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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梓 主持
本报实习生 戴志勇 李巍 马娟参与整理
宏观调控无疑是整个2004年经济的主旋律。然而，在中国经济由“通缩”踏进“通涨”之后，调控的思路并没有随即清晰。
整个调控的实质性措施可以追溯到2003年6月，针对房地产过热倾向，央行出台了“121号文件”，之后发改委对部分行业过热倾向发出警告——但是，直到今年初，仍然有过热与否、局部过热还是全面过热、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的争论。随着4月底控制信贷和土地两个杀手锏的推出，使用“行政手段”还是“经济手段”以及“谁是过热的真凶”之争论又起，其间民营企业待遇问题、土地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先后成为争论的焦点，焦点背后涉及的是真实的利益，利益之间则互相勾连。直到10月底，央行宣布加息27个基本点，政府从行政的调控到经济的调控才算初步转型。但是，真正的改革才刚刚开始，对宏观经济和调控效果的反思呼唤长效的体制改革。
体制改革是2005年的主基调，改革需要大智慧。在改革达成从上到下的一致共识后，谁来推动改革、改革哪些体制、改革方向如何这些涉及改革成败的问题仍然亟待解决。无论如何，改革都将成就中国经济下一个更大的拐点。这是一个历史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12月24日，本报特邀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卢中原、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副司长彭志龙、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国家开发行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30期，回顾“调控年”，展望“改革年”。
宏调反思之一：
回望2004
宏观调控之因：总量还是结构？
《21世纪》：从整体经济形势判断，这一轮宏观调控面临的是宏观经济的总量问题、结构问题，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张曙光：这一轮宏观经济当然有过热的问题，但主要的不是一个总量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问题，背后则是体制问题。
结构失衡最后也会反映在总量上，比如现在来看房地产过热，我觉得主要是地产过热，在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之间的三角关系中，政府是主导，从事的完全是无风险套利，低价从老百姓那儿把地拿过来，高价卖给开发商，并且是一次付清，很多地方这一任的官员把下一任的地都批出去了。地产过热的问题不是用市场手段能够解决的问题，它是一个体制问题，是政府行为问题。所以我说这次过热是一种体制性过热。
卢中原：现在的认识也并不统一。有人认为煤电油运紧张就是总量全面过热的集中体现，不是结构问题。有人说没有什么局部过热的问题，要热就全热。我赞成张曙光老师的分析。
张卓元：我倾向于，本次经济过热主要是总量问题。结构问题以前也存在，但并没有出现经济过热的问题。比如说投资增速过快问题、贷款增速过快问题、物价上涨问题，都首先是总量问题，不是结构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发展速度超过9％，就会出问题。这次结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总量问题带出来的，由于总量出了问题，然后才有结构问题暴露出来。结构问题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这里的结构是指具体的产业结构。
张曙光：判断总量过热不过热，在理论上是依据经济的潜在生产力或者潜在增长率。而潜在生产力又无法直接计算，一般用一个较长时期的平均增长率来近似地表示。改革开放25年，ＧＤＰ年平均增长9．35％，2003年增长9．1％，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接近上限。今年一季度是9．8％，高了一些，也只是一个季度的数字。如果说同意用这个指标来判断的话，我说，总量的问题不大。
张卓元：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宏观经济调控首先和主要的是总量调控，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与稳定。对宏观调控调整经济结构的说法，我认为还很值得研究。如果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那么宏观经济调控权就不必像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说的那样，“必须集中在中央”，而是各地方政府都有调控权了，因为各地方政府都要在一定范围内对经济结构进行调节。显然，把2004年的宏观调控说成主要是克服结构失衡问题是不妥当的，具体的结构问题是随时随地都存在的，如果这些都要靠宏观调控来解决，就必然使政府代替市场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是政府职能的错位。
