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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央行宣布第二次加息之后，业内人士基本上认同了这样一个预测：中国正在进入加息通道。而这就意味着，对于国内众多正面临资金之渴而嗷嗷待哺的民企而言，企业的生产成本将进一步加大，而出口利润将进一步降低。
对于出口导向型的众多国内企业来说，这绝不是什么好消息。而宏观调控还将继续。虾兵虾将们的寒冬也将越发漫长。
正是兵临城下。利好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竟也成了夹击珠三角和江浙一带民营企业的“腹背之敌”。是它，分流了它们在国际市场上赖以制胜的法宝——中国最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民工。
“民工荒”，一个沉重的话题。而2005年，这一话题仍将继续。
民工荒：2004年早降的寒雪
本报记者 范利祥
安徽、浙江、上海报道
民工返乡
“呆在外面打工，还不如回家种地。”姜传宏拉着一车青菜，擦着汗水说。
姜传宏是安徽省粮食主产区阜阳市颍上县王岗镇村民。4年前，他扔下家里的几亩地，跟着镇里的一名包工头，直奔义乌，走上了打工之路。4年后，他又跟着镇里的50多名打工者一起，包了一辆大巴，离开义乌，回到了家乡。
“那几年地里收入少得可怜，去掉农药、化肥，还有各种各样的农业税什么的，经常倒贴本。”姜传宏回忆说。在外面打工尽管很辛苦，但“收入总会比在家里种地强些”。
回家前，姜传宏在义乌一家拉链厂工作。“经常加班，基本上没有什么星期天。累死累活每个月才挣800块钱左右，要是不加班，最多拿500。”不过，尽管每月只有500，但比起种地的收入，姜仍然很满足。
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那地方（义乌）最近一直闹水荒、电荒，日子很不好过。拉闸限电什么的简直是家常便饭。”姜传宏对记者说。
更让姜传宏难以接受的是，水荒、电荒发生后，他所在的工厂经常停工，“订单少了，企业效益也下滑了。”姜说，“从5月份开始，老板扣了每个工人100块钱工资，说要节约成本。”为此，姜传宏曾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多次找厂方交涉，但都无果而终。
“当时大伙就想走了。”姜传宏说。后来，他偶然听一位同乡说，现在家里“棉花、小麦都涨价了，种地划算了”，于是，在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决定回家。
这仅是中国“民工回潮”的一个小小切片。在姜传宏返乡的同时，民工返乡种地的图景已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演。
“现在外地务工的都回来了。”著名的“打工大县”安徽省霍邱县宋店乡种粮大户从光海感慨道。该县姚李镇王庆文镇长表示，全镇可耕面积5．3万亩，2002年抛荒耕地达10％以上；但“一号文件”下来后，今年抛荒地仅剩下200亩，“返乡种田的明显多了”。
加钱留人？企业两难
伴随民工返乡种地高潮的，是那个令各界触目惊心的字眼——“民工荒”。
其实，从年初开始，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民工荒”就已经开始迅速在全国各地蔓延，尤其是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广州、深圳、义乌、南京、上海……“民工荒”频频告急。
民工突然紧缺，越来越大的工人缺口，使得江浙一带的中国民企老板们第一次为招工而焦躁。
“我这个厂快要倒闭了。”赵学龙对记者说。
赵是“中国衬衫之乡”义乌市大陈镇一家有名的服装企业老板。“我办厂十年了，第一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赵向记者坦言，以前民工“供过于求”，“来打工的外地民工头都挤破了”。但现在，“呼啦一下子都走了，留都留不住”。
赵学龙做的是贴牌生意，是国外某名牌服装企业的指定贴牌生产商。赵透露，他厂里“生意最旺时有6条生产线，600多名民工”。“那时候民工的流动性也比较大，但走了一茬很快就会又来一茬，从没间断过，不断有包工头带人来。”而赵也从没为找不到民工发过愁。
但现在，由于严重的“三荒”（“电荒”、“水荒”、“民工荒”），招不到工人，赵的生产线已停了两条。“现在是销售旺季，外商催货催得要命，但货跟不上。看这势头，还要维持不少时间。”赵学龙着急地说。
为支招严重的“民工荒”问题，业内曾有不少人士呼吁，要给“给民工加工资”、“给民工市民待遇，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险政策”、“提高民工的福利水平”等等。
“如果企业适当增加工资，还会考虑再回去。”姜传宏说。不过，他表示，他这次出去不会再让耕地抛荒，而会转包给其他的农户。“打工有点收入，再加上地里的收成，岂不是更好。”
