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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光祥 北京报道
2004年的圣诞前夕，北京终于迎来了今年第一场大雪。清晨雪中的故宫格外别致，但也许缺少一位来此欣赏雪景的游客，尽管她在3年半的北京之旅中一直那么钟爱故宫的雪景。
今年9月13日，国务院正式免去史美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作为中国首位外聘的副部级高官，史美伦在三年半的证监会副主席任上，市场曾两度出现其离任的消息。
“她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和批评，不过一切都过去了。”一位与史美伦私交颇深的香港传媒人士告诉记者，“除了履行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职责之外，卸任后的史美伦大部分时间都陪伴在家人身边。当然，也不排除她今后会担任更多的社会职务。”
在她返回香港的行李中，应该还有她来北京履新时从香港带来的放在她办公室的一幅字：“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
北上履新
2001年2月，史美伦正式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上市和融资监管工作。
直接进入证监会的“权力中心”，史美伦的名字在一夜之间被股民熟悉。“这次大家反应这么大，我感到很惊讶，也有一点不习惯！”被“钦点”的史美伦有些受宠若惊。
履新证监会之前，史美伦面临三种可能的选择：一是无为而治，不触动中国特色；二是推倒重来，全面与国际接轨；三是知难而进，在可能的范围内强化监管。
“史美伦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她也只能采取第三种选择。显然第一种并不适合她的个性和风格，而第二种，则不符合中国股市的现实。”一位市场人士认为。
2001年4月上任伊始，史美伦大刀阔斧地提出改革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使上市公司与大股东在人员、财务和资产上三分开，在关联交易、利益有冲突时用条例来规范公司行为。随后，一系列监管规定出台。有统计显示，在史美伦上任后的9个月中，证监会出台了40多部法规条例和处罚决定，涵盖了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证券审计机构、证券咨询业等，为有史以来证监会出台法规最多、最密集的时期。
在密集出台监管法规的同时，对证券机构的调查也随之展开。记者粗略统计，在史美伦任期内，有100多家上市公司和20多家中介机构受到公开谴责、行政处罚，甚至立案稽查。亿安科技案、中科创业案、博时基金案、银广夏案等轰动市场的大案相继披露。
她的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赢得了业界的尊敬，包括被她监管和查处的对象。市场人士认为，史美伦所监管的对象都异常强大，无论是对资金渴求的上市公司还是市场的中介机构如投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在世界范围来说它们都为各国证监会所警惕，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成熟的监管者往往因疏忽细节而埋下隐患。
媒体对史美伦的关注也让她备感压力。在内地三年，史美伦接受个人专访只有三次，但每次她都只谈分管工作。只是在2003年7月接受央视《面对面》专访时，史美伦才简单地“透露两年内地市场监管经历带来的心路体验”。
史美伦似乎从来没有流露她非刚性的一面。“她其实是一个极其低调务实的人，少说多做是她一贯的作风。她很清楚，对于这个市场的种种问题，是不可能用风暴式的、大规模革命式的方法去解决的，尤其是在对内地市场逐渐熟悉之后。”史美伦的前任秘书对媒体说，“她只是不愿意，也觉得没有必要出来为自己解释。”
“史美伦融入中国证监会这个集体并非难事，她与所有的同事都相处融洽。但在融入内地机构的文化方面，则又相当困难。”一位接近史美伦的人士表示，较之香港市场，内地的情况显然要复杂得多，作为监管者所要顾虑的因素也更多，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监管效率和法规的推进。
离职背后
作为分管上市与融资的副主席，史美伦注定要承受如影随形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有时并不能向外人道之，甚至令人难以释怀。
史美伦是主动申请辞职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她本人的亲口承认。“我该做的都做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需要回家去了。”这是史美伦在卸任后的第一句话。而在解释辞职的真正原因时，她称是家庭分居。
“来北京上任时，我答应只干两年，如今干了三年半，是超期服役。我的家在香港，长期分开不是办法，这是实在的原因。”史美伦在获知国务院终于批准其辞职请求时，对前去采访的香港媒体记者如是表示。
史的秘书王先生对史美伦的离任至今仍感遗憾，“她在一年前就想过要辞职，尤其是在去年动过手术之后，这种想法日渐强烈。”
“无论是健康原因还是家庭原因，这都不太符合史美伦的个性。”西南证券一位投行人士在分析史美伦去职的原因时告诉记者，“内部人士都知道，史美伦作为一个专业的、诚实的监管者，她对自己的执政成绩有专业水准的要求。然而自她上任以来，市场熊市3年，没有丝毫起色，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不仅投资者对她的监管能力提出质疑，就连史美伦私下也认为自己没有达到上任之初的要求，至少没有留下什么丰功伟绩。”