贾康：宏观调控是政府职能一个重要的方面，它在整个经济运行里面具有重要影响。从今年的总体经济形势来看，总量问题是有的，但是我认为并不是遇到了全面过热的总量问题。在经济周期转换走过拐点之后，新的矛盾出来了，原来通胀是已经过去的事，1998年后变成通缩压力，现在通胀的压力又回来了，通缩的压力基本上被替代掉了，这是总量方面的问题。同时，结构性的问题是很明显的，财政系统，从一开始就比较强调有冷有热，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还是客观的。比如大家都在说热的房地产行业，我个人认为也有冷有热，热的还是那些高档住宅，利润空间非常大的一些东西，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则是偏冷的。
如果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综合考虑，我体会今年政策转型以后，更强调的是在总量上适当控制，松紧适度，转弯但不急转弯的情况下，更多地把解决问题的着眼点放在结构上。比如三农问题、增加公共服务支撑能力的配套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体系等，这些是结构上的侧重点，在明确了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部署后，现在又明确提出“中部崛起”的概念，这些阶段性的重点也是结构问题。
经济结构方面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生产力结构后面的生产关系结构、体制制度安排这个层面的问题。希望能够形成新机制，推进制度创新，从财政的角度讲，希望花钱能买到机制，不是简单的花钱。
彭志龙：对于政府来讲，宏观调控应该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宏观调控既可以是紧缩经济，也可以是扩张经济。从我国具体情况来讲，我觉得政府调控第一位的还是调控总量。事实上，经济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年年都有，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总是把总量调控放在第一位。这一轮调控也不例外，首先是把过热的经济降下来，即放慢经济总量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也考虑一些结构的调整问题，比如加快粮食生产，缓解煤、电、油、运的供给。
《21世纪》：这一轮调控面对的问题以及调控的手段跟1988年、1993年的经济过热有什么区别？
张曙光：1993年的经济过热主要是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股票市场热。当时咱们市场条件还差得很远，银行的资金直接进入开发商，且以楼堂馆所等商用房为主，没有市场基础，所以银行资金一卡就不行了。这次的状况不一样，房地产开发以住宅为主，资金从银行出来，首先到了消费者手里，通过消费者住房按揭，再到了开发商，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开发商的贷款。应当说，这一次的房地产发展是有市场基础的。
再一个，咱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热的几个行业，可能都有市场需求和发展基础。中国正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目前的城市化率不到40％，城市化的过程是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也是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我国的房地产发展才开始几年，还正在成长当中，必然会拉动钢材、水泥的增长。这次出现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城市”的现象也是以前没有的。
卢中原：这一轮宏观调控所面临的经济形势跟1993年，1988年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供求总格局不同。过去普遍短缺，1990年代中期以前普遍短缺，以后是相对过剩，我们开始面临通缩的威胁，这是最大的不同。第二，升级结构过去是没有的，19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消费结构升级，然后是生产结构升级，引发了各个方面的投资热潮。第三，从经济运行机理来说，民营企业快速发展起来了，过去大量的国有企业是听话的，它的周期和整个经济是顺着的，现在不一样了，东中西部、民营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周期可能是逆的，都可能有自己的小周期，因此要特别讲究调控的艺术。
刘国光：在这一轮宏观调控期间，一些同志误解了宏观调控的含义，他们把宏观调控仅仅当作对付经济过热的紧缩性政策措施。其实宏观调控的目的是熨平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协调发展。市场经济有波动，是永远客观存在的。基于这种波动，宏观调控随时随地进行着，没有停止结束的时候，只有依治理波动情况之不同而有阶段性之分。
我国1992年正式提出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以后，市场经济意义的宏观调控逐渐走上历史舞台，1993年到2003年，中国经济走过两轮正相反的宏观调控。一轮是针对1992年的经济过热，从1993年起实施的紧缩型的宏观调控，大约持续到1997年；一轮是针对1997年经济偏冷，由于国内供需格局转变为买方市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不足，从1998年开始实施扩张性的宏观调控，大约持续到2003年初。前一轮紧缩性宏观调控使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紧张程度得到明显缓解，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后一轮扩张性的宏观调控，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谨慎从松的稳健货币政策，扩大了国内需求，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这样，从2003年起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上升周期。
