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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 熊焰 针对学术界展开的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讨论，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日前在“金融街论坛”第七次会议上（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交易机构代表就当前国企改革和产权交易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从如何深化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的难点等角度发表各自的见解）针对香港财经大学的郎咸平引发的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的大讨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作为国资委指定央企国有资产转让试点机构之一的负责人，熊焰表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绝不能停止；而且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的关键，国资转让只要依靠市场机制，就可以减少乃至避免流失。
学术界此前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讨论引起了全社会，特别是政府对于国企产权改革、产权交易的关注。熊焰认为，这无异于是一场对产权制度的大启蒙、大讨论。他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现代产权制度、关于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等论断已经明确了方向，只是还有一些认识问题需要通过讨论来澄清，这场大讨论的时机非常好。
“朗顾之争”引发的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讨论，至今未有平息。本文作者则根据在产权交易所的工作经验和深入研究，明白指出其“方法”所在，即产权改革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一种制度安排，是确保国有企业长期发展的根本方法。
产权改革之于国企改革的重要性及其方法论探讨
“朗顾之争”引发的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讨论，引起了全社会，特别是学术界、政界对于产权国企、产权改革的关注，这无异于是一场产权制度的大启蒙、大讨论。我感觉这场大讨论的时机非常好。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现代产权制度、关于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等论断已经明确了方向，只是还有一些认识问题需要通过讨论来澄清。
一、中国国有资产的形成及存在的问题
首先，中国巨额国有资产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建国之初国家没收了大约100多亿国民党资产，启动了国有资产积累发展的道路。许多发达国家，比如英、美、德、日等，都是通过外向扩张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是中国没有这种可能性。在建国初期的国际环境下，在非常强烈的“超英赶美”的愿望推动下，中国政府采取了内向挤压式的资本积累方式。一方面通过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一笔国有资产；另一方面，进行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半军事化组织改造，大幅度压低农产品价格，调高工业品价格，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把中间利润积累为国有资产。在城市实行长期的低福利、低工资，把企业职工大部分应得的薪酬和福利积累为国有资产。所有这一套组合的社会主义组织动员的结果，加之大量国家资源的注入和企业经营性增长，到1978年，全国积累了大约2万亿元的国有资产。可以说，中国国有资产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的结果，是中华民族血汗的凝聚，是两代人无私的付出，是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本钱，是城市劳动人民的养命钱。
其次，国有企业在初期具有明显的优势，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后来矛盾和困难越来越明显。概括地讲，国有企业的困难：一是效率低，1997年企业的亏损面到了40％；二是包袱重，很多企业几乎是承担了全部的办社会功能，有的大企业除了火葬场没有之外，社会所需要的所有服务体系都由企业负担；三是“小、散、软”的情况非常明显。“小”就是企业规模不够大，“散”就是散布在各个行业当中，“软”就是核心竞争力不足。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三条：第一条就是政企不分。政府把企业作为一种行政工具，过多地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企业技术改造、甚至是一个设备的更换都要报批。企业有了问题也不去找市场而是去找市长。第二条是缺乏持久的激励机制。国有企业资源动员能力非常强，在很多行业是占有垄断地位的，但是国有企业有一个明显的劣势，就是它缺乏对主要负责人的长效激励机制。第三条是亏损责任不清晰，缺乏一个明确的责任主体，企业盈利了大家都高兴，但是亏损了却没有人负责。
二、产权改革是对长期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与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就开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实践。这条路实际上并不是事先设计好了的，也没有现成的路径可循。今天在座的很多老师都是这条路的探索者与开拓者。
国有企业的改革，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动及产权，八十年代的改革主要是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是在政企关系和管理上进行一些改变和调整。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了缓解了国有企业面临的矛盾和困难，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面临的出资人不明确、代理链条过长缺乏控制、缺乏长效激励等深层次问题。
到了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改革逐渐深入。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提出了产权清晰的要求，在思想观念实现了一次大的飞跃。但是产权制度改革推进的并不顺利。原因在于：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受意识形态束缚的国家里，在关于“姓资、姓社”和“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的困扰下，在政治评价高于经济评价的情况下，做出产权制度改革和突破的决定，难度是非常大的。同时，改革面临着来自企业职工的压力。一个几代人赖以生存、为之奋斗的国有企业，如果改制了，职工何去何从？因此，尽管思想认识上飞跃了，可实际行动上还是有差距的。当时也提出了 “改革攻坚战”等口号，其潜台词实质上就是产权制度改革，但实际上国有企业改革基本还是围绕着如何让国有企业在管理上、在技术层面怎么做得更好一些，难于涉及深层次的产权问题。
直到2003年，明确提出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这是经历了十年的探索、徘徊、思考，最后实现的突破！十六大明确了产权是企业改革的主要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的提出了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可以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现代产权制度、关于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这两个论断，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规律的一次认识上的飞跃，理论上的突破，为中国未来二十年到五十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那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道路决不是几个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对二十多年改革经验的总结与升华，这是一个融历史的选择、民族的智慧、全党的勇气和人民的宽容于一体的决策。
