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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剖析亚洲经济新格局
崭新的亚洲
“亚洲在危机过后总是懒得进行痛苦的结构改革，却以为可以从中国的繁荣之中找到解决危机的新药方。只是，我怕事情没这么简单”
1997－98年痛苦的金融危机是亚洲经济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现在才开始慢慢了解到这个转折点的意义。危机以后的日子里，最有意义的变化是中国地位的上升；此外，印度经济的苏醒也具有深远的潜在影响。而那些所谓的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则经历了更多的风风雨雨。同时，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后陷入了困顿。亚洲经济力量的天平正在调整：旧的亚洲力量开始崩溃，而新的亚洲力量正在发展。这给该地区的经济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挑战，这种力量平衡的调整导致的一些列新的紧张关系可能对新一年的国际金融市场带来重大影响。
新亚洲和旧亚洲之间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使地区经济大国的转换几乎不可避免。在1990年到2003年的时期里，中国经济在真实意义上增长了三倍，而印度的经济在真实意义上增长了两倍。而在同一时期中，日本的经济在真实意义上只增长了15％。从经济增长的理论角度说，当然比较贫穷的国家比富裕国家更容易取得比较高的增长率。中国和印度要想赶上日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GDP总量有可能在未来的20到30年内达到与日本不相上下的水平，但是人均GDP这个居民生活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大概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赶上。在2002年，日本的人均真实产出仍然是中国的40倍，是印度的将近100倍。如果经济增长的趋势按照现在的样子持续下去的话，中国的人均产出至少需要40到50年才能赶上日本的水平，而印度则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了。
但是从现实的角度讲，走向经济水平趋同的过程比那个最终结果更重要。而且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一种新的强大的力量将对亚洲经济趋同的过程产生动态的影响。这种趋势就是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全球劳动力套利。这种趋势已经带来了新的外包(outsourcing)选择，并且对中国、印度地位的上升起到了加速作用。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具有关键意义的劳动力套利使其成为一个世界上规模和范围都空前的低成本、高质量的制造业外包平台。而对于印度来说，相关的外包平台是服务领域；不仅仅是低附加值的处理过程和所谓的核心功能，而且越来越多的是高附加值的活动，比如软件编程、设计、工程以及一系列的专业（法律、精算和医药）和商业服务功能（会计、研究、分析性支持和专业咨询）。
外包并不能算是一个突破，因为通过普通国际贸易渠道进行的海外生产活动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但如今在新亚洲出的这些外包平台具备前所未见的广度和深度。另一个突破性发展是1995年以后互联网的出现，这使这些平台能连接到全球化的分销体系中。此外，成本控制日趋重要，也使这种外包成为必须。由于缺乏议价能力及生产力过剩，成本高昂的发达世界必须将全球劳动力套利作为在竞争中生存的必备策略。
在制造业方面，这主要体现为流入中国的大量海外直接投资。2002年流入中国的海外投资多达530亿美元，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接受外资最多的国家。在服务业方面，互联网使得技术和知识为基础的产品能够快速传播，这对于现在那些具有很多低工资率白领工人的地区成为新的全球平台是很关键的。传统上，建立外包平台需要大量的资本，要求有大量的海外直接投资的累积。但服务业不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印度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发展，与中国之类国家传统的以制造业为导向的经济发展不同，需要的资本要少得多。这是因为像印度一样的以主要含量为知识的出口所要求的基础设施投资并不多，仅仅是电子连接而已。这使得中印在海外直接投资方面的差距不是那么可怕：2002年流入印度的海外直接投资总量为20亿美元，这和中国相比差距甚大。
工资差距是全球劳动力套利的明显理由。世界银行1995至1999年的数据表明，中国的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是日本和美国的2.5％，印度则是4％。此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是那些新兴亚洲工业化国家的很小一个比例，是新加坡的3.5％或者韩国和香港的7％。并不奇怪，这些工资率方面的差距与各自经济体的生产率差异是吻合的。
但这也正是关键所在：外包平台正是在中国和印度这一类低工资率、低生产率的地区表现优秀。现在中国的外资公司雇用了大约350万名工人，这个数字在过去的10年中增长了3.5倍；如果来自香港、台湾和澳门的资本也算进去的话，这个数字还将增长一倍。服务业外包方面也有类似的趋势。印度现在的IT行业雇用大约65万名专业人员，这个数字预计在未来的5年中会翻三倍（《印度的IT产业：2002年战略回顾》，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及麦肯锡公司出版）。由于全球劳动力套利，中国和印度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劳动力已经成为了亚洲和全球经济中巨大变革的关键力量。
