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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行为理论为我们研究居民消费增长因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通过对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我们认为,当期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相比,城乡居民消费主要取决于持久性收入的变动；收入分配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因素之一,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城乡居民消费倾向越低；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和城乡居民改革预期的不断增强,消费倾向将继续降低；消费信贷对促进近几年城乡居民消费增长作用比较明显；利率的变动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作为社会总需求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居民消费增长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当前,居民消费增长问题是各方面普遍关注的热点。我们认为,研究居民消费增长关键要研究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因为,居民消费的形成和变动主要是消费者根据自身的经济收入和消费偏好自主选择的结果,特别是在当前经济转型期,这种自主偏好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们从基本消费理论入手,划分不同收入群体,从实证角度对影响当前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从中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供参考。
一、居民消费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收入对消费的影响
收入是消费的来源和基础,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我们根据绝对收入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建立了消费与收入的函数关系。考虑到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显著不同,数据来源也不一致,本课题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函数分别进行了检验。
1、当期消费与当期收入的关系
根据绝对收入假说,我们建立如下消费函数:Ct=C+cYt,其中,Ct为第t期的消费支出,Yt为第t期的绝对收入,C表示自发性消费,c为边际消费倾向。
利用城镇和农村住户数据估计上述单变量方程,存在扰动项正自相关现象,于是,我们对模型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消费函数为:
城镇居民消费函数(1985-2003年):
Ct=144.8+ 0.72Yt+0.19 Ct-1-0.14Ct-2
(5.57) (10.81) (1.27) (-1.55)
R2=0.99 DW=1.69 F=6570
农村居民消费函数(1988-2003年):
Ct=115.61+0.85Yt+ 0.18Ct-1-0.42Ct-2
(10.50) (15.50) (1.70) (-8.45)
R2=0.99 DW=2.42 F=4970
回归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当期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72和0.85,即增加1元的当期收入,城乡居民当期消费分别增加0.72元和0.85元。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表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将当期增加收入的更大比例用于消费支出。
根据分组资料,我们检验了不同收入组居民当期消费与当期收入的关系。由于农村分组不同,我们只检验了城镇不同收入组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见附表)。
从附表中可以看出:(1)城镇不同收入组居民的消费行为呈现不同的特征:高收入居民(最高10%)的当期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收入；中等收入居民(中间10%)的当期消费除了主要取决于当期收入外,前一期的消费水平对当期消费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变动方向相反,即增加前一期消费,则相应减少当期消费,反映了中等收入居民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平滑消费的特点；低收入居民(最低10%)当期消费水平也主要取决于当期收入,同时也受前二期消费水平的影响。(2)城镇高收入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0.66)明显低于中低收入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89和0.90)。中低收入居民当期增加收入的90%用于消费。
2、当期消费与持久收入的关系
根据持久收入假说,建立了如下消费函数:Ct=α+β1YPt+β2YZt,其中,YPt,YZt分别为第t期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我们利用弗里德曼提出的持久收入估算方法,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三年加权平均估算了城乡居民的持久收入(持久性收入的估算方法为:YPt=0.6×Yt+0.24× Yt-1+0.16×Yt-2,其中,Yt为当期收入,Yt-1和Yt-2分别为前一期和前二期收入)。当期收入与持久收入之间的差额为暂时收入。由于YPt和YZt之间存在共线性,我们对上述模型进行了变形,取对数形式为:
LNCt=α+β1LNYPt+β2LNYZt
利用城镇(1981-2003年)和农村(1983-2003年)住户资料,估计上述消费函数,结果如下:
城镇居民消费函数:
LNCt=0.56+ 0.83LNYPt+0.13 LNYZt
(4.66) (19.31) (3.88)
R2=0.99 DW=1.58 F=15268
农村居民消费函数:
LNCt=0.55+0.85LNYPt+0.09 LNYZt
(7.17) (66.41) (7.31)
R2= 0.99 DW=1.25 F=3456
回归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消费对持久性收入的敏感性较强,持久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83和0.85,远高于暂时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13和0.09)。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相比,城乡居民的当期消费主要取决于持久收入的变化。
(二)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
