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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继铭、范维维／文
食品价格环比异常下降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ＣＰＩ同比上升4．3％，涨幅从8、9月份的高位大幅回落了0．9个百分点（图1）。1－10月累计ＣＰＩ同比上涨4．1％。
10月份ＣＰＩ同比增长4．3％中翘尾因素仅占1．6个百分点，比9月份下降了1．1个百分点。粮食价格在2003年10月下旬出现大幅上涨，这是翘尾因素在2004年10月出现减弱的原因。10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的幅度已由9月份的13％下降至10月份的10％。
尽管粮食价格翘尾因素的减弱在预期之中，但食品价格环比指数的下降却与历史情况不一致。过去三年中10月份食品价格环比平均上涨1．0％，这与“十一黄金周”消费增长是一致的，而今年却异常下降0．6％。今年食品价格的一反常态值得进一步推敲。
非食品价格涨幅维持近三年高位，同比上涨1．3％
在公布的ＣＰＩ同比增幅出现回落的同时，非食品类价格同比增幅维持近三年高位，上涨1．3％，与9月份持平（图1）。非食品类价格上涨对ＣＰＩ同比增长的贡献率也由7月份的7％及9月份的16％上升至10月份的22％。其中，居住类价格受近期水、电、燃料价格的影响上升较快，10月份同比上涨6．8％。非食品价格10月份环比上涨0．4％，高于历史平均水平，显示来自于非食品项目的通胀压力正在不断增大。
真实通货膨胀压力高于公布的ＣＰＩ增幅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潜在的通货膨胀要大于数据所反映的水平。国家对电、成品油等产品的管制以及政府提价项目的限制使当前的通胀水平并未反映出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通胀压力。受国家发改委控制的国内成品油价格的变动滞后于国际价格的变动；近期煤价出现大幅上涨，但电价上涨的幅度要远小于煤价（图2），国内化肥价格的变化也未充分反映煤价的上涨。发改委在今年5月向各地发出限价通知，限制各地的政府提价行为。
为避免通胀压力的集中释放，在需求快速增强、上游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对某些价格的上涨加强了控制，使供求变化无法通过价格杠杆得以充分调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某些产品供应的短缺，例如某些地方出现的“电荒”及“成品油荒”等。这种以短缺为表现方式的隐性通货膨胀未能反映在物价指数的上涨。因此，相信政府会在这两者之间做出一种平衡，在食品价格涨幅出现回落之后，一些其他的通胀压力将进一步得到释放。例如，北京市、上海市正在酝酿出租车燃油附加费的征收或起步价的上调。
新增通货膨胀压力不容忽视
随着食品价格对ＣＰＩ通胀影响的逐渐减弱，其他通胀因素将成为推动消费物价上涨的主要动力。这些因素包括年底财政支出的上升、滞后的能源价格上调、ＰＰＩ和原材料价格的飙升、工资上涨的压力、人民币有效汇率随美元的贬值等等。
从短期看，财政支出在5－7月间的增幅大大低于预期，主要是由于配合宏观调控。预计财政支出将在11－12月有明显增长（9月份基本建设支出已经开始上升），而财政收入的增长将随经济增速放缓。实际上，各项税收收入的同比增幅已从7月份的25．7％降至9月份的3．4％。年尾财政赤字的上升将增加货币供应，产生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压力。
从更长期看，工资压力将有所上升。我们在基层了解到的情况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判断。其实，粮价上涨压力和工资压力是此消彼涨的。农民不种地，则粮价涨；农民回乡种地，则工资涨。两者都会对物价构成压力。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ＰＰＩ）在10月份同比上涨8．4％，比9月份提高了0．5个百分点，同比涨幅为1997年以来最高（图3）。ＰＰＩ对ＣＰＩ的传导只是个时间问题。此次经济过热主要反映在重化工业和房地产部门，而非传统的消费品领域。我们的计量分析显示，ＣＰＩ的升幅将最终达到ＰＰＩ升幅的2／3，其中90％的上升将在18个月内完成。10月份ＰＰＩ同比增长8．4％，如果ＰＰＩ涨幅维持在目前水平，它将逐渐拉动ＣＰＩ，使其最终上升5．6％，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将其抬高5％。
近期美元继续贬值，在过去的2个月美元对欧元和日元贬值约6％。在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安排下，美元的疲软将带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ＮＥＥＲ）的贬值，从而增添进口商品，尤其是消费品的人民币价格，对国内通胀构成新压力。必须看到，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在2002－2003年间随美元的贬值是导致近期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图4）。
新增通货膨胀压力要求加强价格调控手段的运用
如果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来自耕地面积的减少或自然灾害，价格型宏观调控政策也许作用有限。但如果粮价上涨已不再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而上述新增通货膨胀压力开始对物价产生更大的影响，那么这将对价格型调控政策的运用提出更高的要求。
央行在10月28日提高人民币基准存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但实际利率在当前通胀水平下依然为负。虽然公布的10月份ＣＰＩ有所回落，但粮价同比增幅的技术性回落早在预料之中，它不应该改变加息的步伐。我们判断央行最早将在12月再次加息大约25个基点左右。它也不应该成为继续推迟汇率制度改革的理由。毕竟，汇率改革的目的是增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灵活性，而不是单纯地实现人民币升值。
（哈继铭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范维维为宏观经济分析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