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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何而评
中国的现代化正处于关键时期，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与此同时，社会矛盾增加，不稳定因素增多。未来中国的走势已成为一个世界关注的话题，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关注中国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因为人们相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前景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中国的政治，取决于正确的政治方针与决策。
执政理念在透明中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政治系主任 房宁
政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空穴来风，必然深深地植根于经济、社会结构之中，适应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发展的不均衡是中国经济、社会领域最基本也是最突出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前20余年里，发展是压倒一切的，“发展是硬道理”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而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中国的政治生态出现了转换，强调发展的协调与均衡，强调科学发展观，是新的政治的核心价值。2004年中国政治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从注重单一性的经济发展，到注重社会全面均衡发展，从指导思想到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转变。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及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它是中国政治价值观转变的重要标志。在即将过去的2004年中，以体制改革落实均衡发展，推进党的民主、社会民主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三大亮点。
——2004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年。近年来，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到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这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无一不是为了调整和平衡社会利益，促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平衡与协调，促进社会公正和平等。
中国的发展建设任何时候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一切价值目标的实施，无不需要落实到各级政府官员的施政行为中，而政府官员的施政行为又是直接受到政绩评价体系的影响。因此，中国政治体系中，一切变动最终必须落实于官员的评价体系和指标，否则即无法真正落实。在2004年中，低调进行、不事炒作的政府及官员评价体系的改革和调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政治变化，这其中包括：中组部和国家环保总局组织实施的将环保指标纳入考核体系，将社会综合治理、维护地方稳定纳入考核体系等。
—— 推进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
2004年执政党民主建设的重大举措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党员民主权利的确定和保障是党的民主的基础与前提，这一条例明确了党的民主建设的逻辑起点与合法性基础，其意义重大。
在社会民主方面，除了继续推进基层民主，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等一贯措施外，在2004年悄然进行的是不同权力主体间的交流制度。这又是一项未在外界引发关注而意义重大的政治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逐步加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干部交流”。实际上，近年来中国不同的权力主体间的干部交流已经展开，从表面上看，这项改革措施是改变了以往那种干部从党和政权机关退下来再到人大、政协任职的做法。而在政治体制上这却意味着权力主体性质和地位的微妙变化，特别是党的干部与人大、政协干部的双向交流，事实上改变了人大和政协的“二线”地位，使其作用更加重要和突出，同时也使之成为民主政治条件下培养和训练政治家的重要舞台。
——推进决策科学化，为民主政治提供制度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并分别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专业性、技术性强的重大事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如何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出了相应的具体要求。
2004年中，我国在社情民意的反映调查，在社会意见征询及各种听证制度的发展完善方面，又迈出了新步伐。而在政府决策的另一端，即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和健全纠错改正机制方面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事实上存在的“个人决定，集体负责”的权利义务不均衡的关系。这一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为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
因何而评
今年5月的湖南嘉禾拆迁事件，被定性为“集体滥用行政权力的标本”。当地政府为一项商业性开发项目而实施的“株连九族”式的拆迁政策震惊全国。据权威机构研究的结论表明，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已经进入世界很不平衡国家行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构建和谐社会纳入经济工作视野，体现了经济发展要普遍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
利益均衡机制造就和谐社会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
和谐社会的含义无疑是相当广泛的。但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理应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
