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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由“积极”到“稳健”
《２１世纪》：对于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如何评价？改革的必要性如何？
王大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经济工具。在经济衰退时，可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此类财政政策不能长期运用，二战之后３０年间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经验和教训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经济已经走出了长达五年的通货紧缩局面，放弃所谓“积极财政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决定。
张卓元：财政政策从扩张性调整为稳健，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的收紧，长期建设国债要逐步减少发行直至不再发行。财政赤字占ＧＤＰ的比重要逐步降低，财政投资于竞争性行业的比重更要大幅度降低，而主要投资于公共领域。财政政策的这种调整，表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从紧取向。
刘伟：我认为，这一次财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效果是扩张性的，不是紧缩的。更重要的是，财政收入现在基本上是扩张性的。我们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十年后我们新一轮税制改革调整启动，这次税制调整的倾向是减税。１９９４年从包税制改到分税制，我们强调中央国税这块，把地税放到了次要的地位。当时我们３３种税合成了１８种，真正归地方作为地税的其实是非常少，非常小，非常乱，而且征缴成本非常高。
目前的税制严重抑制了经济的活力，地方政府对新的出口退税办法的意见很大，原来是中央包，现在是中央出大头，地方政府出２０％多。哪个地方出口的东西多，哪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就大了。
高培勇：今年以来，我们犯了很多小儿科式的错误。２００３年我国发行了１４００亿国债，我们假定这是一个起点，但是到去年１０月份，经济出现趋热的迹象之后，方方面面都开始谨慎起来了，因此有４００亿就留下来，没再投入。
２００４年却又安排１１００亿的，４００亿放在仓库里，又发了１１００亿，想办法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去。今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膨胀率４３％，１１００亿长期建设国债还是发了出去，我想到今年年底的时候，留在国库里面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收入肯定会大于４００亿。
贾康：今年的结转可能会高于５００亿。
高培勇：去年的４００亿意味着中央财政一年多支出１６亿的利息，我们是白白把借来的钱放在仓库里放着，再白白地支付利息。
２００５年长期建设国债还是要保持在８００亿，这一点有待商榷。随着长期建设国债的减少，中央基本建设支出的规模倒增加了，这是改革２６年作为改革方向的一个重要标识，就是直接投资的比重在减少。１９７８年的时候，基本建设支出占全国财政的４０％多一点，这些年一直压到１０％左右，现在又要相对提升。
我感觉宏观调控，更多地变成了利益格局的一种调整。利益格局调整的时候，调控的方向和采取的手段往往不协调，这可能是２００４年宏观调控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２１世纪》：从调控政策改革的角度看，如何理解明年的“双稳健”政策？
刘国光：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解释稳健财政政策时说，稳健的财政政策也就是经济学中讲的中性财政政策。至于稳健的货币政策，我看同财政政策一样，在实质上也是中性的政策，可以适度从紧，也可以适度从松，是有紧有松的政策，这与上一轮对付通货紧缩时它是谨慎从松是不同的。所以现在的“稳健货币政策”也是一种中性的调控政策。
现在采取的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质上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中性宏观经济政策。现在可以总结一下，所谓“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保有压，有紧有缩，上下微调，松紧适度的政策。
从以前治理通货紧缩时期的适度从松的宏观调控政策向目前的中性政策调整，客观上具有从紧的效果，能起到抑制一些部门过快的投资需求的作用。但实行中性政策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质上是要“双防”，既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滋长，又预防通货紧缩趋势的重现。
对于一些投资过热的行业，如果不能通过政策调整及时控制，就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同时，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因为没有最终消费的支撑，又会引起通货紧缩。通过投资规模适当控制，既能遏止因投资膨胀而导致的投资品价格领先上涨，防止通胀苗头滋长在先，又能抑制过度建设造成的产能过剩，防止通缩趋势再现于后，从而实现“双防”的目的。
税改时机不容错过
《２１世纪》：在这种财政政策背景下，如何进行下一步的税制改革？
高培勇：税制改革牵扯千家万户的利益，对于税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大家都比较清楚。１９９４年的改革是为转轨铺平了道路，我们寄希望于通过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的战役能真正地打胜仗。现在来讲，倒不是改革方案本身的问题。