如果不发生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突然停止的情况的话，所有这些都描绘出了一幅亚洲迅速变革的图景。长期作为全地区增长引擎和财富创造者的日本，失去了方向。资产泡沫、政策失误、紊乱的银行系统以及通货紧缩使得日本不得不消费它那些来之不易的储蓄。摩根士丹利的估算表明这个过程令人惊讶的超前了；根据我们的计算，2003年日本的个人储蓄率下降到了2％多一点——急剧地从1998年的9.5％以及1990年代早期的平均水平下降。政府赤字现在占到GDP的9％，这是能使得日本的情况更加糟糕。
日本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了它作为亚洲经济领袖的角色。在我看来，剧烈的改革是惟一真正的选择——不仅仅是收拾过去14年中造成的混乱局面，而且要为日本经济提供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以发现经济增长的新源头。至今，日本的改革故事却一直是口惠而实不至。对于小泉首相来说，现在政治风向在他一边，此时是让曾经的旧亚洲的经济主力恢复往日光彩的最好机会。有迹象表明这样的经济复苏也许会出现——但现在仍很渺茫。
虽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前景要好一些，但是仍然不能算是令人满意。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的飞速崛起使这些国家在医治亚洲金融危机创伤后恢复的活力相形失色。具体来说，中国对外来资本具有极大了吸引力，使得原本会流入该地区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向了中国。如同上面所说的，现在中国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2002年韩国、泰国和新加坡的海外直接投资总量跌到了45亿美元，而在1998年～1999年的高峰时期这个数值曾达到200亿美元。此外，根据IMF的估算，2002年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私人储蓄量下降到了GDP的22％，而在1998年～1999年的期间里，这个数值大概是27.5％。和日本一样，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也不得不使用以前积累的储蓄。不幸的是，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正在“挤出”该地区其他各国作为外资流入地区的地位，这让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对经济发展项目进行融资方面更加困难。
此前，我在中国海南参加了博鳌论坛，它是仿照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而建立的。国家领导和决策者们在会上纵论泛地区的合作和经济恢复的新潜力。但是在我看来，这个论坛传达的真正的意思是对一个新的、毫无疑问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增长模式的广泛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1997年～1998年危机的必然结果：在受到来自西方的热钱冲击之后，亚洲开始向内转。在博鳌论坛上，可以清楚地感受自我赞扬的气氛。中国在过去五年里面出色的经济增长表现让亚洲国家对这种新的地区发展策略充满信心。
但是，没有任何理由保证这一最新的亚洲增长模式在长期能够比以前的那些模式表现更好。如果中国经济的增长确实放慢了，对中国增长产生依赖关系的亚洲其他经济体就不得不面对其后果。这可能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的进口增长在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2003年的前八个月，日本出口的73％流向了中国；韩国则是40％；对于那些小一些的东盟国家，这个数据在20－30％。
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如同我担心的那样放慢了，那么泛亚洲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放缓会让该地区的很多挥之不去的结构性问题浮出水面。具体来说，就是脆弱的金融体系、低效率的私人企业以及有限的国内需求。亚洲在危机过后总是懒得进行痛苦的结构改革，却以为可以从中国的繁荣之中找到解决危机的新药方。只是，我怕事情没这么简单。
最后，亚洲现在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过剩，以及接受新技术的积极性。在传统意义上，亚洲更多的是供给方（生产和出口）而不是需求方（私人消费）。中国和印度现在正在领导亚洲巩固其作为世界上的主要供给方的地位——最初是商品供给，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是曾经作为“非贸易品”的服务。这使得旧亚洲高成本的努力不断受到排斥——不仅仅是日本，还包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这几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由于全球劳动力套利的帮助，美国和欧洲的高成本的供应模式在中国和印度的压力下也不断被排斥。这种挑战是当今的全球化经济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选择将是非常残酷的：要么发达国家对抗这种趋势并且屈服于政治性的保护主义，要么发达国家将这个趋势转化为在内部进行变革的催化剂。新亚洲的发展越成功，发达国家就有更迫切的需要来面对这样的挑战，并且将注意力集中到探索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方面。□
（本文为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专为《世界2004》中文版而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