三、对国有资产流失现象的认识
郎咸平教授所提及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大家所共同关心的。国有资产流失应该说是伴随着国有产权制度改革，或者是国有企业改革而来的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如果谁说国有资产没有流失，那是不正视现实。有人甚至这样形容：国资的调整是微利时代的最后盛宴！国有资产比较大规模的调整是从1993、1994年开始的，到2003年将近十年时间当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比比皆是，至于具体流失了多少，数字比较难统计。流失的手法多种多样：低价评估的有，自买自卖的有，隐匿转移财产的也有，暗箱操作的更多。所有的动作都是权力与金钱相结合，在私下来运作，用我们圈里的话叫“勾兑”。
国有资产流失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什么叫国有资产流失？资产流失是交易当中经常发现的现象。产权，股权这种东西的价值，本来就是很难判断的，一项产权在不同人的眼中是有不同的价值的。因此对国有资产流失要有一个基本界定。我个人认为：没有经过有权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的同意，私下以大幅度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把它出售掉，这就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这里有个不同看法，是否低于评估值转让不应成为判断流失与否的唯一标准。产权的卖价应该是它未来收益的折现。一份国有产权，它的市场需求量大，能卖个好价钱，但评估值很低，那么即使你按照评估值转让了，那也是造成了流失。
国企改制是要付成本的，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扣减掉应该由国家支付的改革成本，那不是流失。我们一开始谈到了中国国有资产的形成，是几代人的付出所积累起来的。今天是国家提出要改变，不是这些职工提出要改变。国家原来的约定是低工资，低福利，但是保你有工作、养老和其他福利。现在这个约定的条件变了。市场经济允许违约，但是要给予补偿，对他过去做出的贡献做出补偿。因此国企改制的成本相当一部分要用于对这些职工的补偿。
还有一个要关注的话题，就是如何认识企业家的贡献。企业家是特殊的一组人，他们的商业感觉非常好，能够看到市场中的商业机会，组织动员能力比较强，管理推动能力比较强，最后使得这个企业迅速发展。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张瑞敏是，李东升是，这样的人是社会的财富和瑰宝。他们跟一般人的贡献是不一样的。对做出贡献的国企企业家，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宽容，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
国有资产流失既然是一个现象，自然有它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产权不清晰，没有一个明确的责任主体对这个流失负责任。第二，交易的利益关联不正常。在产权清晰的情况下，卖者都希望多卖钱，因为他的个人利益与交易的价格是正相关的。卖国有资产可不一定，有些是不相关，卖多卖少跟个人没有多大的关系，有些甚至是负相关，卖少一点个人装在口袋里的可能更多。这是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基本原因。还有，中介机构素质也差的很远，产权交易的是一种特殊商品，必须借助专家才能来完成。我们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律师事务所，个人诚信与职业素质之差，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以至于我们上届总理对国家会计学院的题词是“不做假帐”。最后，法律法规不健全，无章可循。国有资产在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这样一种环境下，流失的可能性相当大。
四、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性安排
认识到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问题，就要寻求解决途径。在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方面，人们也曾做了若干种制度设计。有人讲不是卖国有资产吗？核心问题不是价格问题吗？设计一套非常精准的价值评估体系行不行？任何评估的办法只能给出一块资产的价格区间，给不出它的真实价格。也有人想建立一个强力机构，授予全权，从人身监控到各种刑侦手段，五年之后还可以追索，看谁敢偷盗国有资产。后来发现维持这样一个机构的综合成本可能远远比国有资产流失的要多得多，不划算。当然也有人想过发动群众。郎咸平教授这次就是这个理念，中国的国有资产是13亿中国人民的，你们凭什么卖。卖10亿搞一次全民公决？实际操作有困难。后来大家明白了，国有资产转让是一种市场行为，市场行为还要靠市场机制。于是中国的一个专门为国有资产转让而设计的市场出现了，这就是产权交易市场。
产权交易市场的基本设计思路就是四个字：“公开、竞争”。公开就割断了特定的利益通道。原来我是一个国有资产的决策人，我跟谁关系好，我就卖给他。现在不行了，我得把信息都公布出来，潜在的买家平等得到这个信息，然后开始竞争。只要是理性的经济人，卖者都想卖个高价，买者都想少出钱，若干个买者与卖者的博弈，就形成了市场价格。
如果说在国有资产调整过程中，确实出现过国有资产流失现象的话，2003年这一情况从根本上改变了。一是国资委的成立，明确了国有资产排他性的损益责任主体；二是《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对于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制度安排上已经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国资委今年围绕3号令的贯彻落实陆续颁发了一系列的配套文件，我们叫做“一拖八” 文件，就如何选场、如何监督、如何信息通告等做了规定。这一套制度设计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国有资产正常流转而不流失的通道。这些文件几个月前就已成稿，征求意见，陆续颁布实施，并不是某些媒体所讲的，是对朗咸平教授批评的反应。
有人讲你能说2004年就没有国有资产流失了吗？我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几十万个国有企业，我们管的是绝大多数，要拿个案来说，可能还会有。现在是开通了一条大路，“小路”还是可能有人走，只是走“小路”的违规成本大大提高了，违法犯罪现象什么时候都会有。
围绕着这场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我个人还有几点思考。
第一、国企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绝不能停止。国企改革走到了今天，可以说是人民的支持，全党的勇气共同探索出来这么一条路，这条路是符合中国转轨时期的社会现实，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业界共同的选择。国企改革走到了2003年12月31号，国有资产流失的解决方案已经形成了。产权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还存在问题吗？可能存在，这是由于产权改革不到位，要进一步的推进、深化。把这个篱笆扎得更严密一些，而不是把篱笆拆掉。
第二、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的关键。产权是企业的出发点与归宿，产权提供稳定的预期，产权凝聚起所有的要素资源。因此产权改革远比诸如职业经理人制度、企业减负要基础和重要得多。
这里有一个顾虑，说产权改革是不是要把产权清晰到自然人，完全民营化。不是这样的。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实际上是找到了一条路，就是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今后可能是国有企业越来越少，但是国有资产会越来越多。同时国有资产管理上的最大难题，就是谁对它持续负责，国有资产已经明确了其损益的唯一责任主体——各级国资委及授权机构，其运营通过股份制这样一种方式也得到了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