权威机构研究的结论表明，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已经进入世界很不平衡国家行列，其贫富差距的程度仅次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拉丁美洲，而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高于东亚有些国家和地区，也高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而且，贫富差距拉大的速度非常之快，以至于世界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在短短时间里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在世界上还没有过。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讲和谐社会，首先就是要通过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来实现社会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利益格局的均衡不是平均主义，必须承认差别，而是指利益格局不至于过分失衡。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就现实性而言，这至少涉及如下的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的转型。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从一个方面来说，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仍然必须把发展经济放在中心地位，如果社会公平要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也是不可取的。因此，简单地说用社会发展为中心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恰当的。
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应当是重心的多元化。这种重心的多元化突出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上。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由于民间经济要素特别是民间企业家的弱小，政府往往在起企业家的作用，经济工作一度成了政府工作的重点。而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重心的多元化意味着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工。社会公平决不是也不应该牺牲市场中的效率原则，更不能改变20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但同时，政府过多承担经济职能的现象则应当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公平将成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二是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再分配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对企业的征税。就目前的情况说，我国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名义税率是不轻的。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相反，国家征税成本很高，这实际上减少了国家可以用于再分配的财力。第二，是个人收入所得税，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的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很难成为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如果将农民的负担看做是一种变相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话，可以看出，个人收入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在城乡之间是反向的。而在城市内部，工薪阶层与非工薪阶层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第三，是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1990～2001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速为29．2％，12年间增长了7．3倍。在1990年代末，全国有350万辆公务车，一年耗费3000亿元。而在2001年，用于低保的费用只有100亿元，失业保险业只有190亿元。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
三是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主要体现在劳资关系上。资强劳弱是世界上一种普遍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在目前的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劳动者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因此，要建立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
建立利益均衡机制的基础是形成利益表达机制及能够容纳利益表达的制度安排。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的过程是一个挑战。利益表达往往意味着冲突，因为它包括了为达到争取利益的目标而采取的施加压力的方式。利益表达的需求总是产生于利益失衡或利益冲突的时候，这时，如果不开启表达的大门，利益矛盾不得解决且会日积月累从而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但如果开启表达的大门，以诸多利益矛盾为基础的表达行动往往会以不可控的方式和力度冲击试图为它提供空间的体制，严重者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因此，必须要在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可以这样说，底线是社会的稳定，上限是利益的表达，两者之间的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
因何而评
在2004年的公共事务舞台上，企业家与政治的亲密接触可以说是一个突出的景观。1998年的第九届全国人大，私企代表不过50人；五年之后在十届全国人大选出的2900多名代表中，非公有制经济的代表逾200名，占代表总数近10%。全国人大已经对企业家开放。在各级政协中，工商业界的阵容也正在不断壮大。
企业家参政：担忧与期待
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刘军宁
