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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何而评
今年1月6日，政府宣布已经以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中行、建行，此举一出，就像阿基米德梦想中的杠杆，撬动了庞大的金融行业改革，一系列改革开始衔枚疾进。
金融改革在制约与被制约中寻找突破
《中国经营报》财经部主编 李学宾
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作为中国经济的血脉，金融业由于积弊已久，正日益成为中国经济之痛，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其中，问题的重中之重是四大国有银行。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中国经济之舟将要渡过一片险滩时，却发现纤夫拉船用的绳子有毛病，其中的风险不言而喻。中国经济的多年增长，离不开银行体系的支持，但其中亦有大量的透支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救助国有银行是义务更是责任，而在时机选择上，也已经不能再拖。
一年以来，银行改革行至深处，我们发现，目前每推进一步都已是相当的艰难。背水一战的银行业改革正在对诸多配套改革措施、甚至对其生存的内外部环境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金融改革的每一小步都在要求经济改革向前推进一大步。
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滞后，是银行业经营的最大敌人，也是银行业改革所面临的最深层次挑战。由于企业诚信体系建设与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双重缺失，银行自身也缺少识别信用风险的有利工具。
资本市场改革瞻前顾后，使得政府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为银行减负的愿望难以实现。由于债券市场的发育不良，中国资本市场本来就只有股市这一半，但大家想必都很清楚，如此市况绝难担当发展中国企业直接融资的大任，低迷的市况同样正使银行上市的目标发生着游离。
其实，中国Ａ股市场需要中行、建行这样的大蓝筹股，但是由于目前股权分置改革的前景极不明朗，股指在政府一系列利好刺激下仍在千三一带徘徊，新资金入市的意愿极低。最近在中国香港市场上发生的创维事件、在新加坡市场上发生的中航油事件，对银行上市选择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更加说明了一个好的市场对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监督、促进作用。而内地Ａ股市场，显然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相关法律体系及制度的不完善使银行难以断乳。如果说注资银行体系是政府扮演了一次家长的角色，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因为补救银行体系的巨大财富流失黑洞，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而其核心应该是使政府信誉与银行的商业信誉松绑，使银行能够离开政府的襁褓，以一个独立市场人的角色去运作。其中，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尽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加快金融企业破产立法等都是当务之急。以《破产法》为例，现行《破产法》制定于近20年前，一方面，该破产法主要适用于普通企业，在覆盖面、清算、破产重组等方面都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市场的要求。如果银行按照目前的法律程序参与破产企业的债务清偿，将处于极劣势的地位，有时甚至连原有债权的1％都拿不回来；另一方面，劣质金融企业（包括劣质银行）的退出机制目前尚无章可循，这都使银行内部的改革动力远低于外部对他的要求，剃头挑子一头热！
汇率改革的风险最不确定。汇率改革迟迟不动，笔者相信，是因为时机未到。但美元长期下跌的压力仍然很大，汇率改革本身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很难估量，对银行系统可能造成的冲击也很难量化，这恐怕正是政府的踌躇之处。但我们的外汇储备注资正面临着缩水的风险。中、建行注资以后，资本充足率不过是刚刚踏上了及格线，但年初以来，美元已经跌了近20％，明年的跌势很可能更胜于今年，在这种趋势下，由于在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比重大体在60％～70％之间，中行、建行的资本充足率将又有破限之虞，届时，会再行注资之举吗？
在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方面，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产品创新也在进行着艰难的试探。外资银行即将全面进入到中国金融的腹地，而若在中外资银行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中立于不败，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正是其自主定价和科学定价能力，以及金融创新能力。两者此间差距缩小的速度，直接决定了中国金融业的未来。
如上所述，回顾政府在年初启动银行业改革时所面临的环境，可以用万事不备，惟有东风来形容。不错，注资行为虽然足以惊俗，但还只是一步，一系列考验正随之而来。而破解以上银行业改革所提出的命题，与其说是为银行业改革谋利，不如说是为中国经济改革造福。金融改革正在成为催动中国经济其他领域改革的引擎，其意义比金融改革本身更重要。
因何而评
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五个宏观调控周期，这个周期的起始是2003年9月，目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基调都已转向“稳健”，也就是中性偏紧的政策，和前四次调控所不同的是，这轮宏观调控是遇到了老经验不能解决的新问题，也是以资金、土地和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为宏观失衡最主要诱因的棘手调控。