绝对收入假说认为,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不同,一般来说,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因此,如果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则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社会的消费倾向就越低。
根据绝对收入假说,建立了如下消费函数:ct=α+βGt, 对方程做对数变换:
lnct=α+βlnGt,其中,ct为平均消费倾向,Gt为基尼系数。利用城乡居民住户资料和城镇居民基尼系数(1986-2003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1986-2003年)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消费的关系:
lnct=-0.56-0.28 lnGt
(-11.7) (-7.77)
R2=0.79 DW=1.90
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与消费的关系:
lnct= - 0.98- 0.71 lnGt
(-8.73) (-7.06)
R2 = 0.75 DW = 1.51
回归结果表明:(1)收入分配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成反比关系,即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平均消费倾向越低。(2)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对消费的弹性系数(0.71)远高于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对消费的弹性系数(0.28),说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较为敏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所带来的消费倾向的下降程度大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所带来的影响。(3)从决定系数看,城乡居民的R2分别为0.79和0.75,说明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并不能完全由收入分配因素所决定,收入水平提高等其他因素也会使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下降。
(三)利率对消费的影响
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利率对于储蓄的作用是正方向的,即利率的提高可以刺激储蓄、抑制消费；利率的降低则抑制储蓄,刺激消费。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建立了如下消费函数:
lnRc=α+βir,其中,lnRc=ln Ct-ln Ct-1,ir为实际利率。
1996年以后,我国连续数次下调利率,刺激消费。我们对1996年以来利率下调的效果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如下:
实际利率与城镇居民消费的函数关系:
lnRc=0.06-0.07ir
(1.51) (-0.05)
R2=0.0005 DW=2.29
实际利率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函数关系:
lnRc=0.02-0.33ir
(0.54) (-0.93)
R2=0.02 DW=2.48
从回归结果看,实际利率的变动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均不显著。事实上,1996年以来数次下调利率对城乡居民消费刺激效果并不理想。城乡居民并没有因利率的下调而增加当期消费,居民储蓄倾向反而逐年增强。对于这种现象,经济学提供了一些解释。他们认为,利率下调会同时产生两种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利率下调降低了当期消费的价格,提高了未来消费的价格,这促使人们选择减少储蓄而增加消费。收入效应是指利率下调未来财富收入减少,这将使居民倾向于减少现期消费增加储蓄。一般来讲,在确定性条件下,替代效应要大于收入效应,利率下调有助于刺激消费；而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利率下调预示着未来不确定的财富收入减少,此时,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消费者被迫减少当期消费。对于正处在经济转型期的我国来说,与后者的情形基本相符。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住房、医疗、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城乡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强化,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增大。由于利率的下降,消费者预防性储蓄的未来价值减少,而未来收入预期又不明朗,在此情况下,消费者为了保持其财富价值量不变,有能力应付未来消费支出,只得被迫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于是传统意义上利率变化对消费的刺激效应就无法体现出来了。此外,我国经济金融化程度低,资本市场不发达,居民投资渠道单一,金融资产结构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等客观现实,也使得城乡居民储蓄对利率的变动不敏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强迫储蓄的性质。
(四)消费倾向对消费的影响
消费倾向反映了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意愿,是消费者收入预期、支出预期和自主偏好的一种集中体现。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居民消费支出取决于消费倾向。消费倾向越高,居民越愿意消费,消费支出越多,消费增长越快。
那么,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如何呢?从总体趋势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均呈下降之势。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1981年的0.91下降到2003年的0.77,下降了15%；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1981年的0.85下降到2003年的0.74,下降了13%。
分组看,城镇低收入组(最低10%)的平均消费倾向是上升的,由1981年0.93上升到2003年的0.99；中等收入组(中间10%)消费倾向是下降的,由1981年0.92下降到2003年的0.80；高收入组(最高10%)的消费倾向也是下降的,而且下降幅度最大,由1981年0.89下降到2003年的0.66,下降26%。农村居民低收入组(最低20%)的消费倾向是上升的,由1998年(农村从1998年开始有详细的分组资料)的1.04上升到2003年的1.17；中间收入组(中间20%)消费倾向也是上升的,由1998年0.74上升到2003年的0.76；高收入组(最高20%)的消费倾向略有下降,由1998年0.60下降到2003年的0.59。