在所有的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中，企业家们算得上最特殊也最活跃的一个群体。今年年初，义乌市民在当地电视台看到一条这样的广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光，向群众征询全国人大议案的内容，以便在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时提出。
企业家参政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从议政（递呈提案、在媒体上议论政策和公共事务）、参政（担任人大代表、政协主席、在工商联中担任领导）、做官（直接应招进入政府担任官职）、从政（在各级政府机构中以选举的形式获任主要副职，如担任主管招商引资的副县长），除干政与执政外，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企业家参政”是特指民营企业家参政。因为国营企业家，本来有的就是政府官员，本来就是代表执政党和政府来参与经济、管理企业，体现执政党的意志和要求，为党和政府服务。
民营企业家参政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现实背景。私营企业（家）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也就自然无法在政治上被完全排除在外。企业家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地位是一个社会发展繁荣程度的重要标志。
企业家参政，动机何在？
对企业家参政的议论热点之一，就是他们的参政动机。有人说，企业家参政，少则为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寻求政治上的保护，多则可以对政府的政策制定施加影响，从中获取利益。也有人说，企业家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后，当然希望取得更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可以光宗耀祖。还有人承认，企业家参政的确是受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希望以自己的财富和能力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通过行使自己的政治发言权进一步回报社会。更有人注意到更深层更宏观层面的意涵：私营企业家参政预示着中产阶层兴起，孕育了对实现民主宪政、利益重新分配的要求在社会中的积累。
很多人都认为，关注企业家参政，必须关注企业家参政的动机，尤其是关注其中的不良动机。但我认为，追究动机不是讨论企业家参政问题的一个好办法。动机是看不见摸不到的，越是隐秘的动机越是不会说出来，更是无法打消。而且，如果参政是每个人的正当权利，那么不论参政者的动机是什么，国家都不能以基于揣测出来的不良动机为名剥夺其参政的权利。参政权之所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正是因为这种权利承认每个人通过参政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正当性。所应该做的不是去揣测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每个人的参政动机，而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建设让不良动机在参政中无法实现。
参政权从何而来？
在中国，随着企业家参政越来越多，对企业家参政的正当性追问也越来越多。通常，判断企业家参政的正当性有两个参照：一个依据是一般性的普世原理，另一个是现行宪法法律中的具体规定。有人说，企业家参政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参政是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正当权利，每个公民，不论其具体的身份是什么，都有资格参与其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根据现行宪法，国家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政权中根本不应该有企业家的一席地位。以上两种观点分别基于普世原理和具体法律，而相互对立。还有人从具体的程序方面提出了独特的看法：企业家的参政机会是有关部门专门派发的，走的是“权力通道”，不是“制度通道”。这种政治上的差别待遇对其他社会成员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这样的批评，参政的企业家是不能无视的。
应该承认，对企业家参政之正当性的上述三种看法，在各自的具体脉络中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若合在一起则相互冲突。而且，由于普世原理与具体现实的复杂缠裹，还难以对企业家参政的正当性作出一个简单的回答。不过，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从特定的价值观出发。就前两个看法而言，关键是看信奉什么！
如果照西方“没有代表不纳税”的说法，谁纳的税多，意味着他们被政府花掉的钱就多，对政府和公共事务的问责权就越大。这种说法我们不赞成。但纳税人有理由知道他们缴的税钱是怎样花掉的。在现代宪政民主中，不论大家纳税多少，参政权都是一样多的。不仅纳税多的企业家应该参政，任何纳税者都有权利通过参政来知道税金的下落。宪政民主与市场经济是基于同一个预设：没有人有义务把自己的钱财拿出来无偿地让别人花，哪怕是国家。
在现实层面，企业家参政的权利只得到了有限的承认，甚至是限制多于承认。但是，即使是受到限制的承认，对参政的企业家来说也是一种特权，因此有不正当之嫌。其后果之一是，权力与财富的非正常结合。于是，出现了一下的抉择：是先建设制度，还是先让企业家参政？有人提出，为了确保企业家参政的充分正当性，在修改国体完善参政制度之前，先不让企业家参政。这是一个听起来很好但却是误导性的建议。参政是每个人的权利，不能以制度未建设好为理由。如果穷人因为穷而无力参政，企业家因为富而不能参政，那么谁能参政呢？又由谁来推动中国的制度变革呢？
企业家具备政治家的素质吗？
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治家成为众多职业中的一种。政治家是职业的政治家，因为现实社会中需要政治家以政治为职业。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人大与政协人数太多，职业政治家太少；报告太长，议政时间太短。用流行的话说，这样的政治不职业。职业的政治需要有以政治为职业的政治家去专门发现、整合、表达和运作特定的社会公众利益，制定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议事日程。
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希望成为职业政治家，质疑也随之而来：企业家具备政治家的素质吗？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企业家固然不是政治家，可是除了政治家外，每个人都不是政治家。难道只有政治家才能做政治家吗？可是政治家也不是天生的，他必定来自某个行当。
