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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对他们影响最大，也最让他们关注的无疑是来自政府的宏观调控。进入年终收尾时期，政府决策对他们的短期影响已然突显，相比较而言他们更想知道的是，自己的企业如何踩准政府的步点，在未来的发展中怎样尽量从政府的决策中受益，而减少调控带来的风险。
10月26、27日在京举办的2004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论坛上，这方面的问题再次被聚焦，成为与会企业家们追问的热点。
是什么在让中国企业“卖苦力”
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摆脱不了这样一种增长的周期性阴影，那就是每一次向经济的新高地冲刺，只要增长速度超过9%，不要几个月，就会出现经济过热，煤、电、油、运、原材料全面紧张。而今年发端的宏观调控依然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的。
对此，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原因在于增长的方式有问题。
受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影响，我国从建国以后采取了用计划经济去支持重工业的赶超路线，主要靠的不是效率，而是投入。就是把资源都拿去发展工业、发展重工业，却忽略了发展服务业。但是20世纪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却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他们的服务业发展迅速，不仅超越了重工业，也超越了整个工业。现在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占到70%-80%。但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服务业只能够起到拾遗补缺、方便生活的作用，正是这种浅层次的认识，扼制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
吴敬琏指出，事实上，总成本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同产品的物理、化学变化有关的成本，有人把它叫做转型成本；还有一部分是交易成本。在现代社会，交易成本有可能占到所有成本的四分之三，而生产链只占到四分之一。而服务业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其自身效益要比生产环节高出许多，对能源等成本投入的依赖也很低，它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制度环境，但中国目前显然缺乏这样的环境。
吴敬琏分析说，整个现代产业价值链的重心已经转移向两端，其附加价值高、利润高，而作为中间的加工环节则附加价值低、利润低。而两头，一头是研发、设计，另外一头是供应链管理、销售。最近机械行业协会作过一项调查，表明两端的利润率是20-25%，加工这一段只有5%，而且这个5%还是毛利，实际上可能是根本没有利，因为毛利还要有一些营业外的开支，除此之外还有些没有计量进去，比如说现在劳动力成本不足以补偿劳动力消耗，这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最近珠江三角洲发生了民工的严重短缺，就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待遇和劳动环境太差。而这5%中还搭进去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比如，买人家的氧化铝进来，搭上电、搭上劳动，变成电解铝，再出口。搭上了电，电是煤发的，煤是不可再生资源。搭上了环境，污染都留在我们这儿，这个没有算到成本里。而且人民币在汇率问题上对于出口企业是一向有优惠的，实际上就是国家拿资源进行补贴。所以，靠这个是不行的，要向两端延伸。供应链管理、销售、流通领域，都是服务业。我们现在也看到好多地方都有物流中心，大多数是汽车站、运输站，有仓库等等。但这种物流中心不是现代物流，现代物流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武装起来的供应链全过程管理。
现在全世界都承认中国制造的成本低是因为工资低，但是我们的交易成本却非常高。这使得我们的企业只能去做生产环节。有篇文章讲“为什么中国人就是干硬苦力活”，所谓“卖硬苦力”，就是加工。文章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中国技术人才不够、中国没有这方面的传统、中国资本不够，但最重要的是因为，服务业跟制度密切相关，而制造业跟制度的相关度不那么大，我们的体制有很多问题，所以服务业就很难发展起来，我们的企业就只能给人家卖硬苦力了。
变发展模式更要变行政主导体制
对于体制存在的问题，吴敬琏说，一方面，我们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资源的配置应该是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实际上我们很多重要的资源仍然在政府手中。一个是土地，土地资源在政府手中，而且政府大多数都不是用拍卖的方式批租的，都是由官员作决定批租的，以什么价钱批、批与不批都是官员决定的。另外一个是资金资源，中国企业融资主要的来源是银行贷款，而银行没有经过根本性的改革以前，它仍然或大或小由领导机关所控制，贷款给与不给，跟政府官员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两个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都在政府手里，在官员手里。
另一方面，我们的干部考核体制和财税体制，也都在推动官员用他们掌握的资源去发展那些收入高、产值高的产业，于是产业调整、产业升级实际上就变成官员们按照他们的意图，用他们能够控制的资源去发展对他的政绩、财政收入能够见到明显效果的资金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十五”期间，各个地方都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向，认为小企业、轻工业、商业如果比重太重了，就是结构不良，而结构升级就是重型化，各个地方都如此。一些地方搞高新技术创新基地和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基地，但是搞了两年以后，发现这样做，产值上不去，财政收入上不去，最后还是回归去找产值大、财政收入多的制造业。
体制上的原因导致中国发展模式的异变。
去年我国GDP占世界4%，但我们的消耗跟我们的GDP在世界的份额是不成比例的。去年我们的石油消耗占全世界消耗的7．4%，燃油消耗占41%，铁矿消耗占30%，钢材消耗占21%，氧化铝消耗占25%，水泥消耗占40%。
吴敬琏说，像这样靠大规模的投资来支撑增长，肯定会出现过热。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国用于拉动GDP的投资占10%-20%，我国为40-45%。中国增长是很快，但是要大量地拿进来投进去，不然支撑不了下一步的增长，所以叫做增长很快，实惠不多。美国、德国、法国、印度这些国家每增加1亿元，GDP需要投资1-2亿元，我国最近3年约为5亿元。所以一提高速度，马上就发生资源的紧缺，资源支撑不了这样的发展速度。根据外国的统计数据，我国最近这些年每增长一元钱的GDP，需要投入的最低是4块钱，最多的要投入8块钱。
然而，不发展、不增长是不可能的，发展慢了还不行，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哪里?