我们对城镇居民总体消费倾向和城镇高收入居民消费倾向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表明:城镇高收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1%,城镇居民总体消费倾向将下降0.56%。城镇高收入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成为引起城镇总体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
(五)消费信贷对消费的影响
消费信贷是消费者根据自己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提前将未来消费用于当前消费的一种消费方式。最近几年,我国消费信贷增长迅速,2003年消费贷款余额达到15736亿元,比2002年增加5091亿元,增长47.8%,同比多增1397亿元,2002年比2001年同比多增939亿元。在2003年15736亿元消费信贷余额中,用于当年消费的大约有1000亿元(为估算数。估算原则是住房贷款按照平均20年还清,其他贷款按照平均10年还清),约占当年居民消费总量的2%,其当年增加额占当年居民消费增加额的9.3%左右。据测算,2003年,信贷消费增长影响居民消费名义增长0.9个百分点左右,对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达到12%左右,成为居民消费中增长最快、最具增长潜力的部分。
(六)人口结构对消费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由1982年的4.9%上升到2002年的7.3%,老少比(与0-14岁人口比)由1982年的14.6%上升到2002年的32.6%,年龄中位数由1982年的22.9岁上升到33.1岁。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倾向逐年下降。根据掌握的资料,我们选择1989-2002为样本区间。通过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ct与老少比(LSBt)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城镇居民人口结构与消费的关系:
ct=0.98-0.006×LSBt
(52.20) (-9.00)
R2=0.87 DW=1.95
农村居民人口结构与消费的关系:
ct=1.13-0.013×LSBt
(29.56) (-8.74)
R2=0.86 DW=1.19
回归结果显示:(1)随着人口结构的逐步老龄化,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倾向趋于降低,老少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分别下降0.006和0.013个基本点。从理论上讲,人口结构老龄化,年轻人口的负担加重,年轻人储蓄意向趋高,消费意向趋低,导致居民消费倾向降低。这与我国人口老龄化前期的现实情况相符。(2)人口老龄化所导致的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程度比城镇居民大,这表明,老龄化对农村居民影响更大,因为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相对较差,养老负担更重。
(七)改革预期对消费的影响
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城乡居民产生了强烈的改革预期。一是收入预期不确定增大。经济转型、结构升级、企业转制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就业压力,使居民就业稳定性减弱,再就业困难加大,与就业直接相关的收入不乐观。这就降低了居民的预期收入,特别是预期持久性收入。以上论证中我们得出消费是持久收入的稳定函数,一旦预期持久收入下降,居民必然降低当期消费。二是支出预期不确定增大。居民对自己承担的改革成本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程度预期不明,同时住房、教育、医疗等改革也明显增加了人们的支出预期。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理论,每个人都将根据他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他的消费支出,如果预期将来的消费支出增加,就会增加当期储蓄,减少当期消费。
由此可见,居民对改革的预期,无论是对就业的预期、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预期,还是对住房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的预期,都降低了居民当期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增长。
为了说明改革预期对消费的影响,我们假设,90年代以后,改革预期与改革进程成正比,即从1990年到2003年,改革预期YQt分别为1,2,3,...,13,14。在此假设前提下,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ct)与改革预期(YQt)建立回归方程,我们得到如下结果:
城镇居民改革预期与消费的关系(1990-2003年):
ct=0.85-0.006YQt
(188.29) (-10.95)
R2=0.91 DW=2.57
农村居民改革预期与消费的关系(1990-2003年):
ct=0.88-0.012YQt
(66.41) (-7.61)
R2=0.83 DW=0.90
上述回归结果显示:(1)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与改革预期成反比关系,随着改革的推进,居民储蓄意向增大,消费倾向趋于降低。(2)改革预期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影响大于对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这表明,随着改革的推进,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和教育、医疗等刚性消费支出预期增大,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幅度略大于城镇居民。
(八)消费影响因素的多变量回归
以上我们从不同角度分别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单变量回归,具体分析了各种因素对消费变动的影响程度。为反映各种因素的总体影响程度,我们进行了多变量回归。多变量回归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检验收入水平、收入分配与消费的关系；另一个层次检验收入水平、人口结构、改革预期与消费的关系。多变量回归模型采用对数形式,变量名同单变量回归方程一致。具体结果如下: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收入分配与消费的关系(1988-2003年):
LNC=-0.18+0.97LNYt-0.13LNGt
(-0.64) (49.30) (-1.41)
R2=0.99 DW=2.08 F=12361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收入分配与消费的关系(1988-2003年):
LNCt=0.31+0.89LNYt-0.18LNGt
(0.63) (30.39) (-0.67)
R2=0.99 DW=0.94 F=1897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人口结构、改革预期与消费的关系(1991-2003年):
LNCt=-0.61+1.11LNYt-0.11LNLSBt- 0.11LNYQt
(-1.61)(27.61) (-1.27) (-2.86)
