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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汤林森Ｊｏｈｎ 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在今天的英国，谈论“中国”绝不用担心过时。最近，ＢＢＣ电台播发了一组来自Ｈｕｇｈ Ｓｙｋｅｓ的特别报道，记录有关“新型中国”日常生活的变奏。在此之前的一周，《卫报》（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也作了长达一周的类似主题的报道。上周六，《独立者》杂志的封面故事即是，“上海：世界上节奏最快城市的女人们”。而有关中国“经济奇迹”的新闻更是信手即可拈来。在笔者落笔这天（12月8日），即传来了联想17．5亿美金收购ＩＢＭ的消息，联想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三大个人电脑制造商。西方对中国的着魔，更多的集中于后者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连续20多年保持9％的年发展速率，而且每一项数据都在被刷新。我们也会读到，珠江三角洲的轻型制造工厂占据了全球的远洋运输市场的相当份额；这一地区的鞋业占了全球市场的一半席位；它也是最大的玩具制品输出地；全球70％的厨房用具即是“珠江制造”。对此，我们除了惊叹还是惊叹。我们还可以看到，世界上1／4的建筑起重机出现在上海。前者不仅意味着新财富的滚滚流入，也是都市化进程高速而浓缩的表征。
这些经济奇迹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所以有人说，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有一种说法则认为21世纪将属于中国。那么，这一猜想意味着什么呢？进一步说，中国将成为21世纪全球化的焦点又意蕴何谓呢？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经济会以目前的发展速度继续增长，并最终超过美国。这显然毫无异议。在中国经济呈现强劲发展势头之时，美国经常账赤字却进一步扩大，美元的疲弱也暴露无遗。不过，考虑到全球经济的高度一体，特别是中国的银行在对美国借贷曝险的程度，美国经济“硬着陆”对中国而言，绝不是什么好消息。美国经济的繁荣，同样符合中国的利益。笼统地说，“全球化”意味着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不存在某种单一的逻辑，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宣称自己是“经济领头羊”的不二人选。
同时，中国经济本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国内市场建设的不健全，使得跨省合作举步维艰；社会变迁背景下城乡就业的失衡，产生了大量农民进城的问题；都市新兴中产阶层的对生活方式的需求（如私人轿车）日益膨胀，也给能源供给、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们往往容易被中国经济急剧扩张的表象所蒙蔽，而忘记了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经济尚处于过渡阶段——直到今年，联合国才宣布停止对中国提供粮食援助。因此我们只能说，中国的每一个变化，都呈现出其成为一个主要经济力量的迹象；然而就这一点而言，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里，谁也不能打包票。
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来回答这个问题。即，对中国未来在21世纪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影响力（而非经济影响力）进行一番畅想。
表面看来，这个命题很难预想。中国经济及工业的发展速度也许惊人；但论及文化，有怀疑论者可能要说，中国不过是西方的一个顾客而已。换言之，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那样，中国文化变得与西方消费文化别无异样。进而言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巨大成功意味着，向西方的文化品位以及更深层的关于人生意义的定义缴械投降。在向市场展开双臂的同时，不可避免要接受某种极其阴暗的逻辑，即对西方所点的文化大餐照单全收。
只要我们看看现在中国青年一代对麦当劳、好莱坞大片及流行音乐等“美国制造”的着迷程度，似乎足以说明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臣服。然而，正如文化帝国主义的所遭遇的那样，上述论点也招致了不少怀疑。如同文化产品生产的单向流程，在严密的审查下，最终成为了复杂而辩证的过程。
就拿中国当代电影来说，其中部分获得了全球性的成功。像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大导演，在西方影评家和知识分子观众中颇具声望；而所谓“第六代”电影人对都市文明的批判性表达在西方也占有一席之地。有意思的是，一些中国影片里还可以看到好莱坞明星的身影，如唐纳·萨瑟兰就出现在冯小刚的另类喜剧片《大腕》。不过，最能说明其影响力的恐怕还是张艺谋的《英雄》和《十面埋伏》，两者在西方均获得票房上的空前成功。它们也向世人展示，中国电影可以与好莱坞电影在商业上一决高下，以争夺全球流行文化市场份额。
中国音乐家和画家在国际上的成功同样是文化双向交流的例子。前者如钢琴家郎朗和李云迪，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后者又如陈逸飞，他的中国主题的画作在全球市场上卖价极高。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它们说明了两点：其一，民族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的侵袭时，并非像有些人所猜想的那样不堪一击，而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肯定的是，延续两千年的中国文明之流绝不可能被麦当劳汉堡（它如何能与花样繁多、独具神韵的中国烹调相媲美呢？）或《欲望都市》挡住去路。其二，事实上，文化的全球化比美国产品的传播要复杂有趣得多。这一套全球化的机制——不止是全球市场，还包括互联网、卫星电视、移动电话和ＤＶＤ等全球化技术——增大了将中国或其他东亚国家文化推介给西方消费者的可能。我们也不能说，全球化是一个中立、技术性的过程：很明显它往往应这个国家在全球影响力的变化而动；它可能带来复杂而难以预期的后果。