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就碰到一个特殊的形势，既不同于1990年代初中期的全面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来治理；又不同于前几年经济偏冷和经济紧缩趋势，需要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治理。现在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还在潜在增长率的范围内。我国现时潜在经济增长率估计约为9－10％。实际经济增长率2003年9．1％，2004年上半年9．7％，2004年前三季度9．5％，2004年全年预计9％。从经济运行来看，当前既有局部过热，又有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投资过多方面来说，经过今年的调控，取得成效，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由年初一季度的43％回落到全年预计约25％，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部分和行业投资过快的增长势头得到遏止，但投资增速仍在比较高位运行，并且有局部反弹的现象，煤电油运瓶颈制约仍然紧张。从供大于求方面来说，商务部对2004年下半年600种商品供求情况排队，供过于求的商品占排队商品总数的74．3％，供求基本平衡的占25．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另外经济发展中还有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生态环境等薄弱环节投资不足亟待加强等情况。现在通货紧缩趋势已经淡出，严重膨胀趋势尚未形成，尚没有强烈的信号表示近期会发生高通货膨胀（ＣＰＩ略高于4％，核心ＣＰＩ只有1％左右）。
刘伟：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矛盾比过去要复杂得多，认识这种复杂性，可能比简单的判断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更有效，也更切合实际。这种复杂性主要是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越来越复杂，总量失衡和结构性失衡越来越交织在一块。
第二，我们总的经济增长并不过热，但是固定资产投资确实是过热。过去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幅度不管怎么大，它的方向和总的经济增长是一致的。现在总的经济增长并不过热，但是固定资产过热了，这就要求宏观调控的决策和以前不同，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总量政策来处理当前的矛盾。
第三，物价总体并不高，但通货膨胀的预期值非常大。现在3％、4％的物价可以说刚刚摆脱了通缩的阴影，绝对谈不上是恶性或者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特别是考虑到经济增长这么快的背景。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我们的通货膨胀预期一直压力非常大，这个预期是什么呢？一个是投资品，重要的原材料、能源，包括土地、资本，包括这次加息，我们央行的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相应出台的加息政策都导致了厂商对中国未来价格预期提高了。消费者目前对价格预期压力也很大，物价总水平并不高，但重要的农副产品的价格在高价位波动。
第四，经济增长恢复很显著，但是失业率居高不下。1998年经济增长7．8％，官方登记失业率3．6％，今年我们经济增长预计在9％以上，失业率的官方控制目标是4．7％。失业率显著升高原因很多，比如说市场化的运作、减员增效，过去隐蔽性失业很多，现在伴随市场化竞争加强，变成显性的。再就是工业化的深入，资本和技术排斥劳动的倾向明显。1980年代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多万个，我们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90多万个。
宏观调控：市场手段还是行政手段？
《21世纪》：针对这一轮经济出现的问题，我们使用了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进行调控，对这两种手段所起的作用我们怎么看？又应该如何应用这两种手段？
彭志龙：在目前的体制下，见效快的仍然是行政手段。在讲到这一轮宏观调控时，总是用“见效快”来评价本次宏观调控的效果。我们知道，在现行体制下用市场手段很难达到“见效快”的效果。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轮宏观调控的行政色彩仍然比较重。
张卓元：中国现在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适当的行政手段是必要的，在叫停不停的情况下，特别是对付地方政府过热的行为，完全靠市场手段有作用，但是行政手段会更加有效。我们知道，只有现在防止了大涨，才能避免未来经济的大落。