我个人认为，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企业家与政治家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企业家的务实、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这些素质是一个职业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现实需要职业政治家，也需要来自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家。
担心什么？期待什么？
企业家参政究竟会带来什么？社会上有不同的看法。
资本是自私的，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人所注意。另一方面，资本也是普世的。企业家对宪政与法治的需求有着格外强烈的理由，他们担心自己的财产受到权力的侵害，为发展企业，他们希望政府的行为理性而且可以预期。在资产阶段革命史上，正是那些以新兴企业家、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治诉求和参政行为带来了“革命”和宪政。在中国，现在判断企业家参政最终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还为时过早。权钱结合，融入旧体制，是社会对企业家参政的担忧；改造旧体制，促进社会更加繁荣发展，是社会对企业家参政的期待。
因何而评
几年前的“中国威胁论”更多的是媒体的炒作，但如今应对不暇的反倾销诉讼已经变成真枪实弹的对抗；人民币汇率在各大媒体上被连篇累牍地爆炒；中国的进口引起世界石油价格和原材料价格高涨；好事的记者制造出“北京共识”的概念，仿佛“北京共识”已经可以颠覆“华盛顿共识”；像G7这样传统的富人俱乐部也开始向中国暗送秋波。
国际经济漩涡中的中国功夫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 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何帆
虽然中国经济已经越来越深层次地融入了世界，但客观地讲，还未强大和成熟到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一个支柱。对中国经济兴趣的升温，说明中国正在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一个可能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巨大漩涡。
这个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巨大漩涡就是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美国日益积累的经常项目逆差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经常账户逆差需要资本账户顺差来平衡，但是，由于美元贬值和美元资产收益率下降，流向美国的私人资本开始放缓，在这种背景之下，东亚地区中央银行用官方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提供了融资、缓解了美元贬值的压力、有助于美国依然能够维持一个较低的利率水平。
中国的贸易顺差占ＧＤＰ的比重并不大，但是由于我们的出口严重依赖于美国市场，以及在统计口径上的差异，按照美国的数据中国已经成为其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在事实上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下，中国的外汇储备近年来几乎以每年1500亿美元的速度在增加。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正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如果允许本币升值则出口和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不升值，就好像坐在一个烧得正旺的火盆上。
从美国的利益来看，自然是美元缓慢贬值更符合自身利益，能够勾销数万亿美元的外债，而整个世界经济将会出现金融动荡和产量下降。正如Ｒｏｇｏｆｆ所说的，“世界将从瀑布的顶端跃下，但却不知道水有多深”。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汇率低估加上政策鼓励刺激了出口部门的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决定中国产品能不能卖出去的终极因素不是我们的产品价格是否便宜、质量是否可靠，而是国外的市场需求是否大到足够吸纳中国的产品。在全球国际收支失衡背景下，美国调整经常账户逆差很可能导致其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减少、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抬头，因此中国产品出口的前景和潜力需要重新评估。
从国际收支平衡来看，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主要因素是资本账户即大量ＦＤＩ（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而非经常账户。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的ＦＤＩ吗？中国的国内储蓄水平很高，只是缺乏畅通的金融渠道将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这才会出现中国资本先漂流过海，再游回产卵的奇特现象。其次，从融资的角度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利润收益相当于对外借款的利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风险较高，其要求的利润回报率也大大高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上世纪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年回报率为16％～18％。如果外商投资企业要求将利润汇出，将给东道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压力，如果东道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不足以支付这部分利润，甚至会导致国际收支危机。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马来西亚的投资收益汇出突然增加，但是新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不足以弥补投资收益的汇出，这是马来西亚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什么中国政府迟迟不肯直接调整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从退出盯住汇率制度的经验来看，选择在经常账户逆差或平衡、经济发展较为稳定的时期主动退出成功的概率更大。当前中国经常账户已经从原来持续顺差逐渐转变为相对平衡、经济增长更多地靠内需拉动、对于盲目引进外资政策开始出现反思、美联储也逐渐加息，各种条件其实对于进行汇率制度改革均非常有利。
但是，最近的一个不利条件，中国政府和投机资本处于僵持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既需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和方式慎重推进汇率制度改革，同时也不能够因为过分担心热钱流入而延误改革，毕竟，被动的改革成本将更大，而政府时刻都不能低估市场的智慧和能量。
