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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显示，在各类金融机构中，商业银行的主体——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从贷款业务中获利的意识却是最薄弱的。周小川和刘明康都在苦口婆心地“教”银行：怎么做才能盈利。
中国的金融当局显然是在为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着急。
2005年11月，短短一个月中，央行行长周小川和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不约而同的在不同时间和场合，以几乎相同的主题发表演讲：小企业融资。而众所周知，高收益总是与高风险形影相随的。推进为小企业融资的背后，潜台词也必然是：金融机构应该学会承担这一高风险从而享受由此带来的高收益。
尤其是周小川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强调：10月29日取消贷款利率上浮限制，给小企业融资提供了风险定价的空间；而刘明康则更加明确的提出：中国的商业银行应该可以做到“大小通吃”！
这些都无异于明明白白的告诉贷款机构们：嘿，时代变了，只要高风险合规，“高利贷”就合法！
为什么金融当局会在宏观形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下鼓励金融机构承担更大的风险呢？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到底又如何呢？
盈利需要多大的存贷利差？
中国商业银行的财务报表是不可以看的，那些数字基本上都模糊了资产和负债的“出身”和“成份”；但是周小川说，在中国，做得稍微好一点的商业银行只需要一点几个百分点（利差）就可以覆盖其成本了。这应该是最权威的成本估算。
换言之，以一年期为例，调整后一年期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为5.58%，存款利率为2.25%，如果匹配得当，利差为3.33个百分点，如果按照现行管理较好的成本水平，银行应该能够获得2个百分点左右的利差，成为纯利润。
周小川紧接着提醒道：但是一旦银行有2-3%的不良贷款率，那么利差就被全部吃掉了。
那么，现在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多少呢？根据中国银监会最新公布的贷款五级分类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末境内主要商业银行（指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下同）不良贷款余额16998亿元（比年初下降412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3.37%（比年初下降4.39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5596亿元（比年初减少365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5.71%（比年初下降4.7个百分点）；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402亿元（比年初减少47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5.03%（比年初下降2.59个百分点）。
这样看来，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基本上在贷款业务上都是亏损的。对于信贷收益仍然占绝对主体的国内银行业来说，这绝对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方法之一就是：提高利率。但是需要提高到多少才能解此燃眉之急呢？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假设成本占2个百分点，那么至少需要央行将其贷款利率提升到18%，才可能从贷款业务中持平甚至获利；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则需要将贷款利率提高到7%。
以前，贷款利率上浮上限仅为基准利率的170%，而自2004年10月29日起，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浮上限被解除。
谁也不愿给小企业贷款
那么，如果中国的商业银行果真能够按照商业原则决定贷款的利率，谁愿意并需要承担如此高的利率呢？周小川和刘明康在这一点上颇有默契：只有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很可能就是那些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被正规金融淘除掉，从而愿意以18%-20%的利率水平进行民间融资的企业。
刘明康曾经带领银监会的官员们做过一次调查：20世纪90年代的浙江，当地企业资金来源构成中60%为自有，24%来自银行，16%为民间筹资；到2003年6月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57%为自有资金，37%为银行融资，仅有6%来自于民间融资；但是到了2004年6月，仅温州一地，民间筹资回升到10%，自有资金为60%，银行资金在不断下降。
在银监会主持的民企老板和银行行长对话的交流会上，曾经是老板们诉苦从银行贷不到钱；但现在，则是银行苦恼有钱贷不出去。
所谓的贷不出去，主要原因有二：那些平日里银行追着捧着的大项目大户，现在基本上处于宏观调控之中；而那些中小户们，虽说有贷款需求，可是不能符合抵押担保等条件，这钱如何贷得？
这不由得产生两个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十分严重的后果：其一是风险过分集中；其二是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造成的盈利风险——尽管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货币供应量，但是从银行间市场对于头寸的需求来看，资金的使用还是相当不饱和的。尤其是进入到10月份，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回购利率双双走低，1个月之内两者分别下降了20个基点和13个基点，资金面较为宽松的局面显露无疑。虽然央行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单月净回笼资金近1600亿元，仍未止住利率不断下滑的趋势，更加能够说明问题。
对此，央行行长是看在眼里的。周小川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都有贷款对象集中于大项目大企业的倾向，不太愿意对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放贷款，导致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贷款定价限制问题。”