比方说时装领域。某位西方人在逛中国的时装店时，往往被复古的中国传统服装所吸引。这些优雅的旗袍和做工考究的外套，摆放在美式运动衫和欧洲品牌服装旁边，皆以丝绸或其他传统纺织品织就。有趣的是，它们展现的并非是时装的延续性；反之，它们是某一传统服装式样的重现——更确切地说，它们模仿的是清朝的满族服装。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前，恕我冒昧地说，中国服装单调乏味，很难出现这样的传统式样。富有讽刺性的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这种服装是作为一个竞争者，而非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者，被输往西方。现如今，甚至在欧洲最小的城镇那些中国礼品商店，还可以听到店主对那些丝质旗袍的销量赞不绝口。
这就是传统力量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复杂性呈现。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执掌全球文化话语呢？我并不这样认为。那些声称中国谋求文化霸权的说法，只是暴露了某些西方人的愚蠢。文化全球化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正如政治、经济领域所发生的，并非统治权的取得与否，而在于能否找到能够达到人类理想境界的和平而互利的方式。也就是说，在这个被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表述为“和而不同”的地球上，我们要为将来的共生共灭找到一种富于创造性的方式。
沿着这一思路，关于21世纪全球化中中国的角色问题，可以按照其对推动全世界文化生产与发展的潜力所在进行考察。世界性文化，即各个国家的人民身兼国家与全球公民的双重身份。要成为一名全球公民，并不要求其对所在地文化身份做出否定；正相反，它意味着捍卫和推进国家或区域文化的多样发展。与此同时，它也要求实现文化之间共同性的最大化，并发展、构建一套新的“全球价值观”——共同承担保护环境、世界和平、消除贫困和维护世界文化传承的责任。
世界性文化，作为西方文明思想的一个主题构想，至少从欧洲启蒙时期就开始了。我们可以在康德等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明确的证据，卡尔·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也凸显出这样的特点。马克思告诉我们，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只可能是世界历史存在”；他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描述道，在这个社会里“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然而，除开这些乌托邦式的理想，西方文明的现代性传统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上步履蹒跚。下面，我来分析一下个中原因。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世界问题劣势”的机制促使全球的公民倾向认同国内的政治议程。这也意味着在国内选举中，候选人对世界发展事务的关注只会得到较低的投票率。关于这一现象的形成，你可以说它彰显了消费文化的精神内核“占有型个人主义”，或是人们追求眼前利益的本性使然。现实是，选举型政府失去了关注全球性前沿事务的动力，除非事关国家安全。
也许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每一个国家都认为自己独特的文化应该成为世界性文化的范本。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康德在他的名著中就呼唤这样一个时代，即欧洲大陆为“其他所有人立法”的时代。而一些针对类似“世界主义”的诗文则讽刺了在美国政府颇有市场的“新保守派”思想家的言论，后者不仅宣扬“美国式道路”在伦理和文化上的优越性，更加危险的是，它们还暗示着这条道路是全球各国的必经之路。
尽管道路荆棘丛生，世界性的构想作为促使全球化更为规范与人性化的方式，得到世界上不少进步思想家的高度关注和有力支持。那么下面的问题是，中国会在这一场关于世界性的讨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中国文化传承了具有独特的社会、伦理思想传统的儒家文化，后者并非理论性的条文，却主张“经世致用”。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与宗教浸淫下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截然不同。“9·11”事件给我们提了个醒，这些宗教文化的根基——即使是在世俗的现代社会中，在面对政治力量的掌控时是那样地脆弱。而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它却不似其他文化那样受条文的束缚。儒家传统并不热衷于文化阐释，后者通常只遵循单一的理论路径，即从圣经寻章摘句获得“神启”，最终达到灵魂的救赎。总的说来，在以实用主义和海纳百川为特征的世界性秩序中，中国文化的这点不同不失为一大长处。
儒家传统的另一特征是，所谓“士”的知识阶层历来有着重视教育的传统。由此中国出现出一套让人叹为观止的精英社会流动体系——“科举”制度——那时的欧洲仍在封建庄园里辛勤劳作。在十九世纪末中国开始现代性探求时，“士”的经典教义随着“士”的消亡灰飞烟灭。不过，我们仍不难窥见儒家关于教育的阐释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今中国社会生活。或许，这就是中国走向全球化的潜力所在。可以想见，如果它能将创造了经济奇迹的能量与智慧，投入到一个以对话为基础的文化的构建中——离不开大众传媒的核心作用——未来中国必定致力于先进的世界秩序的建设。毋庸置疑的是，这个拥有世界1／5人口的大国将会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唱响主角。（丰帆 译）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