中央政府的超经验调控宏观调控周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钟伟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政府从未连续两年成功地在维持ＧＤＰ增速9％以上的同时，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下，而2003年、2004年的走势是个例外。
从政府所运用的调控手段来看，第五轮调控不能简单地用市场还是行政调控来概括，而是各职能部门有先有后，措施和力度各异的综合调控。其主体是央行和发改委，央行是这一轮宏观调控中，采取措施最早和最为多样化的部门，管紧了信贷，有效地控制了地方政府土地储备的冲动，以及私人部门在低利率背景下强烈的投资冲动。
引发第五次综合调控的关键因素，不是消费和进出口的异动，而是明显的投资热。2004年1～9月份，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清理了76000个项目，总金额173000亿元，其中停建、取消建设、限期整改的项目资金仅占4．9％。限期整改通常是因为手续不全，补办手续后可以继续，因此前两项资金额仅占总金额的1％，投资回落主要归因于市场预期，并且以核准制为主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基本属于新瓶装旧酒，除了强化中央发改委的权力之外，了无新意。我们的研究表明，“投资热”的本质，一在于行业准入不足；二在于资源中长期战略规划不足。
为什么被认定是投资过热的行业恰恰是利润增长最快的行业，这两个重合不会是丧失理性的偶然。这些行业的特点要么是国有垄断，要么是资源短缺。所以，治理垄断造成的投资热，有效手段应是市场化的行业准入，而不是强化垄断格局和固化垄断利润分配。而治理资源短缺造成的投资热，有效手段应是以国际化视野，及时确立资源利用的中长期战略，而不是画地为牢和耗尽自身资源。
此外，我们想强调指出的是，考虑到2004年1～10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448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6％，扣除利息节约的190亿元，以及2004年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和钢铁这些国有垄断行业因价格大涨而带来的一场丰厚的利润（大致在1450亿元），恐怕也很难被理解为国有企业的改制有什么根本进展，而更多地应归结为廉价资金供给、行业垄断和景气上升三大因素。
就中国通货膨胀的现状而言，ＣＰ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是成本推进型的，紧缩货币对此无调控效果，它和陈旧的粮食安全观不可兼得，要维持温和的ＣＰＩ，就必须确立新型粮食安全观；ＰＰＩ（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是输入型通胀，紧缩货币对此有有限的调控效果，它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不可兼得，要维持温和的ＰＰＩ，就必须以推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来改善贸易条件。
就通货膨胀趋势而言，10月份以来居民储蓄增速的上升趋势，不应理解为10月28日央行加息的结果，而应该理解为价格走势已经走过拐点，公众通货膨胀预期弱化的结果。就核心通货膨胀的测定看，央行货币政策能够奏效的物价，应该是从综合物价中剔除了油价和粮价的核心通货膨胀。我们认为人民银行对物价走势的直觉是正确的，但在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物价方面，存在盯住滞后而非预期，盯住综合而非核心，盯住传导而非源泉的三大偏差。至今，中国并未建立核心通货膨胀的监测和发布体系，因此，我们不认为2004年的物价调控是成功的，而仅仅是市场自发的。
未来一段时间，综合调控中应予关注的政策趋势有如下方面：
1．警惕要素价格的持续扭曲。我们并不认为目前通货膨胀的局势特别令人悲观，或者说4％左右的ＣＰＩ是可以忍受的，我们担忧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是以强化行政权力为特征的调控，取代了弱化行政权力的体制改革，如果资金、土地和要素价格不能市场化，那么宏观调控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2．目前应研究综合调控的平稳退出机制。现在看，宏观调控不能放松。宏观调控是否有可能适当退出，可以观察三大指标：一是ＧＤＰ增长是否已经回落到8％～9％的区间；二是ＣＰＩ是否保持在5％以下乃至4％以下；三是固定生产投资增速是否回落到25％左右。如果三大指标同时达成，那么宏观调控才基本具备了退出的可能。
3．探循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财权关系的可能途径。中国经济运行的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如何既保护地方的经济建设热情，又顾全大局的统筹，是需要积极探索的。可能途径之一是研究财政政策，避免目前事权向下放，财权向上收造成的地方政府利益独立化和基层财政空洞化的威胁，因此2005年着力解决县乡以下基层财政的严重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4．这轮综合调控不能只“重热不重冷”。在这轮调控中，基本特点是重热不重冷，过热的投资被抑制下来了，但有些应该出台的产业扶持政策并未出台，使得服务业持续处于“冷”的状态。
5．关注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防止重蹈覆辙。一年来的综合调控绝非一帆风顺，相反，其中充满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不够协调乃至相互摩擦，影响了综合调控的政策合力。有的职能部门间出台的政策相互抵销，有的职能部门公布的宏观数据南辕北辙，有的职能部门内部意见纷呈，这种情况说明新人面对老经验解决不了的新问题。
