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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一体化中的国家角色
亚洲经济一体化是历史的必然，而中国正是领导这一进程的“中心演员”。亚洲传统秩序是日本的最终归宿；“印度超越中国”只是迷思。中美力量均衡进退无法回避，但中美经济关系并不是个零和游戏。
亚洲能否成为世界“第三极”？ 这是当下很多人关心的议 题。
首先，代表对立的极端的 “极”字，似乎已经不是世界经济区域的恰当称呼。尽管世界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价值等领域仍然充满分歧和敌对，但是在经济领域，全球化是一个无法逆转的时代潮流。这一潮流正是受到人类经济永恒的竞争驱动，使得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不可避免。
例如中国制造业飞速发展，获得“世界工厂”之名，重要因素是海外企业尤其是美国公司为了降低制造成本向中国大量投资，以至美国商界出现了“中国价格”这一商品成本基准，任何成本明显高于“中国价格”的美国制造业，都面临破产和淘汰。
再如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差距越来越大，以至有“美国人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的感叹。可是这并没有阻止欧美经济的加速交流。尤为有趣的是，在美国抱怨本国就业职位向工资低廉的第三世界流失的同时，《华盛顿邮报》报道欧洲许多企业不断向“劳工工资和福利待遇低下”的美国扩展，以增加运营效率和利润。
亚洲各国经济的增长，不但会加速亚洲经济的一体化，也会继续不断地融入全球化的经济，成为越来越密集的世界经济村的一个有机部分。所以亚洲与其说是世界新的一极，不如说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关键内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变成世界经济的心脏。
中国将成为领导者
对于亚洲一体化的形式，有人提出另一个模式，即亚洲各国或区域经济或许可以各自独立地融入世界大经济，而不必经过亚洲大范围内的整合和一体化。
对此，《纽约时报》大牌弗里德曼发表专栏文章作出了否定回答。5月初，中国经济是否过热受到国际关注，弗里德曼在文中劈头就说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欧盟、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世界各经济体领袖，每晚上床之前都应该为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经济的健康祈祷，因为中国经济如果出现麻烦，整个世界都会随着倒霉。
更明确地说，整个东亚在向两千年来的传统模式回归，或者按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说法，“中国正在迅速地回到亚洲中心演员的传统角色”，亚洲经济一体化是历史的必然，而且将以中国为核心。
2003年，亚洲地区外贸总额的一半以上属于中国，亚洲各国的出口总额的一半是对中国。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一发展的速度：1990年，亚洲各国对中国的出口还不到它们出口总额的7％；可是到了去年，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甚至澳大利亚的出口增长几乎全部来自对中国的贸易。日本去年摆脱了十年经济停滞而首次出现增长，国际公认全靠对中国出口的增加，或者按照《华盛顿邮报》的说法，是因为“日本2003年出口增长的近80%归于中国”。日本从中国的进口，也已经超过了从美国的进口。韩国去年对华贸易首次超过对美贸易，更是东亚现当代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由于中国巨大的对美出口，美国至今还是亚洲的最大出口市场。可是按照华尔街最大金融公司之一UBS的估计，再过十年中美两国就将平分秋色。据《纽约时报》预计，中国经济规模在六年之内将达到德国的两倍，到2020年便将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按照这些统计数字和演变速度，亚洲经济将以中国为核心而发展，是十分自然的结论。
《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7月初以《中国世纪》为题发表长文，不仅重复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这个已经不太新鲜的主题，还进一步预测未来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也许会如同今天美国和欧洲的关系。
到那个时候，亚洲将是世界第三极还是第一极？
日本的归宿
日本似乎是亚洲经济的传统“领导者”，在亚洲一体化的过程中也势必有所作为。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成为核心力量的趋势。
日本是亚洲最早现代化的经济大国，可是其“经济起飞”完全以日美贸易为中心。尽管东京不断从事“日元外交”，日本经济实力对亚洲经济的带动却微乎其微。举例来说，在日本经济早已大幅度起飞的1976年，按照美国中情局统计，与日本一水相隔的“反共盟国”韩国的国民平均所得尚不及实行计划经济的朝鲜，实在看不到日本当时的经济高速发展给邻国带来的好处。而中韩建交刚十年出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额便超过美国。
在经济泡沫破裂之前的最强势时代，日本才吸收了亚洲地区出口总额的20％（今天跌落到仅10％），而GDP目前尚远在日本之后的中国，2003年已经吸收了亚洲出口总额（含中国向美国出口）的31％，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以及澳大利亚去年出口增长的最大因素。换言之，中国目前对亚洲经济的带动作用已经远超最盛期的日本。
文化和历史因素也不能忽视。远的不说，日本百多年来力争“脱亚入欧”，崇尚欧美而欺凌亚洲邻国，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带来的只是血腥的杀戮和灾难。对比之下，即使有美、日针对中国和平崛起而宣传的“中国威胁”论，韩国在和中国建交十年之中，便出现“对华盛顿的忠诚向北京转移”。而据泰国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76%的泰国人认为中国是最亲近的朋友和盟邦，而只有9%的泰国人如此看待美国。
“往事越千年”：明万历年间，日本权臣丰臣秀吉进犯朝鲜，明朝政府组织大军入朝救援，在中国军队主力之外，免不了征召若干缅甸、暹罗（泰国）士兵点缀，摆出“国际联军”的架势，这与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情愿同盟”不无相似。可是关键的区别是：中国是为拯救盟邦的亡国之祸，而不是旨在控制石油资源的“先发制人”。“中国正在迅速地回到亚洲中心演员的传统角色”，而“中国威胁”论却销路不佳，良有以也。