周小川似乎对于用放开定价限制促进问题的解决抱有乐观的态度。因为他手里有两组数据可以支持他的判断：
中国人民银行曾组织一次对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分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对小企业融资情况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三类机构对小企业融资需求满足程度分别为85%、75%、85%。
与此同时，2004年10月央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情况的调查显示，2004年三季度金融机构发放的全部贷款中，实行下浮利率的贷款占全部新发生贷款的20.8%；实行基准利率的贷款占29.1%；实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50.1%。
看上去，似乎银行们已经为从小企业融资中获得新的盈利空间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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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面的小企业融资需求满足程度数字是从银行获得的，小企业们自己提供的数字呢？周小川不得不承认：在央行对于小企业的问卷调查中，金融机构融资满足度却不满50%。周小川认为造成其中差异的原因在于，很多小企业有融资意愿，但实际上是连贷款申请书都无法填写的——因为他们自己知道无法满足银行的贷款合规性要求。
而另一方面，央行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进一步也披露：在商业性金融机构中，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实行基准利率的占比最高；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下浮占比最高，利率上浮占比最低；区域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浮占比较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占比最高。
这样看来，商业银行的主体——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从贷款业务中获利的意识却是最薄弱的；而且即便是区域性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央行调查发现其贷款定价机制不健全、定价系统不完善等问题突出，存在潜在的利率风险，尚需进一步改进。
力促向小企业贷款
看来，还不值得乐观。
10月31日至11月2日，刘明康深入到内蒙古自治区进行调研，专门召开东北三省和西北五省区银监局局长座谈会，会上专门指出了宏观调控中，银行存在的资金有效配置上的问题，并将支持小企业融资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提出，尤其是明确提出他一直以来在仔细琢磨的培训专门的小型企业信贷管理人员的问题。
刘明康之所以一直在琢磨人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的银行不会盈利，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有问题：他们一直都在用做“大”的眼光和逻辑做“小”。
要小企业提供和大企业一样的三年连续报表，担保抵押。“这是不合常理的。”刘明康毫不讳言：中国的银行的盈利方式还是当铺的盈利方式。
于是他对放开风险定价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能否得到解放是持保留态度的。
“原来也允许利率上浮，央行和银监会都不断提醒银行可以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但是银行说，竞争那么激烈，还上浮？”
刘明康的看法是：“如果大家都去竞争什么中国电信，中国石化，当然就是这样的结果。”
刘明康相信做“小”对中国的商业银行是有利可图的，所以他大费周章地准备引进国际上做小企业融资最好的欧洲复兴发展银行的经验，还雄心勃勃地说：要在每家银行都成立专门的“小企业部”。
对统计数据更敏感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已经给出了贷款给小企业而盈利的前景。他说每个企业的违约率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波谱，可能在0-20%这个区间都是属于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风险管理来承担并获利的部分，至于20%以外，则可以交给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风险投资商们了。
20%，或许是一个可以参考的风险溢价空间，这和当前民间融资市场上给出的价码有些不谋而合。
实际上，金融当局为“负债累累”却资金充裕的商业银行盈利所支的招不仅如此。小企业融资不过是其中一举几得的方案罢了。
周小川在多个场合还曾经强调过，当我们贷款方面没有更多优质利率客户的时候，经营方针一个是少做资产方面的业务，多做收费型中间业务，取决于中间业务的作价；再一个是少做资产型业务的同时，同时少做负债型业务，如果负债型业务要主动的管理或者主动收缩的时候，就必须有负债方面产品的定价的权利，这方面的利率也应该有它的灵活性。
因此，有了商业银行可以设立基金公司的规定，就是为了进一步拓展其中间业务的领域，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方案已经正在论证之中；
因此，有了存款利率下浮的改革。“在西方，在经济调整时期，没有很好的收益项目的时候，一些银行是会自动通过下浮利率来进行负债的规模和期限结构管理的。”
周小川说，存款利率下浮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取决于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
盈利的框架建好了，球又踢给了监管者刘明康。刘明康说：以前，银行家和企业家们相互抄袭所谓的文化，抄袭的结果是，商业银行动不动拿市场份额来说事儿。而刘明康监管银行的第一把尺子却是：利润率。（详情请见《经济》杂志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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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影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