改革方案要粗线条地讲，就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１２字原则。现在关键看如何突破几个难点，真正把改革启动起来。
原来的改革难点就是减税，担心税制改革一旦进行，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过大，以至于政府部门的职能难以运转。现在看来，这一条担心已经不复存在了，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不算出口退税，大概就要６０００亿，哪怕４０００亿的增量，也足以支付。国家税务局明年税收收入计划是２８２５０亿，如果再加上其他的财政收入，明年财政收入３万亿都有可能，这还不算出口退税。
现在实际上收入增长的幅度非常之大，也是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所带来的空间释放效应在加大的作用。现在是财政实力最雄厚的时候，不能指望中国的税收总是这样涨下去，最怕的一种是这种增长上来的钱随意花，该减的钱，却舍不得减。这样的话，财政的行政支出基数加大，会抬高明年税收收入的基数，另外一方面加大了改革的难度。
第二个难点，就是所谓的“逆向调节”的问题，现在都在讲，中国目前最大的风险是通货膨胀，如果实施减税无疑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措施，而不是稳健的财政措施，因此，很多人觉得这种条件下不能减税。问题是，单看减税本身是扩张，但是我们要设想一点，如果不减税，不税改将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按照目前中国的预算体制安排，人代会每年通过预算，比如说今年预算盘子是２３０００亿，到此为止了。
今年遇到了财政的增收，增收是两个统计口径，一个统计口径和去年比，我们可以说增收４０００亿，还有一种口径是和预算比，因为每年的预算都要打出一个增收的空间出来，今年的预算在三月份做预算报告的时候，增收的空间就是１８００个亿。今年扣除出口退税之后财政的收入起码有１２００亿超预算的增长，实际很可能达到全国超预算增长两千亿，中央和地方各１０００亿。
按照一种比较规范的体制，我们觉得应当是首先用增长出来的２０００亿冲减赤字。可是我们现行的体制是３１９８亿的财政赤字照样有，多出来的２０００多亿的财政收入再接着花，这样一来，今年的预算，２５０００亿是完全可能的。
假定现在不实施新一轮税制改革，多出这一笔钱会直接转化为财政支出，即便２０００亿，用于支付税制改革的成本好呢，还是让它直接转换为各地政府部门的行政支出好？两相比较不言自明。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实际上减税所带来的扩张性效应不是逆向调节，而是一种正向调节。平衡预算的道理告诉我们，用在减税上的钱和用在扩张上的钱它的效应是不一样的，效果会相差一倍。
贾康：增值税转型实际上也是要让一部分利，换一种新机制。我们也寄希望于以后能真正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所说的城乡统一税制方向去走，逐步注入长效的支撑结构，整个税制的考虑应该从目前的措施延续到中期和长期的问题。
现在一个很热的讨论就是有没有可能在增值税转型启动以后，尽快推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尽快提供统一市场里面的公平竞争机制，使中国的企业真正享受到国民待遇。并轨可以五年完成，让外资有消化过程。在这方面要有信心，外资实际上更多看重中国的市场潜力、政治稳定，以及以后法制健全的可能前景。
《２１世纪》：商务部担心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后，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企业所得税税制改革的草案已经在国务院法制办搁置，对此，诸位怎么看？
张曙光：我觉得，实际上这是要把税制改革推迟，这个意见是值得商榷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问题，财政部已经提出来了方案，过去之所以没有推进，财政减收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国内企业税率从３３％降到２５％左右，国外企业从１５％提到２５％，而外资企业的比例毕竟小，大量的还是内资企业，这样可能会减收。
但是商务部出来叫停改革，加上最近美国众议院税务委员会通过的《本土投资法》，将针对美国公司海外收益的所得税税率由３０％下调为５．２５％，期限为一年，条件是将这些收益投资于美国，据外面的评论说这一招可能使美国增加４０００亿的资本流入，似乎更支持商务部的看法。
我觉得商务部完全站在本部门政绩立场上做影响和左右决策，对于中国改革发展是不恰当的。实际上，美国的政策变化，是根据它现在的美元贬值、资本流入减少的状况提出的，否则其经济就无法平衡和支撑不下去。
内外资企业税率的差异，实际是完全违反ＷＴＯ的“非歧视性”基本原则，而且它对我们是不利的。这个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合适的，那时候，我们投资环境也不好，只能用这个办法来吸引外资，这个政策在近２０年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现在咱们投资环境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外资进入主要不是看税率优惠，而是看到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劳动成本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有一个很大的盈利机会，都想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成果。
如果两个企业的条件完全相同，只是由于内外资企业的身份不同而税负有别，税负高，利润就少，在市场竞争里面，高税负的企业肯定竞争不过低税负的企业；不仅如此，税负高，资产价值就低，在合资时就会吃亏。