什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资源和能源，这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永远的痛”。由于中国政府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以及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政府开始放松对外投资的限制，中国对外投资的步伐已经加快。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能源和资源基地以及市场。
最近两年来，中国和非洲、南美洲、中亚等地在外交上频繁接触、经济上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在这些地区或是投资兴建基础设施、或是购买矿山油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针对开辟能源和资源，单纯依靠经济实力是不够的。一旦受到运输通道的封锁、遇到东道国一时出现的特殊情况，我们的投资可能就会血本无归。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外部制约。突然之间被拉到舞台的中央，中国缺乏的仍然是经验。习惯于在封闭体制内“自力更生”、“韬光养晦”，中国尚不习惯主动地提出议题、灵活地在谈判中出击。国内政府各部门之间犹如远隔重山，信息难以有效沟通、决策机制也并不畅通，犹如在战场上缺少统一的指挥，只好营自为战、连自为战。
中国经济已经驶入一片没有航海图的水域。所幸我们已经知道这里有巨大的漩涡，我们甚至能够从沉船那里勘测出原来出事的原因。意识到风险，迷雾也就更加稀薄了。我们可以有所作为。驶出这片水域，就是辽阔无垠的太平洋。
因何而评
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新情况：一是第一季度投资和银行信贷增速过快；二是消费物价指数持续徘徊在4%～5%左右。中央银行在10月28日宣布将基准利率水平提升0.27个百分点。
升息 理由依然充足
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松奇
实际上，早在2003年第四季度，国外一些媒体就刊载了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投资增速过快可能导致经济失衡的一些看法。
2004年第一季度，当中国的投资增速继续以难以遏止的势头呈现于世人面前时，当全国24个省区都出现电力不足的现象时，中央政府才不得不首先启用行政性手段，从土地储备管理和银行信贷两个关键点入手对宏观经济降温。在这次以降温为内容的宏观调控中，中央的着眼点是要避免由部分行业投资过热和各地方重复建设造成的全局性资源浪费。因此，尽管是动用了行政手段，本轮宏观调控的正确性还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在国内外关注中国宏观经济的经济学家中间并没有多大的争议，问题和争论主要在要不要提高利率、要不要运用利率及汇率工具来改善本次的宏观调控方面。
从我们搜集的文献资料看，国外经济学家不少人反对提高人民币汇率（如蒙代尔、麦金农等），但在4％～5％左右的通货膨胀水平下，没有人不赞成提升利率。倒是中国的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在反对提升利率问题上立场坚定、态度强烈。他们反对提升利率的主要理由是：升息不但对部分行业过热产生不了明显的调控作用，而且还会给资本市场的行情恢复和正常发展带来损害。应当承认，这些研究者提出的想法也不是毫无道理。但主张升息的理由似乎更加充分，持这类主张的研究者从以下三点论证了升息的必要性：（1）2004年下半年4％～5％左右的通货膨胀率使得银行一至三年期存款的利率统统衍化为负利率，2004年城乡居民储蓄增幅明显回落，这说明负利率已对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城乡居民的切身利益在两个百分点以上的负利率条件下受到了损害； （2）中国的ＣＰＩ数据由于在采集样本权重中没有考虑商品房价格因素，由于商品房价格在2004年的平均涨幅已超过15％，且商品房购买支出又总是购房居民的大额货币支出，因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以ＣＰＩ指标为代表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一个被低估了的数据；（3）负利率会形成极不公平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格局，其要点就是全社会的盈余或储蓄主体受损但却使赤字或投资部门从中受益，例如银行、地方政府和企业，它们在低资金成本条件下往往更容易产生扩张性冲动，从而使业已取得明显成效的宏观经济调控难以贯彻始终。
我个人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因此，也理所当然地加入了有关宏观调控和利率、通货膨胀等问题的讨论。我主张“用‘两升一降’改善和深化宏观调控”，即用调升利率和人民币汇率的办法来引导实体经济部门投资者的行为，以达到保持经济总量大体均衡和结构逐步优化的目的。
在讨论提升利率的必要性时，我没有重复一些研究者已说得比较透，同时在教科书中也很容易找到的那些有关负利率危害的相关内容，而是根据我的一些调查收获从当前官定同市场自由借贷利率之间已存在巨大差距以及升息在改变市场参与者预期方面的巨大影响作用等方面为入手点，提出了将调升利率作为改善宏观调控的执行手段的具体政策建议。当然，这些都不足为训，我们在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和利率政策工具的运用时还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2005年的宏观经济趋势和相应政策选择方面。
根据12月3日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我们已经可以从决策层面对2005年中国的大体经济走向和政策选择给出一些基本判断，那就是：（1）8％左右的ＧＤＰ增长率；（2）以“稳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名的宏观调节选择，从数量含义上说是低于2004年的运用国债手段动员建设资金规模确定新一年的发债规模，而货币供给增长率也许会低于2004年年初确定的17％的水平；（3）将调整经济结构作为新一年实体经济部门的重要任务。
显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没有将2005年的通货膨胀视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威胁。我想，其间的道理是：2004年的中国消费物价上涨主要由农副产品涨价推动，而今年粮食大丰收，产量约为9300亿斤左右，加之中央新推出的农村减免税及相关支农政策，2005年如无大的自然灾害，农副业生产2005年还会继续向好，因此，2005年的ＣＰＩ肯定呈下行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新一年利率如何变动恐怕还要以抑制部分行业投资过热抬头及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变动趋势特别是美联储可能采取的四次以上的升息行动为相关参考因素。所以，我判断，2005年央行仍具有升息的充足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