史美伦给人的印象是冷静、稳定、刚正甚至强硬，这都是一名优秀的监管者所必须具备的，这也是史美伦留给市场的形象。在北京的三年半时间，史美伦甚少在媒体面前曝光，甚至在各种会议、论坛等公众场合出现的次数都不多。
史美伦拥有博士学位，在美国当过执业律师，在香港证券监管机构任职的10年，蜚声业界，这些经历先入为主地刻画了“铁娘子”的形象。而正是这种口碑和形象，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事实的判断。市场人士张卫星说，把对中国证券监管成败得失的追问锁定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不是一个机构和一种机制，这对史美伦并不公平。
监管挑战
在史美伦去留的背后，是人们对证券监管的关注。业界普遍认为，史美伦离任是证监会监管思路的重大转变，即从“先监管再发展”转变为“边发展边监管”。
公开资料显示，史美伦在强化市场监管、推动上市公司规范的同时，国内股市出现了大幅下跌，深沪两市市值蒸发了6000亿。面对漫漫熊市，有投资者抱怨认为国内股市的大跌与监管者急功近利及其相关政策脱离国情有关。有评论家甚至发出疑问：史美伦的背景和国内近年来盛行的“洋教条”有没有联系？一些经济学家更指出，盲目的市场化及与国际接轨，损害不到市场中强势人群的利益，反而伤害到了无辜。
责难和非议接踵而至，挫折和流言令史美伦始料不及。她的面前原先是一片鲜花和掌声，而现实却铺满了荆棘和怨声。最令她不习惯的，是一些媒体往往断章取义地演绎她的公开言论，造成股市大幅波动。另外，凡是中国证监会出台加强监管市场的政策，令股市下跌，一些市场人士就会怪罪于她，最后令很多改革政策难以推出，即使出台，执行起来也面临诸多困难。
在周小川执掌证监会期间，他曾公开表示，证监部门不会调控股票指数的涨落，更不能将调控股票指数作为工作目标或工作方针，也不能以上市公司主管部门自居，直接介入上市公司的内部管理。
周小川的言外之意是，证监会只做“裁判员”。那么，作为主要裁判的史美伦又是如何贯彻的呢？监管力度的加强与股指的变化到底有无直接联系？史美伦说，这要看是哪方面的政策，如果是专门针对当时的“炒”风的政策，当然与指数变化有关系；但其他的一些政策，比如说清理市场，或者如何改善市场的运作、改善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素质的政策，应该与指数没有关系。
史美伦在接受央视专访时表示：“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在巩固市场的基础，这是要慢慢建立起来的，不是几个月以内，或者是一两年以内可以看到的。我们的市场一直在演变，在成熟。”
有少部分人将批评矛头指向监管政策，认为监管政策“水土不服、有悖国情”。史美伦坦然地说，做监管工作一定是会受到批评的。但她承认，听到这些批评后，大部分时间“觉得是委屈的”，但“不是个人委屈的问题，我感觉是对整个证监会的工作，有的人不了解”。
史美伦一度成为“海归”的代表。在周小川调任央行行长、高西庆去职社保基金之后，有关证券监管的方向便开始出现细微的变化。在尚福林执掌证监会后，一系列的人士调整也随之展开。业界对于史美伦的离任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她本来就只答应来内地干两年。
从上任到离职，人们对史美伦在证监会工作期间的表现是有褒有贬。贬者称，由于她上任后推出了一系列监管政策，致使证券市场消化不良，导致股市至今元气不振。但褒者认为，缺少史美伦这样一个敢于监管的角色，对投资者未必是好事，中国证监会正是需要这样一个敢于监管的人，才能为未来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尽管中国股市有着自身的“特色”，但在史美伦看来，监管却只有一个国际标准：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这一点，理应为现在的监管者所发扬光大。
有人为她的离职欢呼，有的人却在深深地遗憾。在她离去之时，有网民这样评价：“我们需要温暖的现在，她却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未来。”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史美伦在内地证券市场所树立的监管理念会逐渐被更多的投资者所认同。
身为引进的专才，史美伦享有国务院特批的540万元的年薪。但她自己只拿与其同样级别官员的工资，将绝大部分薪水捐赠出来，设立“史美伦基金”，资助证监会官员和财经记者赴海外学习培训。前后三年，已有数十位人士受惠于这笔基金，她的秘书李晓红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史美伦曾痛陈中国证券市场有四大病症：上市公司缺乏赢利能力和有效的公司治理、市场参与主体诚信责任意识淡薄、市场操纵行为比较普遍、投资者素质有待提高。一位市场人士指出，史美伦内地的职场生涯正是一次极好的教育之旅。如果没有她，所谓的“公司治理”、“投资者保护”、“保荐人制度”等概念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清晰。史美伦给投资者上了一课，只是这一课的学费稍显昂贵。
在史美伦的身后，中国股市仍将面临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监管者是不可或缺的”，经济学家华生指出，“中国的股市需要在发展中监管，但同样值得重视的是，离开了必要监管的股市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投资者期待的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必要监管，以及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等结构问题的重点突破”。
从风口浪尖回归平静，史美伦在淡出四个月后，中国股市依然在低迷中苦苦徘徊。12月20日，沪指更是下探到4年来的最低点1272点。
（ 责任编辑：飞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