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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养廉”之说由来已久。先是手中有钱也有权的经营者纷起实行年薪制，少则数万元，多则数十万数百万不等。与此同时，公务员“养廉”的步伐也不断加快。“三五八一”的传说在某地已经成了现实，在一些地方每月数千元的“不坐公车补助”也开始落入个人腰包。从去年起，年薪50万的“特岗公务员”又“芙蓉出水”，成为“耀眼的新星”。
平心而论，给那些经营精英、政府能员适当增加些薪水，其实也无可厚非。市场经济嘛，报酬与贡献要相适应，一个人做出贡献了，比常人多拿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报酬，多数人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有两个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一是，指望靠高薪来养廉，不仅难以奏效，还可能成为某些有权人损公肥私的借口。对于这一点，两千多年前就被韩非看透了。非曰：“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天子，而桀未必以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治也？”（《韩非子·六反》）其二，待遇和责任万万不可太脱节。有多高的待遇，也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或者说，只有尽到了责任，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作为经营者，一旦因决策失误或管理不善给企业造成了损失，作为政府官员，一旦因决策失误损失了国家财产，纵使不承担政纪或是法律责任，也应当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吃进去的高薪，至少应该吐出来一部乃至全部。否则，对他们来说岂不是成了“拾来麦子打烧饼卖——净赚”？
然而很遗憾，近些年“养廉银”的数额虽然节节攀升，“吐薪”的事似乎还没有听说过。2000年以前，深沪两市上市公司老总的最高年薪为120万，到了2000年，被另一家老总的500万年薪所突破。令人惊诧莫名的是，第一家是位亏损大户，第二家呢，上市第二年亏损，第三年戴上ST帽子。但我们却始终没有听说两家老总把自己的年薪降下来，更不要说把吃进去的高薪吐出来。中航油老总陈久霖年薪2350万元，常以周易八卦为行动指南，因一卦失灵造成公司44亿元人民币的巨额亏损，他对人吐露心声说：“纵有千千罪，我心坦然对。”嗟夫！他能不坦然吗？即使坐上几年牢（还未必），近亿元的家产（也许早就超亿元了）可都是“合法收入”呀，一生都享用不尽的。
如果说享受高薪的人们，即使熬自己的骨头卖油也偿还不清巨额的损失，那么，海归人员颜兵可是自己办着四家公司，具有无庸置疑的赔偿能力呢。2003年9月，他被南京市政府聘请为年薪50万的“特岗公务员”，不知在聘任合同里是否规定了一旦决策失误须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可惜至今还没有见到相关报道。
从前看到过一份资料，介绍说同仁堂从建店初始就曾立下一条规矩：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因为他们觉得，用“三爷”的最大坏处，是待遇和责任难相适应：待遇必须优厚，一旦出现过失却很难进行处罚；而且，一个坏典型树起来，必然有人出来效尤，效尤的人多了，店规便会荡然无存。同仁堂之所以久经风雨而长盛不衰，不用“三爷”是一条重要经验。由此联想到，我们在高薪聘用经营者和公务员时，是否也该定个规矩，让待遇和经济责任挂起钩来起来。如果平平安安时他们拿高薪，一旦失误了却由企业或政府买单，“高薪养廉”岂不是蜕变成“高薪养爷”了？大家都争着当“爷”，家业再大也难保不败。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