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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曾是中国上市公司与家电行业中一面孤独飘扬的旗帜，从未亏损，也没有传出过重大丑闻。在中国的股市，这样的企业甚至可以树碑立传。但今年以来，长虹进入多事之秋，继7月长虹总裁倪润峰被免职之后，近日又因美国的经销商APEX公司拖欠近4.65亿美元货款难以收回，陷入巨亏境地。
要认识清楚长虹事件的本质，必须认识清倪润峰的真实身份。倪润峰，不仅是一个企业家，更是一个政府公职人员，即便他把几百万元资产的小企业发展到几百亿元的巨无霸企业，他的任免仍由四川省政府决定。而倪润峰本人主要因为经济成就成为中共十五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更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人物。也许正是意识到自己身兼的政治责任，在普通民营企业家眼中企业只是单纯赚取利润的组织形式，而在倪润峰眼中，企业不能不首先被视作一个政治与经济合一的混合主体。倪润峰的一切光环随经济指标而来。
倪润峰6年前初次引退，原因在于产品积压，价格战与彩管垄断没有提升销售份额。倪润峰再次上台是衔命而来，为了救长虹于困境。所以，无论是对于政治人物倪润峰还是经济人物倪润峰，在产品没有明显技术优势的情况下，只有想方设法扩大市场份额这一条路可走。
倪润峰个性大胆，其经营模式也选择了一条卓尔不群的高风险之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长虹就与郑百文与建设银行确立了三角信用关系，长虹先把货发给郑百文，郑百文则通过银行开具承兑汇票给长虹，等货卖完后，再把钱给银行。单是1997年，建行为郑百文开具承兑汇票总额就突破了50亿元，这种财务流转模式在郑百文破产后，让长虹吃尽了苦头。长虹与APEX公司的合作，与上述模式如出一辙，长虹在美国市场上对APEX公司的依赖度甚至远超过了在国内对郑百文的依赖度，其货款回收模式也异曲同工。倪润峰的经营模式打上了强烈的个性烙印。
客观地说，倪润峰在付出代价之前收益良多，倪润峰耗费19年打造“长虹帝国”，与大股东、经销商之间已经形成长期的信用关系，经理人与“老板”身份被各方认可。但这是由国企内部强势人物多年掌权之后形成的小概率事件，果然，在经历倪润峰上下浮沉、市场形势变迁后，“长虹帝国”开始倒塌。
多年来倪润峰以此经营模式从国内销售到国外，没有受到强有力的约束，四川省政府部门对倪润峰弃而复用的态度可以被视为对倪润峰经营模式的默许。倪润峰自从与各方展开国企“掌门人”的利益博弈之后，与赵勇同时在政府的指控棒下团团转，虽然多个回合之后倪重掌大权，但由此形成的心理恐惧却非朝夕可治，只顾短期利益的行为模式也在预料之中。长虹内部流传着一个口号：为领导争光，扩大对美出口。为领导争光，也可以理解成为领导增加博弈的筹码，企业的文化与企业的性质产生了强烈的错位，注定会积聚起可怕的“地震”能量。
而国企成本低廉的“赌博”式经营为倪润峰的大胆推波助澜。随着高风险经营模式的失败，倪润峰的一切光环随风而去。如果我们设想倪润峰、陈久霖等国企掌门人的赌博取得成功，将会如何？他们将是能够承担高风险的现代企业家，国企的明星。
长虹在倪润峰的压力下被迫走了一条高风险的经营之路，那么，倪润峰又是在什么压力下选择高风险之路？如果国企目前的管理体制与治理结构不变，出现下一个长虹、或许下一个倪润峰指日可待。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