R2=0.99 DW=3.15 F=12335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人口结构、改革预期与消费的关系(1991-2003年):
LNCt=1.12+1.01LNYt-0.43LNLSBt-0.02LNYQt
(0.93) (10.45) (-1.25) (-0.13)
R2=0.99 DW=0.88 F=590
回归结果显示:(1)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短期波动有99%的原因可以归因于收入水平、收入分配、人口结构、收入预期因素的变动；(2)从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来看,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当期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直接因素,改革预期、收入分配差距和人口结构等因素的重要性依次减弱。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当期收入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接下来依次为人口结构、收入分配和改革预期因素。城乡居民消费增长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的差异直接决定其消费行为的不同。
二、主要结论
基于以上的实证分析,我们可得到如下结论:
1、绝对收入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均可用于解释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总体来看,城乡居民消费主要由当期收入决定,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72和0.85,即增加1元的当前收入,城乡居民当前消费分别增加0.72元和0.85元。由此可以看出,当期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相比,居民消费主要取决于持久性收入的变动。持久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83和0.85,暂时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13和0.09。正是消费与持久收入的稳定关系,才决定了消费与当期收入的稳定关系。
2、收入分配与我国居民消费的变动呈反比关系,即收入分配差距愈大,城乡居民消费倾向越低。分城乡看,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1%,平均消费倾向将下降0.2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1%,平均消费倾向将下降0.71个百分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成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又一重要因素。
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总体上呈逐步下降的趋势。伴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和城乡居民改革预期的不断增强,消费倾向将继续降低。消费信贷对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已日益显现,并成为城乡居民消费增长中最活跃的部分。利率的变动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4、从收入因素对城镇不同收入阶层消费的影响来看,呈现由低(收入阶层)到高依次递减的特征。即对低收入居民消费的影响较大,对高收入居民的影响相对较小。分城乡看,各因素对农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一般都大于对城镇居民的影响程度。
从消费行为理论看影响消费因素
宏观经济学中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的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和相对收入理论；第三阶段的霍尔随机游走假说,以及由此引发的其它大量假说,如流动性约束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等等,目前的前沿研究都属于这一阶段。这些理论思想为我们研究我国转轨时期居民的消费行为提供了借鉴和思路。
1、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消费者的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多少,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会增加,消费是"完全可逆"的,但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逐渐递减。
2、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该假说首先假定消费者是理性的,能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其次,消费者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样,理性的消费者将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根据其预期寿命来安排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即每个人都将根据他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他的消费支出。消费不是取决于个人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其一生的收入。
3、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弗里德曼将个人的收入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持久性收入是稳定的、正常的收入,暂时性收入则是不稳定的、意外的收入。弗里德曼认为,决定人们消费支出的是他们持久的、长期的收入,而不是短期的可支配收入。因为短期可支配收入会受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经常变动,人们消费与短期经常变动的收入没有稳定函数关系。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人们实际上是根据他们在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来进行消费的。
4、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认为,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人的消费行为的影响,即消费具有"示范性"；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自己目前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自己过去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即消费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逆性"。
