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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国强发自北京
“不管存在什么困难，为了国家半导体产业发展，都有必要尽快建立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杨学明认为，“在良好的运行体制保障下，困难并非不能克服。”
三年多了，一项尘封了的工程——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即将破题。
2001年，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完善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政策有关问题的复函》（国办函[2001]51号，下称“51号文”），提出要建设一至两家国家级集成电路研发中心。但由于各种操作上的原因，该计划一直未能破题。
而随着中美贸易争端以及修改后的“18号文”（《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国发2000-18）的出台，这一重大工程也即将走上前台。
破题
2005年1月，受发改委委托，由北京大学微电子研究院院长王阳元院士牵头写的一份咨询报告正式提交国家有关部门。在这份长达数十页的国家半导体产业咨询报告中，专家们建议，为了迎接挑战，应该尽快建设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
“这份报告已经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参加编写报告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研究院高级顾问杨学明告诉记者。
作为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的倡导者之一，杨学明告诉记者，建设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的设想，最早在2001年7月3日提出。就是在这一天，为了讨论“18号文”的实施问题，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专门主持召开了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
这次会议上的很多决定，都成为了后来“51号文”的内容。
也正是在这次会上，王阳元、吴德馨、许居衍、杨学明和郑敏政5位院士和专家共同题写了一份报告，并由吴德馨院士进行了宣读。
在这份报告中，专家们希望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集资建设一至两家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以解决我们当前最迫切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题。
这个建议后来成了“51号文”的第五条。由于“51号文”是内部会议形成的文件，只公布了前四条，因此这一内容并不被大多数人所熟知。后来，在《关于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政策要点（补充）》中，这一建议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最后一项中明确提出“国家支持组建一至两家产学研相结合的集成电路研发中心”。
在“51号文”正式颁布以后，各地陆续送上来一些方案，但是由于很多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一直拖到现在也都没有动工。
杨学明感到很遗憾：“这三年多的耽误，使中国半导体产业丧失了一个很好的壮大机会。”
而今，随着今年这份咨询报告中旧事重提，论证了三年多的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就要破题。
三地竞赛
各地都希望建设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但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只有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但是，按“51号文”中“建设一至两家”的规定，三地中至少有一地出局。
谁也不愿意错过这次机会。
北京最早公开提出要兴建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是在2002年。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政府宣布：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总体水平落后发达国家的局面，北京将建设“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中心主要任务是解决这一领域关键工艺技术、装备和产品的自主研发及产业化问题。为此，中心将对193纳米光刻机、0.1微米刻蚀机、离子注入机等关键装备组织强大阵容攻关，对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战略的重大IC产品进行自主设计研发，瞄准深亚微米工艺技术进行研究。
在进行了初期的论证，提出一些发展规划之后，北京的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到目前还没有动工。北京市工业促进局信息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开工的报告已经报上去，正在等着上边批准。
但比较而言，北京的速度显然已经慢了一拍，在三地竞赛当中，上海已经暂时领先一步。
2002年12月19日，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该研发中心计划成为一家集成电路及相关技术研究开发、应用、投资、销售及知识产权贸易为一体的研究经营实体。而中心的最终目标是成立国家级的研究中心。
记者查询到的注册资料显示：该研发中心注册资本1.15亿元，上海贝岭占8.7%，上海贝岭的第一大股东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出资9000万元，占78.26%；上海信息投资发展股份公司及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三所高校参股。
“上海的研发中心虽然已经成立，但并没有得到国家的资金，离国家级研发中心的要求还差很远。”杨学明称。
记者试图采访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副总裁赵宇航，但他正在比利时出差，不方便回答记者的问题。
赛迪顾问半导体咨询事业部副总经理李柯告诉记者：该研发中心并不符合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的要求，实际上很多工作还没有开始。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深圳。深圳的报告在“51号文”出台后半年就上报到了发改委，但据称落实情况并不乐观。
2003年，在深圳市计划局推出的222项重大项目中，其中一项就是要投资43亿元建设深圳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
到2004年，深圳市确定2004年重大建设项目共205个。深圳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同样被列为35个前期重大建设项目之一。
“虽然连续两年都是市级重大建设项目，但到现在为止，深圳还没有具体动作。”一位深圳市芯片业人士告诉记者。
杨学明介绍，深圳动作慢的原因是，现在还没有一条大规模的生产线，上下游的配套都不完善，缺少人才和产业支持。
与深圳相比，北京情况要好一些。北京已经有首钢的6英寸和中芯国际的12英寸两条生产线。而“中芯还计划兴建一到两条生产线”，同时也是中芯国际董事长的王阳元称。除此之外，北京还拥有大唐微电子等年产值超10亿元的芯片设计企业。并且国家已经确定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北京地区6所重点高校建设软件学院，加强对微电子人才培养。
北京的产业基础相对强于深圳。但中国半导体产业最发达之地是上海。上海目前已经有中芯国际、宏力、先进、贝岭等的十多条生产线，各项产业配套也非常完善。
“‘51号文’规定兴建一至两家，所以最少要有一家出局。目前，深圳最危险。”杨学明告诉记者。“从1985年开始，深圳已经推动了形成产业化的机会。”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上海能够获得一个机会，而如果建两家，北京的机会也非常大。”杨学明认为。
操作之难
历时三年多还没有一点结果，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的设想为什么至今难产？
“长时间建不起来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家还没有一套可行性运作方案。”杨学明告诉记者，“这不仅仅是决策问题，有很多实际的问题需要解决。”
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组织全国力量进行分工合作。但是运行利益如何分配？怎样对国外开放？是企业还是事业运作方式？参加单位以什么角色参与？“这些问题都没有很好解决。”
在技术的定位上，研发中心主要是为下一代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解决困扰国内企业的知识产权问题，如果所有工艺都做下来，就需要调动全国的研发机构共同完成。
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一项靠自身难以完成的任务。兴建一家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需要的资金将在100亿元人民币以上。“由于该项目的公益性质，盈利能力弱，回笼资金慢，很难得到银行的支持和国外投资机构的支持。”杨学明认为。
李柯告诉记者，按国家研发中心的构想，国家研发中心要有自己的生产线，能够让企业在这里流片，按照一条12英寸生产线投资30亿美元计，目前单靠政府和本地企业还没有这样的能力实现。
“不管存在什么困难，为了国家半导体产业发展，都有必要尽快建立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杨学明认为，“在良好的运行体制保障下，困难并非不能克服。”
（ 责任编辑：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