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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界人士抱怨国内重大经济决策的不透明。
远的不说，就谈近期的加息吧。早在央行10月29日加息前的几个月内，已连续4年没改动利率的美国一口气加了三次息，使全球都掀起了“加息潮”。当时，国人对加息都有预期，可偏偏在这个时侯，一些关键财经部门却频频示意，物价走势平稳，是否加息还得再看看。
然而没过多久，央行还是公布了加息方案，令市场人士颇感意外。事后有坊间称，因为这是涉及货币政策的重大决定，拍板权在高层，因此，央行实际上在具体的时机把握上并不知情，而在这之前，有必要和中央高层保持统一的语调。
这样的解释不无道理，但不应忽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虽然实现了短期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自身政策行为的可信度。如果不能建立政策的可信度，市场就不能形成稳定的预期，在预期紊乱的情况下，市场成员的行为难以理性，他们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也必然将政府可能出台的最不利情况列入思维框架，这样无疑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风险溢价程度，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波动。
近期有关汇率是否调整的风波，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率突然变动的“后遗症”。尽管政府高层一再表示目前汇率调整时机不成熟，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11月10日也在一次论坛上透露，人民币汇率近期不做调整，算是再一次给出“信号”，但仍然不乏赌人民币升值者，从而严重干扰了经济的稳定运行。
同样，证券市场也饱受预期不明之苦。比如，一个部门放风将推出QDII，随之另一个部门又否认；一阵子说今年大盘股的发行渐行渐近，一阵子又说市场稳定优先。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主体根本难以以理性的分析去判断管理层的未来举措，在做投资时只有将政策风险溢价提高以对抗未来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所以，虽然政府出台了不少利好政策，但市场仍波澜不兴。而且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在缺乏稳定预期的情况下，市场主体也更容易出现机会主义行为，他们只顾市场中的“及时行乐”，而不顾市场的稳定发展，很容易造成市场的暴涨暴跌。
利率、汇率、证券市场决策部门的做法，都给人一种决策过程不透明、决策依据不清晰的印象，从而人为地放大了市场固有的不确定性。当然，管理层这样做也必然有它的道理。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政府做出决策很难在经济学上给出更详细、更具说服力的理由，实际最终的决策往往是出于政治性和社会性原因。这就造成很多经济问题的决策转化成了政治性议题，而政治结果一般是取决于多方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这自然就导致相关政策的不可预期性提高，从而使得市场投机行为增加。
有什么办法能尽量避免这种现象呢？短期应当强化经济决策的专业性和政策的可预期性。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法治框架下的以市场导向的政策决策程序，也即建立一个高效率的专业化决策机构，在相关法律的明确授权范围内，根据自己对于相关指标的观察，独立调整相关政策，使利率、汇率或价格有利于实现其事先设定、并为社会所公知的政策目标。长期来说，要进行政治决策体制改革，通过制度安排保证专业化决策机构追求一套清晰而连贯的政策目标，减少来自其他机构和其他因素的干扰。缺乏这样一套制度框架，相关决策机构必然缺乏权威，在各种利益面前畸轻畸重，无法对经济变动及时做出反应，为市场明确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