上述消费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收入的确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的因素,但其他因素也从不同方面影响消费,如收入分配、利率、价格、金融资产、消费信用、人口结构、收支预期等。
[对策] 提高居民收入 增强消费信心
收入分配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因素之一,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大力增强农民和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对于城镇居民,应根据不同收入群体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低收入群体要保底,保证其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重点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使所有失业、下岗和收入在基本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各类人员都能及时、足额领到基本生活费,并根据经济发展和各级财政承受能力,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中等收入群体要扩面,逐步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对于处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公务人员来说,应逐步将其职务消费货币化,逐步提高其持久收入水平。对于高收入群体应加强保护,增强其安全感。对于农村居民,关键是要认真落实好中央出台的各项关于加强和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巩固和扩大已取得的各项成果。要加大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力度,大力发展优质、安全、高附加值的农业,提高农业产业化组织程度和规模效益,加大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投入力度,努力从农业内部挖掘收入增长潜力。要围绕提高农民的务工性收入,切实加强对农民外出务工的服务工作,认真清理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检查和处罚力度,研究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的政策措施。要加强农村救济和开发性扶贫工作,增加扶贫投入,扩大以工代赈,有条件的地方要加快推进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进程。
2、适当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一是加快税制改革,加大税收调节力度。主要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要严格会计审查制度,推行收入申报制度,增强公民的纳税意识。尽早开征遗产税、赠与税。二是发挥政府职能,加强对企业职工工资的管理。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严重过剩,劳资双方处于不对等地位,克扣、拖欠职工工资现象时有发生。政府应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经营状况,适时制定和调整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保证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能随经济的发展而有一定的增长。三是适当增加转移支付的比重,通过转移支付,增加低收入者、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的收入。
3、改善居民对改革的预期,增强居民消费信心。首先,要努力开拓就业门路,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持久性收入,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可以通过采取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如发展城市新型服务业、社区服务业、旅游业、鼓励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方式增加就业渠道,促进就业和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其次,通过稳定就业,提高基本工资标准等措施,提高居民对持久性收入的预期。第三,对于涉及城乡居民切身利益的改革,如养老、医疗、失业、住房、教育改革等,应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提高改革的透明度。通过加大宣传,降低人们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居民的强制性储蓄的倾向。
4、切实改善消费环境,正确引导消费观念。首先,要进一步抓紧清理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一系列抑制消费的政策措施,大力增加面向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经济适用房供给,减少家用轿车的附加购置成本和使用成本,加快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鼓励民间办学等。其次,要抓紧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优化社会信用环境,扩大消费信贷的规模,拓宽消费信贷领域。可以考虑进一步降低居民消费信贷门槛和利率。第三,大力整顿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制假售假等行为,为促进和保障居民消费需求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第四,继续加大对消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快城乡公共交通、水利、供水、供电、供热和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拓宽城乡市场、扩大居民消费创造有利条件。
5、扩大服务消费。首先要解放思想,树立服务消费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促进身心健康的观念,鼓励中高收入阶层扩大服务消费。其次,扩大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只要是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消费,就应大力鼓励和提倡。
6、适时采取必要政策措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要认真研究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适时做出必要的调整,减缓人口结构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同时,要搞好老年人口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工作,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减轻后顾之忧,提高即期消费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