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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今年的产业环境时，编辑部的同仁用了“政策市”这个词，尽管这种说法对于某些行业来说至为贴切，但对另一些行业，则稍显牵强。今年最大的事件是宏观调控，资源紧缺是宏观调控最直接的动因。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的投资过热是宏观调控的引信。而地产与汽车，这两个当今国民经济最大的看点，则承受了宏观调控带来的刻骨之痛。时势造英雄，时势也使英雄泪满衣襟，这是产业界今年最为生动的一幅图景。虽然评论家说，宏观调控有更为深层的政治原因和更为深远的历史影响，但政策是一个产业生存最为重要的外部环境。现代化的政府，应该尽量少地参与市场上具体的经营活动，而将主要精力用于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这一年，我们明显看到了这种努力，看到了这种努力所遇到的阻力，看到了重重阻力中的艰难突围，也看到了这种努力的任重道远。正如《大学》中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要努力，一切皆可期待。
即将过去的一年里，环境、资源与劳动力三大警钟一齐敲响。
华南遭遇了50年不遇的大旱，就连水资源向来丰富的广东也在为水发愁，不是真的没水，而是太多的水被污染了。缺少了雨水涤荡，珠三角灰霾天气徘徊不去，甚至有专家称可能出现光化学烟雾，惹得紧邻的香港大为紧张。这种情况，绝非“珠三角”才有。我们听到了太多的感叹，感叹生态环境正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
出现电荒、煤荒、油荒，固然有结构性矛盾的因素，但更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作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在能源消耗方面却排在了世界第一。除了煤和油，还有很多化石级的资源正在被以极快的速度耗费，有时甚至是浪费。
向来被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如今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短缺。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东南沿海的不少企业突然发现，原先随便贴张招聘广告就能引来成百上千求职大军的场面不见了，就是跑到正规的招聘会去都很难招到人。而且，匮乏的不仅是技工，就是招普通工人也变得困难起来。
环境、资源与劳动力，这些问题清晰地摆在了我们眼前。在跨国公司搭建的全球性业务网络中，中国显然被定位成了新兴市场和低成本生产地。如此，中国经济越是加速融入世界，这些问题就越容易暴露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平提醒说，当前一些企业工资过低、损害环境的发展模式，是不计成本的发展模式。
中国想要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但却正在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车间。有评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出口最多的东西无非三样：一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二是那些未来没有保障的打工人员的廉价劳动力，还有就是赖以生存的环境。”
中国的企业似乎并不缺乏“走出去”的资本与勇气，联想收购ＩＢＭ的ＰＣ业务，ＴＣＬ合资汤姆逊，海尔奔赴美国设厂，上汽集团扬帆海外搞并购，但我们是否真有实力站在世界舞台上去挑战甚至是整合跨国巨头？
本田和索尼堪称战后日本赶超世界先进技术的两大巨擘。正是以它们为榜样，日本企业在技术上孜孜追求，日本才在二战的废墟上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反观国内企业，鲜有能在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有世界性建树者。一场专利费纠纷，就把中国的ＤＶＤ产业弄得人仰马翻。
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只能赚点加工费。而要靠微薄的加工费来完成资本积累，国内的一些企业便无所不用其极。对于资源，那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对于环境，根本没有那份责任心；对于劳动力，更是能压就压，能榨就榨。于是，开始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越是急于赚现钱越是掌握不了核心技术，越是掌握不了核心技术就越是赚不了大钱，只能从牺牲资源、破坏环境和压榨廉价劳动力当中去进行资本积累。
正所谓“你在桥上看风景，你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中国经济在加速融入全球体系，融入本身就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单向的“出口导向”思维正在受到口诛笔伐。此前，这种思维曾经为我们赚取了大量的外汇。随着中国的外汇储备上升，这种思维开始显现出了它的弊端，比如为赚取几个可怜的加工费而对资源和环境造成巨大破坏，比如说加剧了贸易磨擦。国家也在不断地调低出口退税的税率，毕竟，任何国家的持续发展，都不可能把核心竞争力永远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指摘那些满足于做贴牌的企业不思进取，但是，我们在短期内却不能完全抛开劳动密集型产业。且不说技术水平还达不到，单从就业的角度考虑，我们也难于想像，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协调经济发展与就业、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绝对需要无上的智慧。
或许，问题并不出在“出口导向”上，而是出在我们的单向思维上。当西班牙埃尔切的那把焚烧温州鞋的大火燃起的时候，凡是中国制造的，缺乏技术含量，附加价值低的产品都可以在火光中看见自己的影子。作为当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几乎在所有的公开场合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愿：中国要开放、开放、再开放。可怕的不是外资进入，而是国内企业的“商业农夫”意识，满足现状、不思进取。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