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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参加“中南海经济问策”的贾康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曾经多次主持国家级、部委级课题和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他于2002年6月24日受时任总理朱镕基之邀，2003年6月27日、2004年5月18日受温家宝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为中国财政政策制定出谋划策。
12月1日，本报记者对贾康进行了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您怎样看待这次财政政策的转型？
贾康：应该说过去实行的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化解国民经济运行周期低迷阶段的种种压力功不可没。但是扩张政策毕竟是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政策类型，随着2003年中国国民经济走过由相对低迷向稳定高涨的拐点，GDP增长速度跨入9%以上的区间，并在2004年一季度继续攀高9.7%，人们对于投资过旺、经济偏热的关注迅速上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变化便成为必然，财政政策的转型也就是十分必要的事情了。
今年的宏观调控，整体效果不错。没有一刀切，也没有踩急刹车，国民经济保持了基本平稳的发展。
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采取了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做法，包括年初在本年度财政预算安排中，将上年14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规模调减到1100亿元；对一些以国债筹资的建设项目的资金拨付进度有意放缓；对由预算资金拨款支持的基本建设项目，在支出进度上作了有意的控制；显著强化财政资金使用中的结构导向，大力支持农业、公共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资金投入；积极酝酿和推行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操作方案；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等等。应该说这些政策调整的整体效果是相当明显的。
《第一财经日报》：当前和今后中国财政政策的转型主要是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贾康：财政政策转型的要领首先是，在调减总量扩张力度的同时，控制赤字，增收节支。政府资金使用的重点，应集中于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农林水、生态保护与国土整治、西部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项目，以及与公共卫生体系、教育、科技进步、社会保障关系密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条件建设。
其次，政策调整要与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框架相呼应，政府首要考虑的应该是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公益品）与公共服务。对一般竞争性、营利性的投资项目，政府资金应退出，以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这些领域中配置资源的优势。应注重通过各种手段的实施，为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提供政策平台和制度平台，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力量和微观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并将这些纳入“五个统筹”的宏观环境之中。
其他还包括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调节收入分配、调整区域经济关系、积极推进实质性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等等方面。
《第一财经日报》：从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转为中性导向的或稳健的财政政策，中央政府的公共财政职能要随之发生什么变化呢？
贾康：此次财政政策调控意味着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功成身退”，我国从实行了六个年头的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转为中性财政政策导向，其中的基本政策含义是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经济周期具体阶段变化之后，现在还不宜简单采取“全面紧缩”的调控方法，既不能“不转弯”，又不能“急转弯”，而应当是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区别对待，即“有保有控”。总量上中性导向的财政政策要求政府要按科学发展观实施公共财政职能，有不少“越位”的地方需要退出，也有许多“缺位”和“不到位”的地方需要填补和加强。
（ 责任编辑：任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