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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斯苦盼手机牌照无果之后，选择了一条法律程序来维护企业在市场上的利益。由此引发了一场手机牌照存废大争论。
就在奥克斯风波余温未冷，深圳金立通信公司、先科通讯公司、维科电子公司等贴牌生产手机的企业近日同时表示，如果通过司法手段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将上京请愿，恳请政府给手机产业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市场和准入环境。
几家企业请愿的消息再次将手机牌照和民营企业在手机这个大众消费品市场的准入问题上引发人们深度思考。
存在，先找个理由？
按照信产部有关官员的说法，1999年出台的5号文件规定，生产移动通信产品必须由主管部门审批立项，一是为了扶持国内手机企业，防止外资企业一统天下；二是避免重复建设，防止恶性竞争。
必须承认，手机牌照制度的初衷是好的，既限制了国外巨头的垄断，也抑制了国内企业的过度竞争，确实起到了保护民族产业发展的作用。但时至今日，“手机牌照制度”已不能适应目前的实际情况。
在此情形下，以牌照管制来保护民族产业发展已变得不太现实。
避免重复建设，防止恶性竞争的说法现在看来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因为手机牌照制度并没有阻止国产手机出现的生产过剩问题，没有生产许可的企业可以绕开审批制度进行贴牌生产，手机牌照制度的效果只是给没有生产许可的企业增加了租牌费用，并没有真正限制住手机的产量。其实，目前我国手机市场供大于求的格局已经形成，即使牌照制度取消，投资者也会权衡利弊，不会盲目投资。尤其是民营企业，决不会傻到拿着自己的“血汗钱”往水里扔的地步。
从法律意义上已不存在的中国手机牌照制度，在现实中早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因为利益，所以死扛？
那么是什么让信息产业部不肯放手审批权？它手里攥着的手机审批大印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深圳维科电子总经理梁荣认为，信息产业部之所以不肯放手审批权，除了权力意识作祟外，还有利益方面的考虑。因为得到牌照的企业靠信息产业部发给他们的“金饭碗”，每年就坐收几千万甚至过亿元的牌照出租费。
有了手机生产审批权，不单单拥有了行政权力，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无本万利的“聚宝盆”。因此，对于信息产业部的动机，让人很难排除利益驱动因素。
保护民族产业，还是保护“寄生虫”？
目前已公开的一份数字材料可谓触目惊心：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共有36家企业拥有49张手机牌照（其中GSM手机牌照30张，CDM A手机牌照19张）；而在这些拥有牌照的企业中，自己进行生产、推广和服务的只有十几家，甚至有的厂商连一条自己的生产线都没有；而其他有实力的企业想进入该领域，因“手机牌照”拿不下来，就不得不高价收购或者与这些拥有牌照的企业合资取得生产销售手机的合法身份，更多的企业则向它们借牌或贴牌来生产手机。目前国内实际生产的手机厂商就有100多家，有业内人士测算，牌照拥有者一年的提留费可达到15亿至30亿元。
如此巨额的贴牌费用，已经让一些拥有牌照的企业蜕化成完全靠出租牌照生存的“寄生虫”。手机牌照制度不废除，这些“寄生虫”便可高枕无忧。
此外，牌照制度形成的行业准入壁垒，限制了国内新的资本与新的技术力量进入，大量的可投入深度竞争和技术研发的企业被挡在了门外。由于拥有牌照的企业靠出租牌照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没有动力去进行技术创新，而借牌的企业则没有更多的资金和精力去进行产品研发。因此，深圳先科通讯公司总经理黄荣添认为，手机牌照制度产生的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利于创新环境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形成，使国产手机很难形成真正的核心技术，在产业链上处于低水平的加工地位。这从客观上起到了保护一部分落后企业的作用，不利于企业间的优胜劣汰，抑制了企业重组、行业整合的积极性，使国内手机品牌分散，国际上不能形成品牌优势。
因此，手机牌照制度如今在某种程度上说，保护的不是民族产业，而是在保护“寄生虫”，保护落后。
“看不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
有牌照的企业长期没生产线，有生产线的企业却根本没牌照。不尽合理的游戏规则，使牌照成为稀缺的垄断资源。手机牌照制度不仅导致严重的“权力寻租”现象，更严重限制了很多企业的公平竞争机会，人为地制造了企业间的不平等。