某些人士提出，中日两国应该仿照法德两国通过历史性和解领导欧洲的榜样。但是，法德和解的根本前提是二战之后德国经历的彻底非纳粹化过程，近日施罗德总理再次为二战后期波兰华沙起义沉痛谢罪，是最新的例子。从这一角度可以肯定，中日之间并不存在法德式和解的前提，而且在作为“二战翻案”运动一部分的“台独”问题彻底解决之前，中国也无法对日本作出实质性妥协。
随着人口的老化和缩减，以及根深蒂固的排外性，日本的衰落是个无法避免的历史必然。另一方面，充满自卑和不安全感的日本文化，根本不具备向人类提供了康德、黑格尔、尼采等巨匠的德国文化的深度和自信。“文明冲突”论客亨廷顿说得好：日本是个“依附性文化”，亚洲传统秩序是其最终归宿。有一位韩裔美军军官几年前在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作研究，写过一篇题为“中国第一”的报告，对亚洲未来局势作出几乎完全相同的预测。
印度的角色
亚洲经济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印度。笔者在此简单讨论有关的两项迷思。
第一便是近来甚嚣尘上的“印度超越中国”论。从人口角度这是必然的前景，但这正是印度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印度超越中国”论的基础是印度政治制度的“结构性优势”，带有很大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一厢情愿的臆想。
笔者无意否认印度相对成熟的民主制度的优点，特别是决策过程的参与度和透明度，这些都是中国应该学习的榜样。但是我们切不能因此无视印度同样的“结构性劣势”，涉及外交、民族、社会、人口四大问题，无法一一详论。例如印度的“结构性腐败”并不亚于目前的中国，而其内部的民族宗教矛盾以及无法根除的种姓制度更是超越中国的巨大发展障碍。
第二个迷思是“印度必然与美国结盟来遏制中国”。这一观点无视印度文化绝非日本依附性文化可比的深厚自信。例如印度近来的一本畅销书是《2017年印度对美国的将军》，描述印度和中国结成军事同盟和美国军事摊牌的一种前景。这里牵涉到南亚的复杂地缘政治，特别是巴基斯坦面临慢性解体的危险，无法详论。总之印度决不会甘心成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工具。
以印度之大，自然会成为亚洲经济的主要支柱，中印经济关系也必然出现巨大的增长，当务之急是增进两大历史文明的政治和解，共同促进亚洲经济的一体化。今年上半年中印贸易额据报达到6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狂增90％，便是这一趋势的明证。
太平洋的缩小和中美关系
不久前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并同向澳国国会演讲，澳国朝野对布什的冷淡和对胡锦涛的热情，甚至引起了美国报刊的关注。而新西兰总理克拉克最近表示，期待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亚洲经济一体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亚太经济圈的形成和太平洋的缩小。因此几乎所有论客都异口同声：亚洲经济的强化意味着美中两国国际力量此消彼长。这可以说是未来百年太平洋和世界局势的最大变化，也是对中国外交的最大挑战。
这是无法在此详论的大课题。笔者只想指出：尽管中美力量均衡进退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但中美经济关系并不是个类似的零和游戏。未来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便是要尽量增加双方的互利互惠，减少零和成分，以保证本区的和平发展。
台湾问题的事实国际化，将成为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但是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士看到了以此或类似强力手段来遏制中国崛起的不智，而中国也应该从自己近年在亚洲影响力的指数增长中看到：巨大的经济实力最终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美国鹰派代表拉姆斯菲尔德近日演讲时指出：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如果能够有智慧地与中国交往，可使中国和平崛起，未必会牵涉到军事冲突。这可以看成华盛顿在这方面现实主义超越意识形态的迹象。
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可持续性！
本文至此所述，其基本前提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可持续性是中国和亚洲成为未来世界经济中心的关键。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后面，蕴含着众多的可持续性危机：诸如腐败、社会公信、农村问题、贫富差距、弱势群体、环境、资源、人口老化等等，任何一项都可能引发爆炸性局面，逆转中国以及亚洲一体化的发展。换言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威胁不在于国际，而在“祸起于萧墙之内”的内部可持续性危险。
如何保证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个极其关键的重大课题。笔者并无灵丹妙药，只能重复“中国人是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自然资源”的命题。
在亚洲，比中国更为低廉的劳动力供应并不缺乏；除了若干岛国，他国的人均资源都远胜中国，可是发展速度都比不上中国。不妨以东南亚民族构成相近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为例，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正好与各自的华裔人口比例相当，这决非偶然。
《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展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而且还将电子技术产品的开发周期大大地缩短；因为中国工人的刻苦自律，企业主管比例显著低于西方类似企业，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中国的“集体智商”优势正在从低级工业产品向高级产品研究开发转变。中国每年大学毕业的工程人员是美国的5倍，而且还在持续增加，而美国自从1980年代以来工程专业学生人数一直在下降。微软、IBM、摩托罗拉等国际尖端技术公司不断在中国设置、扩大研发机构，是中国未来发展潜力的重要指征。
这一伟大的资源不仅在于经济创造力，也同样在于其所蕴涵的政治智慧。大力增加现有决策过程的参与度和透明度，也许便是汲取这一集体政治智商的可行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