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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我国国企改革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4年，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指导思想；1985-1993年，通过承包经营责任制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1994年到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国企改革25年进程与方向
《21世纪商业评论》：今 年上半年以来，国内一 些经济学家因国资转让 过程中发生了较严重的流失现象，而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产生了质疑，要求改变国企改革的方向。对此您有何看法？
经济学家周叔莲：1978年以来，我们的国企改革的思路，是在一步步探索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而来的。轻易质疑或否定现有的改革方向，只会延缓我们的改革进程。
其实最早是在50年代后期我国就开始提出对国企进行改革，但当时的着眼点主要是在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划分上做文章。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因而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改革，就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这一阶段的改革把重点放在调整国家与企业关系上，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但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框下进行的，企业的生产经营还是主要建立在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基础上，实际造成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婆婆多，干预多，摊派和罚款给企业造成很大负担等。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国企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一阶段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两权分离，主要是通过承包经营责任制实现的。广义上的产权改革，其实从这一阶段就开始了。同以往相比，两权分离的指导思想是一次重大飞跃，但其只承认企业拥有经营权，并不承认企业的法人财产权，认为所有权全部属于国家，这就决定了企业不可能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此外，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弊端也使滥发工资奖金等企业短期行为比较普遍。
第一和第二阶段改革思路的局限性，使微观层面的改革任务，也就是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都难以完成。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我国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承认企业还拥有法人财产权，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在随后进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中，我们又发现，着眼于搞活每一个企业是不可能的，只有着眼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才有可能完成改革任务。于是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
这样一个渐进的、漫长的改革进程是由改革的艰巨性决定的，又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和困难，但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一条科学可行的改革思路。改革的整个过程始终存在争论，现在的这些争论我看都是过去一些争论的继续。
《21世纪商业评论》：国企改革的这些年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件或人物是什么？
周叔莲：我记忆较深的一件事是，1985年5月在日本冲绳举行的中日经济学术交流会上，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他说鞍山钢铁公司的自主经营权还不如日本公司的一个事业部。他还说，所谓企业，就是“筹划新的事业”，而中国企业的产品是几十年一贯制。我们当时听到他的这些话感到很新鲜。
产权改革与国有资产流失
《21世纪商业评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环节是产权改革，而对这个问题也是长期存在争议。比如您怎么看待指责产权改革思维是“拍脑袋产生出来的”这种观点？
周叔莲：近些年的产权改革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不少MBO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二是职工权益受到损害，以及下岗带来的再就业和贫富差距加大问题。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产权改革，关键还在于规范。
前面提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实现国企改革目标的前提条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产权清晰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此后争论仍时断时续。例如，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国营企业的产权是明确的，不存在清晰产权问题，主张产权清晰就是要实行私有化。还有一种说法：产权清晰与效率关系不大，甚至无关；中国国营企业的效率问题，说到底是个能否真正狠抓管理的问题。
我国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仅属于国家，这是明确的。但是产权和所有权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资产流失严重，却找不到具体的单位和人员负责，经济效益差和亏损严重的责任也大都难以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个人。这种情况，怎么能说不存在产权清晰问题呢？
产权改革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但这是可能性，不是必然性。私人盗窃国家财产也并不是从产权改革后开始的。不进行和深化产权改革，国有资产同样会有流失，甚至迟早有一天会被权贵们盗窃干净。
私人资本与国退民进
《21世纪商业评论》：近日，经济学家樊纲在回应当前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指责时说，从长远角度看，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经营性资产并不是永远地越多越好，中国的市场经济应该更多地建立在私人资本的基础上。如果我们的市场经济主要建立在私人资本的基础上，那么能通过怎样的制度安排来引导这些私人资本的投向和方向，来保障国民经济的整体安全？
周叔莲：我同意樊纲的这个说法，就是国有资产的形态转换不能说是私有化，但我要补充的是，国有资产形态转换过程中如果不是公平交易，也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在改革以前，除了农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可以说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在这种国有经济不仅是主导而且是主体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而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即使主观上要求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之成为真正的企业，也是不可能的。
到现在，我国国有经济仍存在战线过长、范围过宽、分布过散即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国有资产的广泛分布，表面看似乎加强了国有经济的地位作用，事实上这种状况产生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削弱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限制国有经济优势的发挥。我在1994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首先要有合理的产业构成，即经营范围、经营内容合适；现在国有经济在有些产业和企业应该加强，却没有加强，在有些产业和有些企业可以退出，也没有及时退出。因而当时我提出要把“调整国有经济的经营范围和内容”作为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一项“战略措施”。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后，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方针。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企业，主张国有经济应该全部退出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确有其特殊性，但是即使如此，考虑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分布的现状，同时考虑到竞争性和垄断性的区别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现在提出我国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意见可能是未必正确和现实的。笼统地支持或反对“国退民进”都是不对的，我认为应该区分不同行业分别对待。
内部人控制与公司治理
《21世纪商业评论》：您曾提出，近几年倍受关注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在国企改革扩权让利的第一阶段就种下了根，而在承包经营的第二阶段更使其具备了迅速滋长的条件。对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阶段来说，如何避免或防止这一情况呢？
周叔莲：1989年我就提出，改革与管理应该双管齐下，国有企业改革如果仅仅依靠“股份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加强和改进经营管理，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的核心目标，就是要使公司中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形成一种制衡，尤其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合理配置。
我国在公司治理方面已经取得不小的进步，但总体来说，公司治理结构水平还不高，难以取得投资者的信任。前几年股市低迷，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是重要原因。形成内部人控制的重要原因，是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而不受制约的企业经理人必然使代理的有效性问题蔓延。目前监事会与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还存在着职责不清的情况。同时，独立董事也还没有起到实际作用，被一些人批评为“只是为了加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盟”。应该进一步创造条件使独立董事发挥应有作用。
此外，我要强调的是，那种认为管理可以取代改革的观点是根据不足的，尤其是不符合我国改革时期的情况的。
（周叔莲简介：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现任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兼职有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