吴敬琏提出了政府的改革问题。他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向前推进，关键是政府。现在有一个不好的趋势，好像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还有所增强，市场的作用还有所削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了投资体制要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出资人来决定项目。可是在前一段时候，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就有一种议论，说是还没有改投资体制，已经是乱上项目了，出资人决定项目那不就乱套了，最好不要改。可是国务院还是坚持改革，发改委的领导也坚持改革。现在已经出了方案，说审批制改成核准制，但是这个审批制跟核准制区别到底有多大?是放松了还是更加琐碎了，更加收紧了?还有一个是最近发生的事件，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所有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行政许可都是非法的，都是应该取消的。但因为过去有几千种行政许可，为了保持连续性，国务院做了清理，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文件说有200多项过去的行政许可现在还要保持，后来又发了一个文件，又追加了500多项。但是无限通讯器材是在这700多项以外的，于是浙江的奥克斯企业就提出：我原来是替别人做OEM，既然这个领域取消了行政许可，我可以自行生产了，卖不卖得掉是我的事。但是有关主管当局说不行，要另外制定非行政许可的备案制度或者其他什么制度，于是现在奥克斯把主管部告上了法庭。吴敬琏说，政府自身的改革比起一般的经济改革要更艰难，但是不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建立、不可能完善。
清华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则提出了两个开放的建议。
一是，要向民营经济放开全部的融资渠道，既包括直接融资渠道即资本市场融资，也包括间接融资渠道即银行融资。间接融资，现在老是不放开，2005年开始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办银行，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办?直接融资最近放了一些，但是制度设计有问题，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二是要向民营经济放开所有应该放开的投资领域。前段时间讨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要不要放，最后同意了，下一步估计能源要进一步向民营经济放开。我们走向能源国际化，应该给民营经济充分的空间，以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
要走向世界就要吃透国际环境
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也是此次论坛的一大主题。为此，会议特邀请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为企业家们支招。
巴尔舍夫斯基从世界的角度分析说，中国的作用目前已经不止于作为一个新型的经济体，而且还是整个亚洲的整合者，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
美国一共有35000家工厂，中国的工厂数目和美国差不多，这表明了两种情况：一，表明了全球制造业能力的大幅增长，在许多领域，它的供应都是超量的；二，这反映了太平洋经济的质变。中国的经济是一个混合体，亚洲国家的金融和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另加之这个地区有大量的人力储备，中国大陆有相当低廉的人力成本，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将对世界贸易产生深刻的影响。
目前美国有很多国会议员有一些提案，比如，美国的工会认为中国对美出口，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了竞争，这给下一届美国政府带来一些全新的政治压力。但不管是布什还是克里，他们都是经济方面的国际主义者，在经济方面都是非常开放的，他们两个人不管谁当选，都会考虑对中国政策和亚洲政策的结构性调整。
从长远来看，整个太平洋地区经济体，包括美国，必须在三个方面进行合作：第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这在亚洲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二，能源的问题，中国购买了大量的能源，这对世界的能源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第三，财政，同亚洲的主要经济体相比，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比较突出；IMF认为日本和中国都存在一定的金融问题。这三个问题，在整个的美国政策思维和亚洲政策思维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考虑到发生结构性的转移，考虑到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巴尔舍夫斯基为那些想在美国做生意的中国企业家提出六个建议：
第一，必须了解美国的政治，了解公众的态度。
第二，必须了解经济形势，了解整个行业的经济状况。比如一个纺织业的制造商，想进入美国的纺织品市场，就需要了解经济形势，从政治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行业。
第三，必须非常仔细地制定营销战略，需要避免过分激进的定价策略，否则就会被起诉。要考虑稳定的、逐步的市场增长，而不是非常迅速的市场增长，不是进攻性的市场增长，不要给人家一种很吃惊的感觉，不要给美国的制造商造成伤害。
第四，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能够创造一种公司的积极形象，创造一种中国的积极形象，这就要与美国的客户进行积极的合作。
第五，不仅仅要向美国出口产品，而且也要在美国寻找一些投资的机会。
第六，不仅仅要了解企业打算进入的国家的政治，而且需要与本国的政府建立良好关系，这样在与他国贸易方面遇到严重麻烦的时候，政府能够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