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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加WTO三年了。三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25%，进出口总额翻了一番，创造了罕见的历史奇迹，平息了不少反对的声音。此事的历史内蕴，值得反复玩味。
新世纪的界标
在我看来，中国参加WTO的首要意义，是中国选择了认同现代主流文化，决定融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这是为中国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选择，是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2001年有两件大事分别成了人类和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标记。
这一年，人类编年史用鲜血凝成一行大字：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民航客机撞毁纽约世界贸易大厦，人类一场旷日持久的最后战争从此开始！如果不消灭贫困、愚昧和冲破狭隘民族主义的桎梏，彻底战胜恐怖活动是不可能的；而做到了这一条，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的可能性也就不大了。
这一年，中国人用喜庆的红色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写上：参加WTO，中国选择融入现代人类主流文化、走上和平发展的正轨！
两件事不是毫无关联的。
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那些恐怖活动实质是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极端反应。很多中国人都对恐怖活动很反感，但他们恐怕忘了，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中国人同样对全球化过程有过极端的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反应。从1793年的马嘎尔尼使团的遭遇到1900年的义和团，其中有多少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最极端的莫过于义和团，洋人、信洋教的“教民”、学习西学的洋学生都要砍头；一切洋货包括铁路、电线都要烧毁！而中国参加WTO则是历经一百多年的甜酸苦辣后，毅然抛弃分岔小道，理智地选择融入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
这是非同小可的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选择。
对制度改革的大压力和大贡献
这个选择的另一重大意义是对中国改革的冲击。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逐步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是中国能够从国民经济崩溃边缘的困境中走出来的决定性因素。15年的入世谈判，不但是不同国家各自维护自己利益的博弈，更是迫使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批准中国参加WTO，不过是“与国际接轨”——按照国际规范改造社会运行机制的开端。
这个改造包括四大变革：
一、经济运行机制特别是金融体制的变革。中国的市场经济远未健全，需要进一步摆脱过时观念和旧体制的残余束缚，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体制更面临非变不可的生死劫。
二、司法体制变革。参加WTO要求独立、公正的司法体制的建立和健全；否则，不但经济发展会遇到难以突破的瓶颈，还会出现以腐败和官商勾结为特征的最坏的市场经济，后果不堪设想。
三、信息流通体系的变革。大众传媒不能不面向大众，面向市场。无穷的莫名其妙的“保密”，不能不趋于透明。
四、政府功能和运作方式的变革。“法治政府”，不管还要经过多么艰难、曲折的历程，已经是历史的必然指向。
这些改造十分艰难，但在条约义务特别是国家和地区之间激烈竞争的压力下，中国和中国境内各地区都成了没有退路的过河卒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人才无国界，也无省界和其他地域界线，制度环境的好坏成了这些因素进入还是退出的决定性因素。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应该说是WTO体制给中国的大压力，也是大贡献。
推动维护社会稳定的方式转变
再次，这个选择对中国社会稳定关系重大。
国内生产总值的提升和外贸大发展增加了就业人数，固然是对稳定的大贡献，更大的贡献是推动维护社会稳定方式的转变。这个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自由竞争中求稳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说得好：“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如亚当.斯密所说，交换和交易的自由，其自身就是人们有理由珍视的基本自由的一部分。一般性地反对市场，就像一般性地反对人们交谈一样荒唐”。可是，19世纪的官办企业，20世纪下半叶几十年间离开市场建工厂，时至今日不计成本的政绩工程遍地开花，都是资源垄断和经济自由在中国仍未得到彻底保障的表现。这是今日中国问题丛生的重要根源。不过，自由竞争带来的生机和垄断的恶果对比如此鲜明，许多人已经从中得到教益。