6．关注中国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寻求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鉴于美元汇率在今后两年难以稳定，因此人民币继续刚性钉住美元的做法要适时调整。
7．强化政府治理，使得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其正常和合理的空间。
因何而评
“郎顾之争”起于今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在这次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中，郎咸平质疑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这场“郎顾之争”的背后，是一场典型的利益和立场之争，这场反思和争论最终将变成实际的法律行动，并对国企的民营化进程产生影响。
郎顾之争 无言的结局
《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张曙光
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称为“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当时很多人不解其意。如同一个包着千层纸的神秘物品，这么多年来大家一层一层地剥，最后终于露了出来，原来是“产权”！如此要命的东西，不由得人们不奋勇争先了。于是参与“郎顾之争”讨论的人群范围越来越来广泛，大家争论的内容早已超出了郎先生所提出的命题。
现在归纳一下，人们争论的焦点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学家的人品的问题；二是改革是否公平的问题；三是要不要继续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四是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问题；五是如何看待企业家的问题；六是国有资产是否流失的问题。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更具体的问题被涉及，现单就这六个主要问题再理清一下思路。
第一个问题，关于经济学家的人品问题早就有争论，所谓“经济学家良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当然要讲良心，讲人品。中国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社会诚信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强调制度建设，这固然非常重要。但在制度建设的同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道德建设。一切法律制度的都是在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建立的，法律制度就像一道门，它告诉你不能做什么，如果你一定想尽办法去钻法律的空隙就一定能做到。现在中国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能说没有，但由于没的道德基础，所以效果很差。
中国的经济学家掌握着专业知识，掌握着话语权，能够影响法律的制定和经济政策的走向，能够影响社会舆论，当然要负担起更大的道德责任。经济学家是不是可以代表某个利益集团或阶层说话呢？这恐怕还要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如果一些学者想要代表某个集团或阶层说话时，最好还是在表态时公开这种利益关系，就像法庭上原告和被告的律师一样，“在法律范围内为自己的当事人争取合法的利益”。如果是超然于利益关系之上的表态，那标准只能有一个，就是是否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
借用年轻的经济学家钟伟的话说，“令我悲哀的是，学界集中于展开和郎及其支持者的辩论，而应该得到回应的深受屈辱的民众仍然陷于骚动之中，没有得到来自学界的耐心的、直白的、坦率的回应。因此，这样辩论从一开始，已经基本失去意义。”
第二个问题，现在进行的经济改革是否公平？（本报曾发表评论员文章就此谈了一些观点）究竟是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这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一个社会中，单单强调效率，将资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他们可能会将效率提到最高，也就是对这些人而言的“利益最大化”，但最终会引发社会动荡，最终变得没有效率，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重复了无数次。单讲公平，把公平理解为平均，社会经济就没有了进步的动力，最后成为一个均贫的社会，如二十多年前的中国，这能说是公平吗？实际上也并不公平。
改革开放初期，物质基础极为贫乏，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有道理的，但现在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且社会公平问题十分突出，洛伦茨曲线已经向右偏倾了很多，难道说还不正视公平问题吗？竞争提高效率，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这些谁也不会否认，但如果动辄就把提倡社会公平主张的人斥为“四人帮”余孽，这倒真成为一种讽刺。
