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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政府深思熟虑后决策的结果，而印度的经济发展则多少有点顺其自然，当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闪电般的速度起飞，并且成为全球经济强国时，全世界从最初对中国的不信任逐渐转为由衷的钦佩。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主要以制造业拉动，增长率在2002年达到8%后，又在2003年增至9%。中国依靠巨大的国内储备资金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吸收大量外资在中国建立工厂，引进所需的国外专业技术。仅2003年度，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就达到530亿美元，占整个世界总投资额的8.2%(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为当年的世界之最。
印度的经济起步落后于中国大约10年，最近才为世人瞩目。其崛起主要依靠西方工作岗位的地域性转移。同时印度迅速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知识密集型企业，所属行业包括软件业、IT业和制药业。这些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很少得到政府的资助，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2003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增幅为8.3%，而2002年仅为4.3%；但是印度2003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为47亿美元，2002年则为3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零头。
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道路截然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政府深思熟虑后决策的结果，而印度的经济发展则多少有点顺其自然。中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式孰优孰劣？哪种发展模式会造就强国？
中印产业：一硬一软
中印两种发展模式的不同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相比印度政府，中国政府更愿意培育和指导整个经济活动。中国政府大力投资硬件基础设施，有权决定哪家企业能够得到政府资源、哪家企业可在A股市场挂牌(即使该企业不一定是最好的)。与此相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越来越少干预经济活动。第二，在外商直接投资上，中国乐于接受外资，而印度始终对此保持谨慎态度。
上述区别影响到哪类企业会成功。在中国，那些需要“硬件”基础建设(如公路、港口、电力)的企业远远领先印度。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仍将保持这一优势。而印度的企业则在“软件”基础建设领域，即无形资产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中更胜一筹，如软件业、生化业或广告业等创新性行业。
生产流程快的制造类企业需要高效的道路和交通网络，因此这类企业在印度发展缓慢，但是那些不受发电机短缺及公路发展限制的企业却发展迅速。软性资产甚至支撑起了印度的汽车产业。与中国不同，印度汽车产业的成功并非依赖于跨国集团大量的资本投入，而是依靠智能化的设计开发出造价低廉的本土化车型。事实上，印度已经将许多高附加值的机械和电子元件输出到中国。这些元件的生产更多靠的是专门技术而非基础设施。
更重要的是，中国许多硬件资产企业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政府注入了资金。政府能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干预国内资本市场，在印度则没有这样的政府干预，因此其成功企业主要集中在受资本限制较小的行业。设立一家软件公司不需要大量资金，但建立一家大型钢铁厂却相反。
印度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较少干涉和不对缺乏有形资产的行业(如软件业、生化业、媒体业)采取管制的政策，为创业者提供了空间。创业活动的推动依靠传统企业(主要是家族企业)和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虽然印度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并不完美，但在总体上能够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
良好的硬性基础建设和中国政府对外资的热诚欢迎，有利于跨国集团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但是由于这些跨国公司同时带来了他们自己的资本和高层人才，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大量依赖当地资源。中国不乏优秀的土生土长的创业者。然而，很多本土企业却由于资本市场效率低下、银行系统坏账累累以及地方政府官员(而不是市场力量)决定融资对象的残酷现实而举步维艰。
中国和印度都有能力按照各自不同的道路将目前的发展势头再保持数十年。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涉，包括对外资开放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印度社会所没有的。也许这两个国家都选择了各自特定历史背景下最好的道路。
当大家对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时，很容易忘记印度的改革要比中国晚了十多年。随着印度进一步放开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印度更加自由的经济环境更有利于长期的经济繁荣和企业发展。
中国模式：低效但强劲
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找问题并不难：周期性产能过剩、政府干预资源分配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都只是众多缺点的冰山一角。但是人们很难再找到其他模式能如此强劲地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政府从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对企业发展进行管理。在中国，你可以成为一个小企业主，但如果你想做大，就必须从政府背景的渠道中融资。从根本上讲，政府官员有权决定哪个企业能得以发展。
这样的政策对于实现企业成长的目标是十分成功的。中国迅速建立了足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大型企业。以作为制造行业支柱的汽车业为例。20年前，中国没有真正的汽车产业，中国政府决定，必须引进像大众汽车那样的国外成熟企业教给国内生产厂商如何制造汽车。政府坦率地表示：“中国需要现代化，中国经济需要发展。我们没有能够达到这样目标的企业，所以想尽一切方法创造这样的企业。”