另外，咱们现在不是资金少了，而是资金没有很好地应用。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民间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资金比例，现在民间部门的资本是国有资本的两倍，而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占到全部资产的一半，即相当于现在的国有资产。光是老百姓的储蓄就１０万多亿，再加上现在５０００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没有很好的利用。
从引资来看，我觉得中国现在解决引资的问题，已经主要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量和水平的问题，关键是能不能引到高质量、高水平的外资，而这又不是靠优惠政策能够得到的，而是要靠投资环境的改善、国内市场的扩展以及经济的稳定发展来决定。
不错，外资企业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５０％－６０％就是证明。但是，从这种出口中我们拿到的利益很少很少，巴芘娃娃在中国生产，卖到美国每个９．９９美元，我们得到的加工费是３５美分。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福利的增长。这些进来的外资企业实际上加大了国内的能源供应负担和环境运营成本。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在税制改革过程中，各部门的利益都会渗透进来，究竟怎么办？这是对最高决策和政府治理的一个考验。
高培勇：企业所得税改革会不会减少ＦＤＩ姑且不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现行的企业所得税的税制，目前的企业所得税的税制是双轨制，内资和外资相比，税率是一样的，但是外资有很多优惠的税率，而且有大量税收的优惠条款，内资企业比外资企业税负多出十多个百分点，实际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会给外商投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的。
我们的内资企业还要不要走向市场？这是一个问题。内资企业背负着比外商企业高达十多个百分点的税负去和外资企业拼杀，显然是竞争不过外资的。如此的格局条件下，即便是外资企业再多一点对于中国的经济究竟是什么样的影响，可想而知。企业所得税能不能在２００６年推出取决于明年三月份向人代会通过，因为这牵扯到外商，是立法层面上很高的改革。
如果明年３月份不能上会的话，就意味着要到２００６年３月份才能上会，最早的实施就要２００７年１月份。这一方面是影响着两个格局，一个是内资企业的竞争压力，还会涉及到税制改革总体方案能不能顺利的推进的问题，这取决于各有关的利益主体的博弈。增值税的改革基本上是皆大欢喜的改革，总体上都减负。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就有所不同，有增有减，另外，即便大家都减，减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说最好的办法是把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两个改革放在一起去，那会大大的减少改革的力度。如果错过这个时机的话，我的判断是，不会再出现增值税的改革契机。如果企业所得税真的明年３月份不能上会的话，对于明年的改革年的开局就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如果错过了２００５年这么一个很好的时机的话，将来何时能够推出是很难办的问题。现在农业税改革问题不大，有温总理直接的介入，估计农业税原来说是三到五年取消，现在看起来三年取消指日可待；增值税也问题不大，因为从今年１０月份开始进行的东北地区增值税的改革试点，它是以７月１号为追诉期的，到明年６月３１号就结束，增值税是链条管理，不可能把一个地区封闭很长时间，单独的搞试点，积累一年之后，就必须向全国迅速推开。明年６月份可以总结试点经验。因为增值税目前为止，是国务院发的法规，并不是立法层次非常高的税制，不需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可以直接推出，现在看来，２００６年１月１号，这是很有把握推出。
魏加宁：目前我们面临的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可能正是推进此项改革的较好时机。
贾康：从中国来说，各级政府确实有一个政治上的特征，第三年是推进改革的最有利的时机，温家宝总理提出第三年是改革年，也有这样一个背景。如果这样一个宝贵时机丧失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从财政体系看，一增一减的搭配，本来就是最合适的，如果时机丧失于一些部门观点而形成的硬阻碍，是非常可惜的，对于今后整个现代化进程都会造成长期影响。
彭志龙：我觉得明年要多关注一下收入分配问题，明年可以考虑调整一下居民所得税的起征点。目的是让中低收入家庭少交一点税。居民所得税的起征点１０年没有动，显然不合理，现在的８００元钱与１０年前相比，其购买力可能不到一半。这实际上是一直在下调居民所得税的起征点。
高培勇：个人所得税之所以设置起征点，更多地考虑一个人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必须的成本，跟企业一样，要扣除成本，就利润征税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个成本这些年是在逐渐地加大，教育、医疗等支出都增加很大，这两方面加起来，起码是在起征点上需要调，税率上需要调。
魏加宁：提到个人所得税，我觉得还有一个制度我们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就是赡养人口免税制度，这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就业压力。日本的女孩子一结婚以后就回家生儿育女，腾出一大块就业空间，靠的就是税制激励。