但是，长期来看，主要靠行政手段还是不行的，这种手段不能从深层次上解决问题，市场的发展呼唤常效调控机制的出现。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们要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手段。
张曙光：从宏观调控的本身来说，应该是主要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市场手段，行政手段只能起辅助作用。
这一轮紧缩是从去年7月份开始的，央行的121号文件显示了货币政策从原来的扩张向相对紧缩转变，不管这个政策的具体效果怎么样，它在传达政策从紧的信号上还是起到了作用的。后来9月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都是市场手段。
但是问题在于今年4月份以后，行政手段大密度的出台，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喧宾夺主的味道。尽管行政手段可能比较有效，一下子就把问题显示出来，不像市场手段有一个时滞，但从这次宏观调控最后的结果来看，我觉得还是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都起了作用。
但是，行政手段怎么用确实是一个问题。采取行政手段，应该避免明显的歧视性，一视同仁，但这次不是，有的关了，有的不关，这儿严，那儿宽。这既影响政府公信力，也影响决策效应。单纯的行政手段操作，现在看来负作用很明显，这一次宏观调控使国有部门受益，民营部门承担了成本。特别是行政手段把人们的预期打乱了，而人们的经济行为恰好是靠预期来进行决策的。
贾康：我个人认为，今年的调控过程中，手段的侧重是有转换的。一开始应该说行政手段的色彩比较明显，控制银根、地根。我觉得“半年一律不批地”表述上可能显得突兀一点，说“暂停”更好一点，意图无非是先把事态稳住。我个人认为，对铁本是杀一儆百，当时就是因为采取了这一条行政手段，震慑力发挥出来了。之后，类似的项目，则没有简单的照铁本的模式做，确实注意了要有柔性处理。
至于和以往调控的不同之处，我感觉这次调控过程中，决策层采取了广泛听取意见的姿态，除了专家座谈以外，还有民主党派座谈、分片听取地方意见的座谈，总理和几位副总理广泛听取意见，并提到“多找一些新面孔听听意见”。在大的局面有所控制之后，确实尽可能采取了一些经济手段和柔性手段。再有，就是在不同部门之间意见的透明度上有所提高，现在财政部可以唱一个调，发改委可以唱一个调，老百姓可以听听不同部门唱的各种调，也不是坏事。我认为，这轮调控是刹车又不是简单的急刹车，是转弯又不是简单的急转弯，这个论断是成立的。
王大用：在市场机制的作用尚不充分，法律的约束体系也还不够完善的时候，运用行政手段实施宏观调控也是必要的。但是成功运用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需要中央政府很强的行政权威。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权威将正常地逐步弱化。与此同时，市场机制日益完善，善用经济工具进行宏观调控，应成为对中央政府执政能力的主要评判标准。
卢中原：窗口指导明显的就是行政手段，这是要反思的。第二，有一些行政手段，在中国现在过渡型体制阶段，它比经济手段能奏效。这一次中央政府明确表示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但是为什么社会上的反响是行政手段的力度最大，淹没了经济和法律手段，这是需要反思的。我的评价就是中央政府力图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主观意图是这样，但是客观效果有点打折扣，或者是打的折扣比较多，因为在实施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有一些操作上的习惯势力。第三，宏观调控是引导预期的，要使社会上的公众能够按照国家的宏观调控意图来调整自己的微观决策，就得公开、透明。刚才张老师讲到无法预期政府未来出什么牌，这需要反思。第四，在宏观调控的形势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行政手段要迅速撤出。
林毅夫：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单纯依靠利率手段将难于达成我国正在进行的宏观调控的目标。只有建立在商业银行发挥了对贷款项目的风险和回报严格把关的“非市场手段”的基础上，掌管宏观政策的货币当局才能依靠调整利率水平来进行宏观调控。
对于商业银行在贷款上的审批功能，我国政府早有规定，但是，从去年以来的这一轮过热中，可以看出作为我国金融业核心主体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明显放松了这个职能，给许许多多严重缺乏自有资金、投资的项目风险很高、市场需求波动很大的项目提供了融资，在这种状况下，纯粹靠利率手段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的问题，使银行和整个国民经济承担更大的风险。
所以，在这一轮宏观调控取得成功后，建议加紧银行的公司治理改革，允许商业银行在有一定的贷款失败率的前提下，强化银行的贷款审查责任，明确对于没有执行好贷款审查责任的失职人员的惩罚机制。
王大用：在我国，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活动（经济增长、投资、通货膨胀等）的关系仍然是清晰可辨的，去年到今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波动同方向伴随经济活动的波动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国不应放弃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否则宏观失控的危险会立刻加大。
