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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如此说来，有些引进的污水处理技术是很落后的？
刘光钊：我明确地讲，起码落后了世界先进水平30年。中国目前正在大力推广应用的氧化沟、生物同步除磷脱氮等技术，甚至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老掉牙的技术，我们在20年前从欧美引进时，就已经落后了世界30年。
这些落后技术与先进技术相比，治污的成本高出很多。我大致估算了一下，投资额至少高三分之一，占地面积大一倍以上，运行费用也要多一倍以上。最严重的问题是出水质量不稳定。许多老技术不管进来的是什么类型的污水，始终用固定的方法来处理变量。
《新民周刊》：每当江河湖泊的污染加剧，我们总可以看到一批批治污工程项目上马。
刘光钊：“要治污，上项目”，这是一个误区。从数字上来看，假设一个城市日排污水400万吨，一个污水处理厂一天处理能力40万吨，建了几个这样的厂，污水处理的比例就很高了。但中国目前使用的工艺技术非常落后，大多数的污水处理设备无法达标。长江一条支流的污染非常严重，当地下决心投资建了3个污水处理厂，由于技术都很落后，排出去的水完全是黑的，相当于把城市污水管网的污水集中起来统统直排到河里。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污水处理厂反而加剧了污染。长江沿岸这样不达标的治污工程很多。我还看到某地建了一个污水处理厂，居然把1500亩污水池设在江中间，说是让它通过江水自净。这跟直排有什么区别！
《新民周刊》：使用落后过时技术造成的危害实在是太可怕了。
刘光钊：的确如此。再举一个例子。目前国内在湖泊污染治理上普遍采取的方法是挖泥。挖挖泥、换点水、种种花，只是表面文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因污染导致富营养化严重的湖泊，底部泥层已经堆积的那些农药、重金属成分，有些已经固封起来。如果盲目开挖，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在湖体扩散开来，几乎可以杀死一切。富营养化状态下疯长的蓝藻虽然没了，丰富多样的生物也全没了，水变成了中灰色。在这种状态下，再想把“死水”
变成“活水”非常难。最近又有一些专家留下了败笔。太湖附近的一个湖泊要治理污染，我们一再建议不能盲目疏浚，但毫无作用。结果是生物大量死亡，而且湖水还进入太湖，影响了太湖的水质。
《新民周刊》：面对这些落后过时的技术，决策部门和有关专家是真的懵懵懂懂，还是为了某些利益故意装傻？
刘光钊：中国人并不笨。花大价钱引进落后技术，许多时候离不开“败家子”和“骗子”的合谋。一些人对污水处理效果并不重视，只不过把这些工程项目当作圈钱的机会和工具。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大规模的污水处理厂可以养肥不少人。
粗粗地算一笔账，一个上亿的工程，污水处理企业光设计费就可以拿两三百万，照抄一个老技术，两三百万就轻松到手了。实施方还把有关系的配套企业都拉进来，积压的设备、落后的技术，都通过这个项目顺利地卖出去，最终由国家埋单。
一些地方官员往往不顾企业的资质，就把项目交给关系户。一些官员还有这样的考虑：用落后但是现成的技术工艺，即使做砸了没责任；如果采用新技术，就要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包括关系户制造的压力。
这些猫腻工程虽然建起来了，但有的运行费用太高，有的运行不正常，始终是“烫手山芋”。一些地方政府把它包装一下吸引外商收购，于是牵线搭桥的中介大发其财。做成一笔这样的生意，多的可以赚几百万。
外商接盘客观上往往起到了掩盖真相的作用。许多国外投资者认为中国水务的投资回报率可以达到15％－50％，一些国外公司收购一批污水处理厂，稍加包装，股票就涨上去了。至于污水处理厂运转状况如何，外商也并不十分在意。
国内的一些专家明明知道某些技术很落后，还是力主引进，他们考虑的是自己的学术地位，把这些项目作为晋身之阶。
《新民周刊》：这样恶劣的操作链你自己是否遇到过？
刘光钊：我也成立了自己的治污团队。我在中国做了15年环保工作，投入了5800万，连老丈人卖画的钱都花进去了，却是颗粒无收。唯一的收获是尽睹治水之怪现状。
很多痛苦的事情不堪回首。常常有官员要求我们邀请出国考察，这些人加起来起码30多批，一批至少10个人，前后花了我们1000多万元人民币，这些钱都打了水漂。
某市的人大批准了一个治理禽畜污水的项目。畜牧局局长一开口要6万元钱，说是“不用招标了，你就开始做吧”。我们从前遇到过不少类似的骗局，就商量能否等立项以后再付钱。对方当然生气了。于是，在市领导考察我们已经完成的项目时，突然发生了断水、断电的怪事。我有一位朋友在某地治污，由于无法应付各种各样的骚扰，不得不向市长求告：我300万元投资就算白送了，你们让我走吧。
所以我的观点是，治水先要治人，否则治水没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