪诉诸暴力的时候，其本身就是对社会现状的不义状态的最明显不过的状态，想想印尼吧！印尼警察面无表情地记录着被凌辱而死的华裔富翁，解释这一切暴行只有两个字：“复仇”。是的，精英应该意识到，面对“复仇”，你可以漠视，可以鄙视，但是不能幸免，在事情走到“复仇”之前，精英最应该做的，就是竭尽一切可能避免流血的出现。
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或者“官员”呢？再说一次，我以为国有企业算不上企业，这些企业家基本上也算不上纯粹的企业家或者官员，他们是兼具这两张阴阳脸的双性人。在印尼仅仅因为贫富悬殊和被煽动的民族情绪，华人惨剧就酿成了。在中国这些所谓的企业家显然更有可能面对这样的情况。其一是中国国有企业有多少资产增值保值是靠踏踏实实做实业做出来的？撇除掉清资核产、集资入股乃至上市等等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撇除掉躺在国有银行贷款和各种财政资金的注入（也就是挥霍子孙钱财的寅吃卯粮），这些企业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增值保值可言？其二是你要求我来尊重这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企业家，好，就算这些国有企业中真有这一部分企业家群体存在，我也得说，优秀的企业家和职工对其企业成长都是有贡献的，尊重这些大贡献的企业家的同时，是不是至少也得尊重那些任劳任怨拿着微薄工资干了几十年的职工，对企业也有微薄的贡献？或者至少在改制过程中不只谈尊重企业家，闭口不谈尊重工人，乃至对工人被扫地出门、自生自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三是，退一万步讲，就算中国的国有企业家们，主管官员们都是善主，他们是不是就应该处处得到尊重乃至免于被批评的权利？没有企业或者官员可以免于被批评，如果被批评者觉得受到了诽谤，可以诉诸法律，就像顾雏军正在做的那样。
我当然支持在中国加速宪政建设，加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但是，如果非要面对权贵合谋私分国有资产这种事情时，说这样也算市场化的组成部分，那就好比强盗在抢劫，而我们却应该鼓掌说他们抢得好一样。
总结一下，这场争论的实质命题，不在于你面对一只狼，而在于你面对一群羊。不要纠缠于对这头狼的品评和肢解，重要的是，这群羊在这个社会上本应拥有怎样的活下去的权利？他们作为职工和公民的权益是否正在被侵害？否则总有一天走投无路的群羊会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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