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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王均瑶死于癌症，时年38岁。他的死让众人唏嘘不已，媒体也多发出沉痛惋惜之声。对于一个民营企业家，这种身后的“礼遇”颇为难得。
转型期的经济社会充满机遇，成为商人和创业者们驰骋的天地。然而，当财富的积累与分化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并且同样表现出某种加速过程时，有关公平的质疑就迅速成为主流姿态。从去年的周正毅事件曝光，到有关企业家“原罪”说的争论，再到今年持续数月有关“郎顾之争”的大讨论，都能让人感到那种无处不在的忿忿不平情绪。有些经济学家走出来，试图用重提企业家精神和褒扬企业家群体劳苦功高的方式，来稀释社会公众的愤懑与不平，但效果并不良好。
王均瑶之死，却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案例，让更多身处不同利益群体的人们都多了一份思索：他为什么令人感动？由于这种感动和思索是自发的，源自人们对故去之人自然而然的哀思和亲近，所以显得比较真诚，也格外冷静。
首先，王均瑶从一个身无分文的打工仔，到建立亿万资产的产业集团掌舵人，这个创业故事本身就令人注目。他被认为是“胆大包天”式的企业家，早在1990年就承包了长沙至南京的航线，并获巨额收益。在当时航空业管制严格的年代，一个私人创业者能抓到这个机会，没有点超人的想像力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恐怕难有作为。之后，他进军乳业，再闯入上海滩，涉足商业地产，并成为上海市浙江商会会长。弹指之间，那个十五六岁靠印刷小广告为生的孩子，已经拥有了资产达35亿的庞大企业。这确实是个实实在在的财富创造过程。
其次，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他几乎没有多少可依靠的背景和资历，完全靠个人打拼、努力和精明，完成资本积累过程，其经受的艰难非常人可想。20世纪90年代之后参与产业竞争的企业，可以大致划分成民营、国有和外资三类。相比来说，民营企业拥有的资源和优势是最少的。在这三种力量的博弈和角力过程中，民营企业依仗的惟一优势，可能就是其“为生存一搏”的求生意志，以及被各类竞争对手挤压出来的创新能力。王均瑶的“发家史”证明了这一点，弱者自重、哀兵必胜、险境求生，这种被逼出来的创业精神似乎总能在温州商人身上体现出来，不由得令人钦佩。
当然，王均瑶之类的企业家最让人感动的，可能还是其超出凡人的敬业精神。不能说透支生命的敬业值得学习，而是说那些承担了重大责任的个体会不由自主地卷入这种透支式的生活中，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同时可能意味着牺牲健康。对温州地区87名知名企业家进行的体检显示，其中高脂血症51例，高血压37例，颈椎病或椎间盘突出31例，脂肪肝22例……在承担了各种社会头衔也赢得了更多个人发展机遇的同时，他们丧失了健康。对于个体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但是，这种“敬业”，并不为企业家群体所独有，而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支撑一个丰富多彩而活力四射的文明社会有机体的原初动力。这才是王均瑶们令人感动的根本原因———他们在这种意义上，超越了经济学家们所鼓吹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教条，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和社会连为一体，表现出同样“忘我”和“无私”的冲动。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王均瑶们和孔繁森们殊途同归。
在大多数时候，朴素的大众感情都显得比某些自称为学者的知识精英们要真诚。他们最终能够判断：谁为社会真正作出了贡献？谁又是假托“做贡献”之名谋取个人私利？那些通过非法手段盗取公众资产的人，那些利用权钱交易一夜暴富的人，只能招来厌恶之情，因为他们的财富建立在剥夺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然后，一些帮闲者跳出来为这些非法获得的财产辟谣和“洗白”，大呼私有资产的神圣，这怎能不令人唾弃？企业家精神不能建立在沙滩之上，然后用高级油漆来涂抹成大厦。
企业家的声誉是自己用生命写就的。现在，已经有人在估算王均瑶留下的几十亿元遗产的分配。其实，几十亿元的资产，对于一个有着强烈创业激情的企业家来说，只是个数字。人们应该看重的，是他留下的精神遗产：拥有超人的克己精神，痴迷于创新和开拓，最终完成资本的积累，为社会发展创造新增财富。
王均瑶们令人感动，不是因其头上佩戴的财富光环，而是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所付出的额外辛劳。 >>>回到星空财经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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