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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方、金融机构和企业都应该从中汲取教训，思考彼此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行为边界
“一切都还停在那里，谁也不知道铁本什么时候能重生。”2004年12月17日，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本)的委托人蒋锡生对本刊说。
2004年4月，铁本成为中央宏观调控第一个“祭旗首级”，其位于江苏省常州市、设计产能达800万吨钢铁的在建项目因“盲目投资”而被叫停。与此同时，蒋锡生的外甥、铁本创始人戴国芳也因偷逃税被拘，“原本常州人以为，抓了戴国芳，铁本项目还能复活，现在看来是遥遥无期了。”常州市政府的一位人士对本刊说。
这种停滞意味着滚雪球般惊人的损失，作为占地9000多亩的大型建设项目，除了因停建而产生的设备折旧及报废外，铁本每个月需要支付的贷款利息就达1700万元。这不但令戴国芳在狱中坐立不安，也让接管铁本的当地政府不堪重负。
事实上，从铁本被叫停的那天起，很多人就在筹划着铁本的“复活”，其中不乏国有钢铁巨头和民营钢铁新秀。
这是极富戏剧性的一幕：中央近10个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常州之时，国内数家钢铁巨头也亲赴铁本“探营”，积极走访地方政府。一方为了查清问题惩戒“盲目投资”；另一方却为了“考察项目”制定投资计划。
商人们知道铁本的投资价值。地方政府也明白，由于叫停时工程进展过半，铁本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拖下去损失会越来越大。甚至铁本的债务人也了解这一点，除了讨要工钱的建筑工人外，银行和机构债务人也都希望铁本尽快复工。
由此，在当地政府协调下，2004年5月铁本以一种特殊形式进入破产程序：原有生产仍继续开工，并由此开始长达两年的整顿期，如果债权人和债务人最终达成和解，两年后铁本还可申请撤销破产。
这被认为是铁本事件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常州的一位官员甚至有些庆幸地对本刊说，“虽然抓了戴国芳，常州却保住了这个项目。”他显然忽略了停建项目复工的复杂程度。面对数家考察铁本的钢铁企业，地方政府的态度很快变得暧昧不清起来。
“刚开始常州政府很热情，但后来就有些含糊其辞，说还要看中央的态度。”12月18日，山西一家钢铁企业的人士对本刊说。他们曾有意铁本，后来不了了之。
地方政府的态度转变显得微妙。众所周知，作为中央宏观调控的“逆流”，铁本重生已经不是简单的“资产重组”和“项目复工”。“在宏观调控的大气候下，铁本稍有异动都可能会被认为是敏感的风向标。”江苏省原体改委的一位人士对本刊说。
事实上，铁本的意义已超越一个企业个体的命运。“中央、地方、金融机构和企业都应该从中汲取教训，思考彼此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行为边界？”招商银行高级研究员陆磊对本刊说。
在常州当地，主流的看法认为，地方政府应该为铁本生死负责。因为，铁本的扩张计划就是在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产生的。而地方政府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的“赶超冲动”：北倚长江、南濒太湖的常州不甘于在经济上被邻近的“兄弟”苏州和无锡甩得太远。
这种“赶超”背后是地方政府政绩攀比和财政依赖的无奈。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国逐步形成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之比为55：45，而支出比例为30：70的格局。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仍一如既往地承担着发展本地经济、增加本地税收和就业、形成本地产业竞争力、维护社会稳定等多种职能。与此同时，地方经济的好坏也成为政绩的主要衡量指标。
由此，对于像常州这样国有企业和外资不足依赖的地区，就只能依靠民营资本。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和民营资本结成联盟，同国家宏观调控进行博弈。戴国芳在狱中说，越权项目审批和违规土地审批都不是他所能做到的，而实际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后果。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地方政府的行为边界在哪里？在目前这依然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当前中国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尚未法律化，仅有一些《决定》、《条例》等行政法规，专项法律尚未正式制定。
“中国立法部门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预计在今后三至五年内，这方面的法律将完善起来。”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齐桂珍对本刊说。
（ 责任编辑：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