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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利的资本与民工权益
资本是逐利的，这毫无疑义。
在人力资源“充裕”的前提下，逐利的资本（企业）依靠低工资获得了竞争的比较优势，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相当的竞争力，同时这也是吸纳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一大根本原因。这一度成为经济学人和企业津津乐道的话题，在2003年底至2004年初嘎然而止。
这种因为工资低、用工环境差造成的“民工荒”，实际上让企业也有“难言之隐”：如果提高工资吸引工人的话，企业就提高了成本，同行业别的企业不提高的话，自己的企业就失去了竞争力。
在人力资源“充裕”的前提下，逐利的资本（企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空前地对工人的合法权益不断地给予漠视。
根据珠三角地区劳动部门的调查，在生产旺季，工人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将近12个小时。1998年，深圳市工伤鉴定人数12189人，其中90％以上为断指、断掌或断臂；工伤死亡人数80多人。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半有1人工伤死亡。
2004年9月，一位在广东南海某工厂打工的老乡找到记者，他因为一次工伤事故，失去四个半手指，工伤鉴定为四级。在此之前，他曾与自己的老板进行协商解决，但他的老板只答应给出医疗费，另外再补偿一万元。显然，这对右手失去劳动能力的民工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
在此情形下，记者带这位老乡找到了律师向劳动部门进行了上诉，意在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解决，但由于该企业没有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连厂牌都没有，属于典型的“黑厂”，律师在受理此案件时也忧心忡忡：“对于这种黑厂，如果他转移资产，就算是我们胜诉，我们也可能拿不到赔偿金”。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家企业，今天仍然在正常生产，仍然没有依法纳税，仍然漠视着工人的合法权益……这简直让人难以想像：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究竟在干什么？！
民工逐步在觉醒，这也毫无疑义。但这种觉醒却付出了代价。
2004年6月30日，深圳当日最高气温达到了37度，这是深圳有史以来
6月出现的极端高温。7月1日，最高气温又上升至37度6，这是深圳有气象纪录的52年以来出现的第二个高温。
而早在6月28日，深圳市气象台今年首次向市民发出了高温预警信号，根据这一预警，各部门应当做好防暑降温准备。但深圳一家名叫百利来丝印厂的陶瓷加工厂的工人们一如既往地在上班和加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百利来丝印厂员工效益奖的奖惩办法中规定：“工人请病假扣10元一天，请事假扣15元一天；如果上班时间去洗手间，一个月不得超过20次，总时长一个月为100分钟，一个月如果超过20次，每次扣2元，总时长超过100分钟，每10分钟扣2元。”
7月1日开始，一名叫王桂荣的女工出现了高烧症状；7月2日，王桂荣体温超过42度，体温计测量不了体温，医生打针时把针扎进去，抽出针来就流血，用药棉都按不住，医生说这是弥漫性的血管内凝血；7月3日凌晨两点，医生宣布王桂荣因抢救无效死亡。
在王桂荣死后，有记者在采访该企业的负责人时竟然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认为王不是在工厂的环境中被“热”出病来的。但欲盖弥彰的是，该工厂身上捂出扉子的数十名员工，在王出事之后被辞退。
恶劣的用工环境和苛刻的条件，使得工人自发地组织起来。罢工成了工人获得自己合法权益的途径之一。湖南籍民工张勇军讲述了自己在深圳一间工厂的经历。
张勇军所在的是间科技电子厂，主要业务形式是订单生产。由于工资低，工人与2003年7月发生了一次罢工，将107国道给堵了。“劳动局出面进行干涉后，组织工人代表与厂方进行谈判，厂方在劳动局的监督下答应了工人符合法规的要求。”张勇军说，“但工人要拿到提高的工资就要等到这一年的12月份，厂方说8月份报总公司批准，9月份批下来，加上工厂押一个月工资，所以只能到12月才兑现承诺。”
但接下来出现的问题是，厂方随便找个借口将那些工人代表给“炒”掉。再接着，一种工厂与工人，工厂于劳动监察部门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模式出现了。这几乎成了一部分企业的一种标准的劳资关系。
当民工跳楼、自杀、爬高压电杆要见老板，目的都是为了讨工钱，但他们是在生死一线之间与老板讨价还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