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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早报》前不久报道：一名男子在大庆一商场劫持一女营业员为人质，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紧急部署出警。很快，“数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犯罪嫌疑人。”为了确保人质安全，警方没有下达击毙犯罪嫌疑人的命令，而是轮番与其谈判，劝其释放人质。开始的时候，犯罪嫌疑人毫不理会，并继续举刀威胁人质。后来，人群中的一位女士挤出来，对犯罪嫌疑人说：“请放开她，她有孩子，我没有，我代替她。”那男子先是惊愕，接着竟然放开了死死夹住人质的胳膊。人质获救了。
人群中有人发出“打死他”的喊声，“此刻，只要击毙的命令下达，转眼间，他就会被打成马蜂窝”。幸运的是，警方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采取谈判的方式，并最终将其制服。
看罢这则报道，紧张之余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不仅无辜的人质获救，而且嫌疑犯也没有“被打成马蜂窝”。相比起那种“歹徒当场毙命，人质不幸身亡”的结局来说自然是大成功。
目前，对此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生命至上。对“绑匪”不宜动辄击毙，而要尽量采取谈判等技术；要防止在“绑匪”的心理紧张程度和对抗程度达到高潮的时候，还去刺激他，使其由绝望走向极端。
依此思路，我们对于实践中的一些做法是否妥当就可以提出质疑。比方说，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兰州警方因误将热水袋当炸弹而击毙讨债人”，还有《新京报》2004年7月26日报道的“警方枪击逃犯，3过路男子倒地”等。
以上说的是执法者，公众呢？包括媒体、受害者、旁观者在内的公众，应如何对待“绑匪”之类的“歹徒”？从报道中频繁使用的“暴徒”等字眼，从人群中爆发出的“打死他”的声音，我们似乎不难感觉到公众对犯罪嫌疑人的愤恨和蔑视。但我们想没想过他们的不幸，以及在他们的不幸中我们身负的歉疚呢？
2004年8月，北京通州发生一起劫持人质案，受害者是这样描述“绑匪”的：“可能真是3天没吃饭，他的力气不行了，不然我一个女的哪能挡住他的刀。”再看另一则报道：一打工仔因连续几天没活干，囊中羞涩，就想敲女房东一笔，不想袭击未成，反被对方摁倒在地，他提出和解，却遭到拒绝，他又说：“今天算我倒霉，你报警吧。”可女房东还是不依不饶，硬是把嫌犯打得鼻青眼肿。看着报道中嫌犯的那个可怜样，我明显感觉到这是一个没有犯罪经验、缺乏杀气的犯罪者，而房东老太太的那个威武摸样，却不由得使我想起《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的一段际遇：他偷盗了房东的瓷器，被警察抓住，但当警察问房东时，房东却说：不是他偷的，是我送给他的。就这样，主人公的灵魂得到拯救，变成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生命无价，在许多情况下，即使法律允许执法者将嫌犯予以击毙，允许被侵害者自卫反击，仍然需要掂量再三，不到万不得已不为之。此外，我还想问的是，社会能再多做点什么，使那些社会的边缘人不至于沦为罪犯呢？
（耶鲁大学访问教授）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