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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告诉我“汽车产业拉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不要告诉我“没有汽车就没有现代都市”。让我先告诉你一些看法：(1)汽车在中国是一种灾难，我们原本可以用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取代私人汽车的发展，但是，(2)我们的历史包袱太沉重，我们丧失了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于是，(3)我们完全不加反省地追捧西方人的汽车文明，完全不加反省地抛弃了中国人的“耕读之家”传统，而且，(4)我们的政府，坚持以经济发展为己任，更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己任，更何况，(5)汽车产业利润丰厚，可以给各级领导带来相应丰厚的回报，又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钱与权的勾结，扭曲了政府行为，让个别领导宁愿忘记连亚当·斯密都不会否认的政府“发展公交系统”的职责。
如果你看懂了，就不必继续阅读。否则，还是让我继续写下去吧。不可否认，从经济统计上说，汽车业的产值大大超过任何行业能够带来的产值，或许，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是建筑业。于是，作为发展经济的一般规则，欠发达国家的梦想就是建筑业和汽车业的“腾飞”。也就是说，在中国，我们正实现着发展经济的梦想。
可是，中国人已经按照人口密集的方式生存了数千年，谁能否认这一悠久历史里包含了远比任何统计数据更可靠更意味深长的生存法则呢?谁能否认汽车文明可能与中国的悠久历史所包含的生存法则灾难性地相互冲突呢?谁能否认经历了与汽车文明的灾难性冲突之后的中国人可能更愿意返回自己历史远为悠久的生存方式当中去呢?于是，谁能否认今天中国人追捧西方汽车文明可能被证明是一次严重的误入歧途呢?谁能否认这一次误入歧途的严重程度不会超过了已往我们误入歧途的严重程度呢?
对上面罗列的那些问题，我很悲观。所谓的“路径依赖”，也被老人们称作“命运”。比方说，一个民族，先是误入一条歧途，然后，从那条歧途试图返回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走进另一歧途……如此前行，命运之手引导着一个民族徘徊数千年，以致这个民族看上去历史悠久，生命力旺盛，其实，误入歧途已经成为这个民族的统计规律。当然，还有一个公平问题，这个民族有足够长的时间从一条歧路走进另一条歧路，永远徘徊。我之所以悲观，是因为反正我们注定了不断误入歧途，反正这是我们民族能够生存数千年的隐蔽法则。
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礼教可以继续“吃人”，那么，国民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依然如故。梁漱溟先生询问：再给我们五千年时间，我们能发展出火车和飞机吗?先生答曰：“否”!奇技淫巧，不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取向。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也。
为什么国民经济必须以8%或更高的速度增长?难道高速增长真能让我们每个人生活得更幸福吗?如果美国人、日本人和德国人都没有因为高速增长而感受到更多的幸福，如果高速增长迟早会耗尽能源、水源、矿产和土地资源故而难以为继，如果激烈的国际竞争让我们的心灵感受到更多异化的痛苦，如果亚当·斯密推崇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因为那种生活方式让心灵享受到更多的宁静与幸福，为什么我们要追逐高速增长呢?
所以，西方列强逼迫我们兴洋务，求富强，最后，激进到全盘否定传统，全面推行“文化革命”的纲领，终于，我们彻底瓦解了传统道德和传统价值。在文化的废墟之上，一张白纸，我们跟着西方人，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在这幅最新最美的图画里，个人权利占据了最高的位置，虽然，这绝不意味着政府形态也是最新最美的。占据了高位的个人权利，并不伴随着约束这一权利的道德和价值诉求，虽然，在西方社会，这一权利历史地伴随着对它的道德约束和更高的价值诉求。
你看到人家的汽车了吗?我也要!占据了高位的个人权利如是说。道德约束?我们从未有过“私人领域”，从而也从未有过“公共领域”，感谢文化革命以及在它之前的一系列政治思想运动，我们根本没有道德感，故而我们既不懂得尊重“私”，也不懂得尊重“公”。我们只知道“家”，一己的家。私人汽车恰好是流动的家。公共交通?算了吧，那里没有任何“家”的乐趣。于是，我们打算把汽车当作文革时期筒子楼里的公共过道那样来对待，汽车里是自己的，汽车外可以随意破坏，随意打开车窗抛垃圾、扔烟头和吐痰，随意冲撞行人和其他车辆，随意加速超车，随意占领别人的泊位……只要能够逃避惩罚。
最后，汽车工业的发展及其“乘数效应”，为大批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可是，一旦我们都被堵死在都市里，一旦我们不再容忍政府对交通系统的严重失职，一旦使用私人汽车的昂贵费用让大多数私人汽车像它们在东京和香港的同类那样成为车库里的摆设，那时候，汽车工业将面临突然的萧条，并且以同样巨大的乘数效应毁灭大批就业机会。谁来安排新增加的下岗工人呢?我看不到出路。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