第三个问题是要不要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最核心的问题就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果说这场讨论是想阻止国有企业改革，这显然是在偷换概念。这里先要对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改革的概念进行界定。一种是广义的改革，就是包括资产管理、经营模式、企业制度、人事制度、考核评估、产权明晰等等一整套的改革；还一种狭隘的改革就是：国企改革就是产权改革，产权改革就是明晰化，产权明晰就是明晰到个人，其方式就ＭＢＯ。实际上，对于后一种“改革”，郎先生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如果说广义的国企改革，恐怕没有人反对，对于后一种“改革”，提出反对的人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认为产权改革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就是郎先生所说的，民企不见得比国企更有效率。再一种是认为现在受到质疑的这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式不公平，要对这种“瓜分式”的产权改革进行再改革，这是此次讨论引起极大轰动的最重要的原因。归结起来，问题的实质不是要不要停止改革，而是朝什么方向去改革，以什么方式去改革。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问题。国有企业的地位现在十分尴尬。过去曾被捧上天，是国家的中流砥柱，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现在又被打入地狱，成了吞噬社会财富的黑洞。好像人们已经对国有企业失去了信心，必欲“改之”而后快。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国有企业本身。如果说“是国有企业就搞不好”，这是一个周延的概念的话，那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但如果说，在一些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是很难搞好的，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不在于国有企业本身，而在于一直没有能把改革国有企业与一些个人在改革国有企业时牟取不当得利区别开来，这使得任何一种改革政策的出台都会出现与制定者的初衷相悖的怪象。如《企业破产法》出台的几年之内，全国竟然几乎没有一家企业破产，而一旦国家拿出资金为国有企业冲销坏账时，假破产真逃债就成了最快捷的“改革方式”，国家为银行坏账注资的上万亿元资金瞬间蒸发。这里面有多少是真破产，多少是假破产？竟成了一个中国经济之迷。从改革初期的承包制到现在ＭＢＯ莫不如是。
第五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企业家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一个偷换概念，转移讨论方向的问题，中国企业家目前在社会中的地位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崇高，中国社会目前对企业家的热忱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至于改善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则应该属于另一个问题。
最后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国有资产是否流失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即使是郎咸平最坚决的反对派也不否认这个事实。但如何看待国有资产的流失却有着很大的分歧。一种是主张避免或制止这种流失；另一种认为流失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后一种又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种是在这种“流失”中能得到好处的人；还一种是报有善良企图的人，即：流失总比“冰棍化了好”，有人管（私有化）总比没人管好，认为将来这些人得到第一桶金（资产）后能成为企业家，还会回报社会的（据报道，香港大绑匪张子强与被绑“人票”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每年贪官外逃的上百亿资金使这个善良的企图并不乐观。
尽管上面列举的六个问题在这场讨论中都没有得到真正的答案，这场讨论却似乎已接近了尾声。虽然这场不期而至的大讨论给很多人带来了压力，但我们仍然应该以乐观的态度看待这场大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了26年，一个经济问题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是前所未有的，而主流经济学家也是第一次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民众根据自己的利益得出了判断，这也算一种社会进步吧。这场讨论涉及的问题林林总总，在近期内也不可能有什么人给出什么答案，正如在讨论开始时就有人预计的，这会是场“无言的结局”，这恐怕也是中国经济改革最真实的现状。
因何而评
2004年6月10日，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分子突袭中建十四局在阿富汗昆都士公路项目工地，向睡梦中的中国援建工人疯狂扫射，造成11死5伤。这是真正的恐怖袭击事件。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商业恐怖袭击： 9月16日，位于西班牙东南部的小城埃尔切火光冲天，温州商人在这里的商店和集装箱遭到暴徒的攻击、焚烧。
游走在全球化与商业民族主义之间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秋风
2004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三周年。在过去的三年间，中国更深地融入到全球市场分工体系中，从中获得了不小收益：中国人在生产、贸易、消费活动中有了更广泛的选择余地。不过，在消费者为商品降价而欣喜的时候，企业和商人则感受到了全球化的风险，尤其是有人刻意制造出来的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风险：商业民族主义的风险。
比较文明一点的风险，就是贸易伙伴国制造的贸易壁垒，比如反倾销调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三年以来，国外共对中国企业发起反倾销调查137起，涉案金额约35亿美元，这些调查主要出自欧盟和美国政府之手。还有比较野蛮的风险，比如中建工人阿富汗被杀和西班牙烧鞋事件。