资源垄断、剥夺公民经济自由造成国困民穷，中国是历时最久、损失最大的国家。鸦片战争后六十年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而大清帝国的洋务自强运动以失败告终，最重要的原因是公民没有办企业的自由。20世纪的中国，仍然吃尽官府垄断经济资源、官员热衷指挥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而公民的经济自由严重受损乃至被剥夺之苦。
参加WTO以后，自由不自由的快乐和痛苦如此鲜明，执迷不悟的人应该越来越少了。
参加WTO之初，中国人最为担心的是：农业、汽车、银行等薄弱行业会不会被外国企业冲垮，从而威胁社会稳定？
三年过去，农业和汽车行业在发展，也没有其他什么行业因为参加WTO而衰落。
以农业来说，税费过多、土地产权不明确和市场化程度不高，这是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三大关卡。这些问题的实质主要是农民的经济自由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参加WTO以后，随着三方面的情况都有所改善，生机就开始显露。
汽车和银行的问题都在于垄断和政府不恰当的干预，即经济自由在这里受阻。
一些民营企业为一张生产汽车的许可证而耗尽精力和机会。不是中国人造不出汽车，而是由于审批者的歧视和既得利益的阻挠。
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弄得不良资产居高不下，早就令海内外经济学家为之提心吊胆。中国的私人资本却没有办银行的自由。
好了，根据WTO条款，外资银行不但可以比较顺利进入而且即将享受国民待遇。但愿WTO条款约束带来的压力，转化为银行改革的助推器，帮助拆解可能造成经济大波动、破坏社会稳定的引爆器！
稳定方式的另一转变是客观形势推动官员学会从尊重公民权利中求稳定。
在中国参加WTO三周年前后，各地陆续传来一些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消息。怎么看待这些现象？市场经济的主体是有充分权利的现代公民。现代化过程就是由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化的过程。没有法治就没有市场经济，通过解决这些矛盾学会依法施政，政府工作就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从而使社会稳定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不能依法施政，妥善解决矛盾，谁敢往那里投资，把资金往烈火中扔？社会生活在迫使政府进行从功能到行为方式的改造；在参加WTO后，这又是内外夹击条件下的改造。
不可逆转的开放
最后，这个选择从制度上确保开放不可逆转。
过去我们惯于说，中国贫穷落后的两大根源之一是帝国主义或列强的侵略掠夺。可是，为什么同在列强欺压下，有些国家能够摆脱困境，而中国却依然故我？
回顾19世纪中国史，列强炮火给中国人的伤害固然不可忘记，自我封闭带来的灾难同样不可忘记。1816年英国使团再度到达北京，因英国公使拒绝行“三跪九叩礼”而被驱逐回国。嘉庆皇帝宽大为怀颁给英国的“敕谕”是这样写的：“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王之春：《清朝柔远记》170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最后一次平等交往的机会消失了。
20世纪快要结束了，中国人争得只差没有动拳头的问题是：凡事都要问一个“姓资还是姓社”！这与19世纪洋人挟船坚炮利打进来后争得不可开交的问题——能不能“以夷变夏”如出一辙！
21世纪，人们忧心忡忡：“2003年，我国外贸总额达8512亿美元，占GDP比重达61%……到2002年，外国在华投资企业的产品已占我国出口总额的52.5%。我国大部分重要出口产业中，外资企业占据了绝对控制权。”对外依存度太高了！
首先，作为经济学的外行，我认为这样的统计方法是不可靠的。所谓外贸占GDP比重达61%是怎样算出来的？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117000亿元，人们把外贸总额与之一比，就得出这个结果。可是，国内生产总值是净产值，外贸总额是没有除去重复计算部分的总值，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
其次，现在的统计方法是把港台资本算作外资，而且是外资的主要部分。他们是如假包换的中国人，而且其中不少是大陆资金绕道进来的“假洋鬼子”。
再次，这个局面是怎样造成的？它既是长期抗拒全球化、拒绝开放的恶果，又是被迫开放后“崇洋媚外”给外资超国民待遇造成的。如果真正落实经济自由，不给内资设置那么多障碍，这个局面会逐步改变的。香港从英资占绝对优势，到华人资本与英国和其他外资并驾齐驱，就是最好的启示。
自我封闭的壁垒害苦了中国。关起门来称王称霸，不愿接受现代文明的共同成果，这才是中国的致命伤。参加WTO对中国的重大意义之一是把开放作为不能违反的条约义务。对中国说来，这是医治痼疾的无可替代的良方。(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帝国落日》作者) >>>回到星空财经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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