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机制是促进各省、市之间的竞争。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没有一家全国性企业，所有的企业都是地方性企业。随着国内贸易壁垒的解除，地方创业者和支持他们的政府官员投资扩大经营规模，努力打入邻近市场。确实，这会造成产量过剩和价格战，但是经过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生产的周期性会导致行业内企业的重新洗牌，使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存活下来。存活下来的企业凭借具有的全国性规模和真实的竞争优势，不再依赖当地政府提供融资，从而能够在国内外市场上长期参与竞争。
另外，我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或银行体制的改革与外商直接投资并无联系。跨国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仅占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5%，所以他们对推动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中国必须利用自身的金融资源来支持经济增长，所以，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发展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来解决银行问题，包括提高储备金利率，改革分行业绩和激励机制以及采用更灵活的、以风险为基础的定价政策。
中国发展模式的低效率是否会超过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我们认为不会。政府仍然控制着绝大部分金融资源，并且基本能够合理分配——这就是中国经济能如此快速发展的原因。和在高效市场上的私营经济相比，政府无疑对于分配资金不甚在行。中国并不是一个高效的市场，而融资金额较少(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的印度模式不能像中国模式那样实现中国目前的增长。印度模式对于印度经济而言可能同样存在问题：家族式企业和其他个人投资者也许长于合理判定哪些投资对自己有益，但他们的投资金额不足以带动中国那样高速的发展。当印度国内外投资者看到印度的发展潜力后，印度吸引外资能力必将急速增长，这一点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行业层面的比较
“究竟哪一种模式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在国家层面找到，必须深入到行业层次。中国和印度都存在一些由于管制严格、缺乏竞争而导致发展缓慢、效率低下的行业。但两个国家也都存在由于管制较松而蓬勃发展的企业。
麦肯锡全球研究学院一直认为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生产率，阻碍提高生产率的主要障碍是政府微观层面阻碍竞争的层层管制。印度就是这一观点最好的注释。
印度生产率较高的行业包括IT业、软件业和业务流程外包行业。这些行业成功创造了数十万就业机会和几十亿美元的出口额。这些具有潜力的新兴行业躲过了政府的管制，避开了被扼杀的可能。IT、软件和外包服务企业不受其它行业在工作时间和加班等相关劳动法规的管制，同时政府允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而这在零售业等行业是不允许的。如果没有这些国外资金的注入，这些行业是否会在印度起飞，就值得怀疑。到2002年为止，这些行业吸收的外资占整个印度吸收外资总额的15%。
生产率居中的是汽车行业。这个行业自从20世纪80年代政府放松管制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2年为止，多数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得以解除，这使得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得到很大提高。车辆价格也随之下跌。即使发生了行业整合，但由于需求强劲，行业的就业状况依然保持稳定。尽管如此，由于整车的关税居高不下，国内的汽车制造商仍没有直接参与国际竞争。这意味着该行业的效率尚未达到其应达到的水平。
处于生产率发展最低端的是消费电子行业。虽然该行业的外资投资限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解除，但是整个行业仍处于各类进出口关税、国内税赋和相关法规的层层束缚中，导致了印度的消费电子产品不仅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即使在国内价格也是一般消费者所无法承受的。食品零售业的情况则更糟，部分原因是国家完全禁止外资进入。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6%。
再看一下中国。中国已拥有一些相对较为自由而富有竞争力的行业，如消费电子。它的劳动生产率是印度的两倍。在过去20年间，该行业由于国外直接投资和国内同业的竞争压力已具有国际竞争力。该行业的成功与政府对此行业采取的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密切相关。当然，这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很可能是由于当时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该行业的发展潜力。现在，中国每年生产的消费电子产品总值为600亿美元。
中国汽车行业的前景尚未明朗。政府将该行业定位于战略性产业，加以严格管制，只希望通过开放获得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市场已经对国外汽车制造商开放，消费需求得到很大提高，价格也降下来。然而，汽车行业也充分反映出政府干预对遏制潜在国外投资的负面作用。国外汽车制造商只能通过建立合资企业进行投资，汽车配件必须从当地供应商采购，并且关税之高使得进口车无法参与市场竞争。当然，随着私营企业的壮大，竞争也在逐渐加剧。但中国合资企业的生产率仍然比日本和美国低——而且相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更低，这很让人吃惊。
从行业层面比较，在IT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行业，中国即使花15年也未必能赶上印度；而在消费电子行业，中国则在整个市场上居于主导地位，印度再花10年也不能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
汽车行业的胜负则难以定夺。印度市场中的竞争要素带来了许多技术创新。印度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不采用耗资巨大的自动化生产。当地的工程师已经开发出Scorpio等新型产品，这是一种SUV车型，其零售价仅为美国的一个零头。在中国，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将该行业做大，但是政府的管制却限制了该行业的竞争潜力。
现在就判断究竟是哪种经济发展模式更好还为时尚早。实现强劲持久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较高的生产率，而且要着眼于行业的发展。而要实现较高的生产率，则要靠政府建立健全的管制机制，同时扫除一切阻碍竞争壁垒，为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中国和印度都有机会使企业和国家经济实现繁荣发展。
(本文经麦肯锡公司授权刊登。本文作者Jayant Sinha是麦肯锡德里分公司董事；Tarun Khanna是哈佛商学院的Jorge Paulo Lemann教授；华强森是麦肯锡上海分公司资深董事；Diana Farrell是麦肯锡全球研究学院资深董事。)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