主流经济学对全球化欢呼不已，因为全球化可以通过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达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理性目标。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也使得商业竞争变得更为激烈而残酷。这种竞争的结果当然是喜忧参半。作为消费者，欧洲人、美国人享受着全球化的好处，他们同样喜欢中国人生产销售的价廉物美的鞋子、电视机、打火机。但作为生产者，欧洲人、美国人却不愿意承受全球化的挑战。
因而，他们或者选择了院外活动，通过政治程序阻挠中国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或者更为直接地选择了街头的暴力袭击。这显示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悖谬：生产和消费已经日趋全球化，但政治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和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主宰着人们的心灵。形态各异的商业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时时爆发出来，此类活动不管借口是什么，动机是什么，最终的结果都是妨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是对全球化自由市场的一种反动。
在一国之内，面对一群新兴企业的冲击，原有的企业也有可能陷入困境。尽管靠这些企业生存的人们非常愤怒，但是，他们却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因为法律禁止他们作出非理性的反抗。
然而，冲突的主体一旦被国界线分开，人们的行为就往往不受约束了。受到威胁的一方会游说自己的政府设置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甚至可能像西班牙人那样，发动商业恐怖袭击，而本应维持秩序的当地警察，却袖手旁观。在警察看来，被攻击的是中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正常的商业竞争行为就是不可容忍的，而攻击行为却是可以容忍的。
这是全球贸易和投资所面临的基本风险所在：目前，尚没有形成与全球化相对应的全球性的伦理、法律规则及其执行机制。人们交易范围的扩大，确实可能意味着收益的提高，但同时也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增大，尤其是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温州商人已经不能确定，当他们再次遭遇商业恐怖袭击时，西班牙政府能否向他们提供保护，如同西班牙人遭遇类似袭击时所提供的同样的保护。
不过，商业民族主义既然是一种观念，那么，通过观念上的努力，或许也是可以游说政府、说服民众改变的。而中国的绝大部分贸易伙伴都已经形成了民主的政治框架，这可以为中国商人提供某种便利。因为，在民主的政治框架下，谁都可以影响政治决策，也可以对民众进行说服，即使你是一个外国人。既然安利、雅芳们可以影响中国的直销立法，新加坡企业可以影响苏州的经济政策，为什么温州人不能影响埃尔切的地方政治，中国的家电企业不能在欧盟、美国进行院外活动？彼此进入对方国内进行游说和说服，这可能就是这个瘸腿的全球化时代政治的一种特征。
也就是说，减少风险，需要靠中国商人自己努力。仅仅依靠政府临时发出抗议、表示关注是不够的，企业、商界应当学会自己在异国从事政治，使所在国的决策、使其舆论能够有利于自己，起码不至于损害自己。当你进入一个国家从事贸易的时候，也有必要参与到当地的公共生活。中国企业要突破欧盟、美国的贸易壁垒，就需要在欧盟、美国组织一个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盟军。力量是现成的，进口商及其商会、销售商、信奉自由市场的学术机构和学者，及政客。从事公益政治则是说服普通民众的有效途径。
当然，民主是需要成本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是各种利益团体讨价还价的平台，因此，除了纳税之外，你需要自己掏钱在利益讨价还价的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本来，在民主政治下，一个拥有巨大利益的群体，是所有人觊觎的目标。如果你不去进行游说和说服，你的利益就很有可能遭到忽视，甚至被其他群体分食。因此，民主政治需要每个人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它其实是一种复杂的、高成本的政治。
在这个商业民族主义纠缠着全球化进程的时代，中国商人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就需要参与贸易伙伴所在国的公共生活，就得准备支付从事游说和说服所需要的大笔成本。这其中包括组织成本：商人们应当组织起来参与当地的公共生活。——付出了这笔成本后，中国出口产品倒确实可以消除“倾销”的部分嫌疑。
因何而评
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当口，能源紧缺问题在不恰当的时候一发而不可收地显现出来，“煤电油运”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安全运行的突出瓶颈。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可能会不得不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调整，在保持增长的同时，部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
资源约束倒逼循环经济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高级分析师 贺军
2004年是中国经济中特殊的一年，在力度逐渐加大的宏观调控之中，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预计全年达到或超过9％，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能源与资源短缺。