高辉清：从效果上讲，真正起作用的是行政色彩比较浓的三个管住：管住土地、管住信贷、管住行业。管住行业是本轮调控中政府的一个创造，本来一般的货币政策只能做出总量调控，但是我们的货币政策这次能够创造性地进行结构调控，比如说提高房地产的贷款利率，这个方法不太合理。在正常的市场环境里，提高一个行业的贷款利率，别人会通过其他的行业把贷款转过来。总之，不应该太偏好行政手段，尤其注意不能把行政手段用到企业头上去。
魏加宁：今年宏观调控的阶段性特点，我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从各说各话到统一认识”，4月份是一个转折点。二是“加强宏观调控一度变成了加强行政干预”，甚至在一些部门达成了“行政干预共识”。三是逐渐用市场化手段来置换过度的行政干预。置换的信号主要有四个：一个是国务院及时召开了非公有制经济座谈会；第二个是酝酿已久的投资体制改革终于出台；第三个就是调息，并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第四个信号就是，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都一再强调要加快改革，并将2005年定为改革年，人心振奋。
彭志龙：从这一轮宏观调控的效果看，我觉得基本上达到了预期效果，因为几个大的矛盾都缓解了。比如，粮食供给有所增加，从而缓解了由于粮食供求矛盾引发的粮食价格涨幅过高的问题，这对减轻ＣＰＩ压力有直接帮助。第二个方面是把住了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由于这两个闸门把得比较紧，所以过高的投资增长速度有所减慢。第三个方面是ＣＰＩ的上升压力明显减弱。10月份和11月份ＣＰＩ上升的势头明显减弱，10月份上涨4．3％，11月份上涨2．8％。
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次宏观调控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主要表现在：生产环节的价格涨幅仍然很大。11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8．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上涨13．7％。当前的煤、电、油、运短缺状况也没有根本缓解，说明今年总量并没有完全调整到位。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结构问题尚未缓解，这就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现在是越来越扭曲，过高的投资率和过低的消费率会引起以后的通货紧缩和银行呆坏帐的增加。
刘伟：针对这种复杂性，我们这次宏观调控的手段有一些特殊性。一个就是在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综合使用过程中，我们更偏向于结构政策，这表现为不同的产业、企业和区域政策。
第二个特点是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营过程中，客观上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显著，货币政策在整个经济政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经远远超越和替代了过去财政政策的地位。
本轮宏观调控短期总量效果很明显，但在结构调控方面，我认为效果一般。关于长期效果，要考虑两个方面问题：一个就是结构问题是长期才能解决的，不要想通过总量调控、宏观经济短期数量的政策来解决一个结构的长期的发展问题。第二，还有一些问题是体制问题，不能通过短期的宏观政策来解决。比如土地资源的配置问题、资本市场化的问题。它们涉及到金融体制改革、资本市场发育、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市场的培育等，实际上是中国市场化最关键的要素市场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所以不要把一些应当属于体制改革的问题纳入到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这样会严重影响宏观政策的效益，也超出了宏观政策作用的范围。
民营与地方经济
《21世纪》：本轮宏观调控中，民营经济一度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关于经济过热的主体也一度受到质疑，在此方面，该如何认识？
高辉清：毫无疑问，在本轮调控中，民营经济由于自身实力不强，并受到体制方面的一些歧视，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许多企业因此受了伤。当然，现在也有不少民营企业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但一些地方政府显然是在其中起了不太好的作用。如果拿股市来打比方的话，这些地方政府就是这轮经济过热行情中的庄家。不过，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他们大量地是以民营企业而不是国企为操作平台，把经济炒热了。其手段很简单，即低价给企业转让政府控制的生产要素，比如说土地和资金。在通过非市场途径获得了这些要素之后，这些企业也开始将市场风险置于脑后了。