据企业介绍，贴牌生产的合作本身就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主要的投入都是由自己完成，最后还要宣传别人的牌子。“这样的广告做好了我们都不清楚是在给谁作宣传。”一家手机合资企业的负责人对记者说。这位负责人说，手里拿的是自己企业生产线生产的手机，但是贴的却是别人的牌。这种痛就好比自家的孩子却抱不走。
经济学家认为，手机产业的贴牌现象是典型的“权力寻租”行为。寻租活动是一场“负和博弈”，一场就社会整体而言损失大于利得的竞赛，它不但造成寻租行为本身的资源非生产性消耗，而且通过引起经济扭曲而导致效率损失。这种效率损失被喻为是“看不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
手机牌照制度存而不废，最着急的就是那些民营的手机企业，它们在前期投入巨资打造研发基地和购买生产线无非是看好巨大的国内市场，如果市场的大门被一张牌照堵死，手机牌照拥有者的那部分收入就是他们看得见的损失，同时也可能意味着之前所有的投入将付之东流。奥克斯通信市场总监金杰表示，从2002年开始，奥克斯投资10亿元建造手机工业园，但因为没有牌照销量一直很小，手机部门至今没有实现赢
利。“我们现在每多等一天，奥克斯的投资亏损都在增加。”
当然，最终的受害者还是消费者。厂家贴牌的费用当然要由消费者来分摊，而没有更充分的市场竞争，消费者就不会得到更加便宜、好用的产品。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70％左右的质量问题投诉指向国产手机。而国产手机6％的平均返修率比国外品牌要高出一倍。
存与废，究竟谁说了算？
民营企业在手机产业中的尴尬处境，从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了他们在整个经济领域中的尴尬处境。
据统计，1992年至2003年，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53．6％提高到67．7％；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32．0％提高到63．0％。但是，在非国有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一个不能忽视的客观事实是：长期以来，相对于国有经济而言，非国有经济一直享受的是差别国民待遇，由于政策壁垒等原因，其所能支配的资源远不及国有经济。民营企业在一些产业准入上受到不应有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这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对产业发展是一种伤害。而这些产业制度助长了某些领导的长官意志，给个别机构带来了不应有的部门利益，从而成为阻碍产业发展的绊脚石。
在10月27日结束的2004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当众声援奥克斯。在谈到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时，吴敬琏委婉地指出：“现在有一个不好的趋势，好像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有所增强，市场的作用反而削弱了。”
信息产业部在手机牌照问题上的表现，印证了吴敬琏的观点。
今天，中国经济体制尽管有了很大的改革，但还沿袭了太多的计划经济的做法，存在着审批管制过度问题，这既带来官员、部门寻租的腐败问题，又带来企业个人及社会交易成本过大的问题。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富浪费在报批、签字、盖章、审核等过程中，国家集体财富也随着权力流进了一些个人和利益集团的腰包。
包括手机牌照在内的市场准入门槛的存与废，究竟由谁说了算？深圳金立通信总经理刘立荣表示，最终的裁决者不是政府管理者，也不是企业的领导者，而是市场。
奥克斯公司状告信息产业部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作为市场参与主体的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深入的过程中，寻求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的必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加入W TO，强调法律和市场的调控作用，已日益成为政府行政管理模式改革的新方向。而作为管理者的政府，如何转换好自己的角色已是迫在眉睫的课题。解决不好这个课题，今天发生在奥克斯公司与信息产业部身上的事情，明天还会在别的公司和政府部门身上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