在电力方面，在2003年的“电荒”之后，2004年中国的“电荒”继续加剧。仅上半年，全国就有24个省级电网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拉闸限电，比去年全年还多。今年夏季，全国的用电量在8月9日达到68．09亿千瓦的最高峰；全国电力供需缺口在3000万千瓦以上。从目前的形势看，今冬明春国内不少地区的用电形势依然紧张，估计华东电网今年冬季电力缺口就达1700万千瓦，与夏季相当。电力短缺直接对工业生产，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工业生产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并影响到不少地区的投资环境。
在石油方面，伴随着今年国际油价的高涨，中国的原油进口达到空前的高度。今年1～10月，全国进口原油9959万吨，超过去年全年的进口量9112万吨。从目前进口量来看，今年我国进口原油将达到1．2亿吨。进口原油大幅增加的原因有多方面，但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大增，导致进口需求增加。中国的石油进口增加，基本反映了国内石油供应的短缺状况。
在煤炭方面，今年也表现出了空前的“短缺”现象。随着“电荒”加剧，各地电煤全线告急。今年7月，由于电煤紧缺，以至于惊动了中央，后由国家发改委出面组织铁道部、交通部、煤炭和电力双方，以及主要省区的主管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实行为期20天的煤炭抢运，以缓解电煤危机。由于煤炭短缺，导致价格上涨，并激化了煤炭与电力行业的矛盾。此外，煤炭的短缺刺激了各地煤炭的超能力生产，各地煤炭矿难事故频繁，死亡人数居高不下，并引发了局部社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煤炭生产绝对量并不短缺，今年1至11月份，全国原煤生产完成175508万吨，同比增加26260万吨，增长17．6％；全年生产应该能突破19亿吨。煤炭的短缺主要源于运力不足，以及煤炭生产和消费地区的区域差异。
在水资源方面，中国的人均拥有资源量就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水资源总量2．5万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由于供水不足，城市工业每年经济损失2000亿元以上，影响城市人口4000万人。同时，水资源短缺也使得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每年农田受旱面积2亿至6亿亩。目前，中国年缺水总量约为300亿至400亿立方米。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32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个长期受缺水困扰。
上述能源与资源的短缺，反映出中国经济在现阶段和未来所面临的长期问题——资源约束。中国经济曾长期保持在9％的增速，为什么今年的能源与资源约束如此明显？
首先是中国经济在总量较大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较快的增速，从总体上，对于能源与资源的需求，在迅速增加。根据中国未来设定的目标，经济增长将长期保持在7％以上，这也意味着中国的能源与资源需求增长，将是长期现象。
其次，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全球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近两年显著加剧，中国作为“世界加工中心”的地位逐渐明确。这种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使得中国成为一个主要的能源、原材料与水资源的消耗者，同时也支付了极大的环境成本。
第三，随着国内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部分行业如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大大增加，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重工业化的特点。对于中国是否应该积极推动重工业化，国内有不同的争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重工业对于地方经济的拉动明显，刺激了地方发展重工业的动力。地方政府对于这一轮重工业化，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第四，中国基本上完全重复了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并延续了粗放发展方式，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很低。中国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仅相当于日本的10．3％、欧盟的16．8％、美国的28．6％。每立方米水的产出效率，世界平均是37美元，英国是93美元，日本是55美元，德国是51美元，而中国只有2美元。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将长期面临能源与资源约束。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可能会不得不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调整，在保持增长的同时，部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如下方面，应该有所调整：
在全社会切实推进循环经济，以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标准，同时，要强化法制，以法制的形式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制定和优化中国的能源战略。特别是要确定中国的能源替代战略，发挥中国的煤炭资源优势，辅之以水电、天然气、核能等，降低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同时也要善于运用国际能源市场。
继续实施有差别化的宏观调控，在研究的基础上，对部分高耗能、耗资源的产业，通过市场的、法律的甚至行政的方式进行调控，抑制某些耗能高、对环境破坏大，同时综合效益不高的某些产业的发展。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