再有，谈到财税体制改革，我们认为应当注意到此次经济过热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地方政府为什么热衷于上汽车项目，搞房地产？恐怕都和财税制度有关。在转移支付跟不上，又不容许地方举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必然要培养自己的税基。
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改革
《２１世纪》：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市场化手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更是如此，对进一步发挥货币杠杆的作用，诸位如何考虑？
魏加宁：１９９３年加强宏观调控及其后的金融改革，解决了地方政府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干预问题，但是从此次的宏观调控来看，中央部门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干预还没有解决，因此，央行的独立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要进一步规范、透明。
金融改革实际上应当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金融机构的改革，也就是被监管者的改革。在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方面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民营金融机构迟迟出不来，令人担忧。
再一个方面就是监管方面的改革。这方面存在着一些重大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一是我们的监管部门已经被被监管者“俘获”，成为被监管者的利益代言人。一有人说某一个行业出现“泡沫”，首先是该行业的监管者站出来予以否认。这很不正常。但这不是那一个部门的责任，仍然是制度安排的问题。因为，监管部门同时又是主管部门，因此必然要为行业发展和市场繁荣负责，就要“托市”，就要有求于被监管者，就要为被监管者说话。
二是金融救助问题。现在社会上对于防范金融风险存在着许多重大的误区，就是把“最后贷款人”与“兜底”划等号，把监管协调机制的牵头人与“兜底”划等号，把金融稳定和“兜底”划等号，同时又把金融稳定与社会稳定划等号。这种错误认识不光存在于金融机构的经营者，也包括存款人和投资者，还包括各个监管部门，甚至包括各级政府。
今年以来，金融救助获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已经从存款类金融机构拓展到了证券业经营机构，从国有金融机构拓展到了民营，“中航油”事件搞不好还会从境内拓展到境外。如此下去，在我们顺利地缓解了一个个小的金融风险之后，说不定一个更大的货币危机或恶性通货膨胀在等待着我们。这恐怕是最令人担心的。
高辉清：我觉得资金价格除了利率不合理之外，关键还有一个汇率问题。汇率政策迟迟不动，导致国际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非常大。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进入中国，加剧了中国经济的过热，尤其是房地产过热。
张曙光：由于汇率不动，大量的资金流进来，央行处于买方垄断的地位，托盘买入外汇，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然后通过增发央行票据来回笼货币。这种办法既是央行的一个创造，也是央行不得已的办法。
我觉得央行没考虑到这个办法虽然能解决燃眉之急，但是它至少带来三个问题：第一，这是有利息成本的，咱们现在的存款准备金利率是１．８９％，而央行票据的利率，今年上半年发了４３次，只有三笔在２％以下，其他都在２％以上，最高达到了３．３９％，这恐怕是央行很大的一笔负担。其次，收回来的外汇，我们自己用不了，就把它放在国外，买美国的债券，除了利率风险以外，还有一个汇率风险，美元贬值，我们的金融资产也跟着贬值。第三，用一个解决短期流动性波动的办法来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是不能的，票据时间很短，当我们发票据的时候，减少了流动性，三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以后收回票据的时候，又扩大了流动性。
另外，我觉得有一个问题现在确实需要来研究，现在我们汇率升值的压力很大。如果从市场供求来说，由于我们对资本流入流出采取了不对等政策和做法，一方面鼓励流入，一方面限制流出，强制性地扩大了供给，而人为地缩小了需求。对外资优惠政策就是这种做法的一个重要体现。目前我们的做法是扩大外汇需求，比如允许私人财产汇出等，这是对的，但关键的问题在供给上，不在需求上。而供给和汇率水平、汇率体制都有关系。目前美元不断贬值，如果美元崩溃，引起金融危机，到那个时候我国的风险就非常大。
汇率升值会不会对中国的贸易产生很大的影响？我觉得恐怕贸易上的影响是利大于弊。咱们现在的出口有５０％以上是加工贸易出口，进出均以美元计价和汇率无关。咱们现在有大量的能源、原材料进口，升值会减少进口成本，对于中国是有利的，但是有些成本是需要负担的。比如，流入的热钱会再换汇流出，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可能汇出，２５年来，外商投资三四千亿美元，按１０％的利润率计算也有４００亿，其中汇出的可能有多少？
卢中原：曾经有人说，咱们的货币政策能不能兼顾一点结构调整，对于中西部的利率可以有所差别，看来这个建议不大可能，因为总量政策是不可能做到的。
货币政策本身最好不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如果单纯从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来说，没有什么结构调整的问题，就是总量措施，但是信贷政策，应该说是具有结构引导作用的，在中国的货币总量调控政策上，一开始也不是毫无区别的，比如说存款准备金比率，从１９８４年开始就有差别，这是中国的创造，在国际上规范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没有。