卢中原：首先这次必须承认，民营经济和中西部在这次紧缩性的宏观调控下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大的。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轮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无论是总量的调控，还是结构上的引导，都不是以民营经济为对象的。但是在客观上是有这种效果的，这也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体制。根据我们的研究，包括中央银行的贷款分析，放的主要是长期贷款，回笼资金非常紧张，中西部和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反应非常强烈。
《21世纪》：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看，这次的地方政府对于宏观调控是否起到了“微调”的效果？
刘伟：这次宏观调控地方政府成了一个非常显著的淡化周期的力量，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一个国家有经济周期，这个是客观的，对这个经济周期有要反周期的调节，既有中央的反周期的调节，又有地方对中央政策的淡化，还有企业对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政策的理解和解释的不一样。这样综合下来，就使得经济波动的幅度，在周期性增长运动中受到限制。而波动起伏的程度越小，宏观经济效益就越高。
张曙光：中央和地方的问题，我觉得这一次确实应该很好的考虑。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相当积极活跃的经济主体，它的利益和中央的利益不完全一致，再加上考核的办法又是扭曲的，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政策到了地方都会扭曲，任何政策下来，地方都得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权衡。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推进一系列制度上的改革，不然的话，政策上很难落实。这次宏观调控，各个地方的官员，没一个承认他那儿曾经过热，就是证明。
《21世纪》：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土地是一个重要的筹码，而土地的深层问题也涉及中国经济进一步的产权改革。
刘伟：土地资源的配置目前基本上不是微观行为者之间通过市场交易就可以实现的，它是政府掌握的。目前看中国25年的市场化进程，消费品的市场化程度比投资品的市场化程度高，投资品的市场化程度比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比资本市场化程度高，资本市场化程度比土地的市场化程度要高。那么，将来配置资源市场化，土地资源要不要市场化？资本市场化这个方向是没有人怀疑了。
张曙光：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现在我们的要素价格还是政府控制的和扭曲的，由于政府扭曲的资金、土地等要素价格，进而扭曲了企业的投资成本，企业的投资行为自然也就扭曲了。铁本之所以上，最关键的就是投资成本比较低，因为它占用的6000亩地是白给的或者低价给的，它的专用码头是政府投资的，它的水是不要钱的，还有几十亿的贷款。如果这些都是按市场价格，它就要权衡能不能上，能不能上这么大规模。同样，如果我们的宏观调控不是直接令它关闭，而是按市场价格将成本打足，让企业选择是上是下，还是缩小规模，其结果可能比现在要好得多。
卢中原：现在地方政府的干预和以往有所不同，以往比较直接的动用地方财政资金来投资，或者直接干预国有企业来进行征项目、跑投资。现在似乎比较曲折。比如说为了经营城市，地方政府成立一个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用政府的信用担保向银行借贷，并没有直接动用财政资金，这是一种比较曲折的干预方式。
高辉清：土地的非市场化配置是过去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个顽症。过去，吴敬琏老师提所谓的“好的市场”和“坏的市场”。现在失地的农民这么多，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法治，使得好的市场难以充分发育起来。将来，土地配置肯定要成为改革的一个重点，这样才能为解决所谓的“新双轨制”问题创造条件。
刘伟：土地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无论是城市的土地还是农村的土地。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高速公路网络化，农民的土地是要升值的，在当代新型工业化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农民和城里人的差距的缩小，真正城乡经济地位差距的缩小，最关键的手段就是靠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的升值。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农民祖祖辈辈的穷乡僻壤突然变成有价值的了，但是突然发现这个价值不是他的。一些地方政府先是把土地变更国有的，然后再卖给开发商，实际上是国家和开发商把这块附加值分配了。如果我们在短期做不到土地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在土地制度上保证农民的利益的话，那至少可以通过财政转移，土地升值这块，要通过国家的再分配给农民更好的补偿。而且这个不能简单地政策化，一定要法制化。
（ 责任编辑：魏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