但提起这些问题，赵学龙一脸苦衷。“原来我们给外招（外部招聘）工人的工资已经占到企业支出成本的75％左右。”他说，“你知道，现在服装行业竞争本身就很激烈，贴牌生产企业利润更低，再加上出口退税新政策的调整，原材料价格也是一个劲地涨等等因素，企业基本上已经入不敷出了。”
“现在要是再给工人提高工资，我们的经营压力会更大。”赵学龙无奈地表示，“要是给每个工人每个月加几十块钱，也很难挽留住他们；要是加上个两三百，企业肯定玩完了。”
义乌市玩具协会一位副会长也向本报记者表达了同样的担忧。“现在义乌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性产业。”他表示，这些行业的利润本身都比较低，而以往给工人的工资占企业利润中的比例已经不算低了，如果再上浮工资，企业经营压力必然进一步加大。
该会长同时也是义乌市某玩具企业的董事长。“玩具行业也是如此，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再加上行业间激烈的竞争，已经让很多企业支撑不住了。现在有些企业已经因为‘民工荒’停产了。”他表示，现在在义乌，有些企业主干脆把厂子关掉，专门炒房产去了。
“很多东西并不能单靠企业解决。”赵学龙说，比如，地方政府应该给民工更多的权利，让民工与市民享有同等机会和待遇。“光靠企业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企业本身还要生存。”
2005，“民工荒”继续
上海远利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余群把“民工荒”视为民工和企业间的一场“博弈”。
“民工和企业之间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对话，相对而言，民工还远远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一直找不到自己的维权渠道。所以，在有关农业利好政策的刺激下，他们选择了‘走’。”
但是，按照专家的计算，中国农村家庭要过上像样的生活，并维持一定的规模经济，每个农户至少应该有50亩土地。
照此估算，中国至少要有80％的农村劳动力必须转移出来，而这意味着要从现在近5亿的农村劳动力中转移出4亿在城市的经济部门就业。除去已经在城市经济部门就业的约1．8亿，也还有2．2亿需要转移。按近年4％的转移速度推算，不考虑到劳动力的增长，那么，专家提出的这一目标也要到2030年才能实现。显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据余群介绍，现在，由于我国农民（包括中西部地区）人均拥有土地并不多，粮价上涨等利好因素给农民带来的实际收益并不大。而且，他们还要留下不少粮食维持生活，而不能全部拿到市场上销售。
因此，“这说明，在下一轮博弈中，最后撑不住的可能还会是农民工——生存的压力将逼迫着他们仍然要靠外出务工去维持生活。”余群说。
本报记者在实际采访中发现，民工“回流”到城市的迹象在一些地方也已经显现。“明年我这边的农民将可能还会出去打工，甚至比往年更多。”安徽省宿松县某乡生产队队长尹爱勇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宿松县是我国有名的产棉大县，也是安徽省重点扶贫县之一。2002年以前，这里的棉花价格一直很低迷，该县的很多农民纷纷外出务工；2003年，棉花价格上涨，均价在7元／公斤左右，去掉农业税、化肥什么的，“每亩地年净收入在1000元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今年年初宿松县很多民工又纷纷返乡种植棉花。
但今年棉花价格再度下跌，均价在5元／公斤左右。不仅如此，“投入成本也明显提高了。”尹爱勇说，“比如复合肥，去年的价格每100公斤在80块左右，但今年就涨到了125块。”而这样算下来，“今年每亩的收入至多有500元”。
“现在很多人都在搞土地流转，把地交给别人种。”尹爱勇无奈地表示，“他们都打算明年还出去打工。在外面说啥也比在家里的收入强一点。”
“农作物价格难以稳定，影响了农民对土地收入的信心。”余群说。但她同时也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民工荒”在明年会大面积的缓解。
业内人士分析，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加息的影响之下，2005年，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仍然不会有多大的上升空间，反而很可能进一步被压缩。然而，压缩即意味着农民外出打工的动力瓦解。
毕竟，对于目前的中国农民来说，外出打工的动因主要缘于挣钱，而不是解决生存。当在企业获得的收益不足以支持这一动因的存在时，当初抱着一丝希望重返城市的农民，就很有可能再次选择回家。
（ 责任编辑：魏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