根本的出路是利率市场化，解决结构调整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没有到位，像这种提高个别行业，或者是某些行业的项目资本金比例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在目前的过渡型体制下，如果我们片面追求成熟的市场经济调控，根本做不到。
发展民间金融
《２１世纪》：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基于中小企业的现实需要，我们如何推动民间金融的发展呢？
魏加宁：一般而言，在国外是有钱人办银行，而国内却是缺钱的人想办银行，想通过办金融机构来套钱。正因为如此，所以监管部门死活不敢批民营银行。
张曙光：我觉得现在我们不能把金融体制的改革全压在国有银行的改革上，而国有银行的改革，现在基本的路子是在挽救国有银行，而不是着眼于整个融资的便利化和市场化。如果着眼于后者，就不会对民间金融采取歧视政策。现在，保住国有金融，放开外资金融，卡住民间金融，不仅说明政府的行为有问题，而且也与金融部门的既得利益有关。要不然，为什么一提金融风险，就对准民间金融，其实真正的金融风险不在民间金融，而在国有金融。
此外，目前的中国金融仍然是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很不发达，去年国内金融机构贷款２．９９万亿，直接融资只有２０００亿。因此，发展资本市场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林毅夫：我觉得可以建立地区性中小银行，完善金融结构。根据工商部门的统计，２００３年我国的中小企业已经超过３６５万家，个体工商户２７００多万家，占我国企业总数的９９．６％。中小企业创造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５５％，上缴税收的４６％，城镇就业总量的７５％，１９７８年以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２．３亿劳动力也主要由中小企业吸纳，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由于民营中小企业难于从现有的银行获得贷款，因此，就更多地转向了民间金融。银行正规金融和民间非正规金融之间具有很强的替代性，银行正规金融越发达、越有效，非正规的民间金融存在的空间就越小。目前我国的银行体系中有将近６万亿元的存贷差，但是，许多资金回报率很高的中小企业却是难于贷到款。国内外的经验显示，能够给中小企业提供有效金融服务的是地区性中小银行。
高辉清：怎么样发展地方的中小型的金融机构，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地方金融机构的创办，是一个问题。现在允许地方参股到现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里面去，这已经是网开一面了，今后是不是可以再开大一点？十六届三中全会说得很明确，发展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银行，这是改革方向。
刘伟：从改革方向看，资本市场化的问题不容忽视，这次货币政策之所以有突出的作用，而且货币政策背后的行政色彩之所以那么浓，那么浓的行政色彩的手段之所以那么有效，和我们资本市场化的滞后有关，因为它不可能运用资本市场进行调控。我们的直接融资市场占我们的整个资本总额的比例在４％，这在世界上大国是不可想象的。
刘国光：货币政策也要实行“有保有压，松紧适度”的中性政策。今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报告认为，“适度从紧”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现时的取向。
“适度从紧”就不能太紧。所谓不能太紧，就是说不能像治理严重通胀时采用的刹车手段。因为目前的宏观经济问题虽说有总量的问题，但主要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对一些局部过热的环节，对一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投资，要“削峰”，而对一些有市场有效益的产品和企业，以及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如农业、水利、交通、环保等还要继续支持其发展，就是对一些限制的行业如钢铁，也要支持其薄弱品种产品的发展投资。
２００４年货币供应增幅的调控目标，Ｍ１、Ｍ２都是１７％，信贷规模增长调控目标是２．６万亿人民币，低于上年货币增长２０％，贷款增长２．８万亿人民币的实际水平，适度从紧了一些。但今年货币信贷增长目标是不低的，新增２．６万亿元是历史上新增贷款的第二高，不是一个过度紧的调控目标，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认为，现在所称的“适度从紧”的贷币政策也是一个中性的宏观政策。
由于信贷压缩过快，不完全适应经济增长所要求的信贷供求的增长量，引发流动资金和中小企业融资偏紧。不过现在体制内信贷增长的收缩，企业可以从体制外的民间借贷中得到部分弥补，所以有近几月银行信贷压缩较大，但投资规模压缩较少的现象。
现在体制外民间信贷扩张较快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实际存款利率偏低造成的。看来货币信贷紧缩力度有重新调整之必要。要继续控制中长期贷款的增长幅度，银行从投资过度扩张部门压缩减增的贷款，应当部分用于充实不足部门的投资，加大对企业合理的流动资金贷款的支持。
２００５年稳健货币政策将根据经济运行和金融运行的变化，注意配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调控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在初期以行政调控手段为主要特征的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效果之后，宏观调控方式在今后更多要朝向市场化的价格信号（如利率）调节方式转变，是可以预期的。
（ 责任编辑：魏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