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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山西省于去年年底出台新的煤炭安全生产规定，将煤矿安全事故中死亡矿工的赔偿金额上调为“不得低于20万元”。据称这一规定已经让许多矿主“胆战心惊”。
随着我国各类矿难频发，社会各界及媒体舆论都予以高度关注，并纷纷给出各种可能的整治方案。提高赔偿标准，是被各方认为相对可行和有效的措施之一。
道理并不深奥：矿工生命当然无法以金钱衡量，赔偿数额再高，也并不意味着矿工的生命被以高额“价格”所“买断”。但同样浅显的道理是，赔偿标准越高，发生矿难后赔偿成本就越高，矿主也就越要在忽略安全措施所节省的成本，与因此而发生矿难后的赔偿成本之间进行比较。当赔偿成本高过某一临界值后，增加安全成本以杜绝事故的发生，就成了“有利可图”的选择。虽然将矿工生命与经济成本并论似乎过于冷酷，但算清经济账有助于维护生命时，与这本经济账相应的经济手段，就是必要而且有效的。即以2004年10月20日发生的河南省大平矿难为例：如果以20万元为下限，对这一矿难中死亡的143名矿工予以赔偿，需赔付总计近三千万元。虽然矿主不可能事先对矿难规模准确预估，但可能出现的高额风险，还是会提醒矿主在井下安全生产措施上提高投入，哪怕不到三千万元。同时，随着赔偿额度的提高，也将有助于逐步改变资本与劳工之间严重倾斜的关系，改变资本对劳工的轻慢和无视，逐步确立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尽管就眼下而言，这种价值和尊严还需以生命作代价方能实现。
但是对上述所论的前景尚不能过于乐观。同样是按照一般的经济规律，当法律、规则的门槛被筑高时，逐利的欲望会驱使人本能地以各种手段绕过大门和高墙，寻找法律、制度和体制的空子，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在以往的各种矿难报道中，相当部分都存在着掩盖事故真相、瞒报死亡人数的情况，而其中的一部分还存在着矿主与地方政府相勾结，合伙躲避查处的恶例。赔偿数额提高之后，这种掩盖、隐瞒行为，反而可能有了更大的动力。
因此，要想让新赔偿方案真正起到作用，首先必须更加明确地强化“以人为本”的思想，一旦发生事故，对死难人员的赔偿必须是最刚性的、第一位要求。其他一切诸如企业命运、地方经济，都不能成为阻挠赔偿的理由和口实；其次，必须更加严格地斩断包括国有矿山在内的企业与地方政府及司法、公安等权力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公共权力能够真正负起监督企业、依法为死难矿工主持正义的责任。
如果不能如此，而是如过去已经发生过的那样，似乎严格的制度“高墙”上，却被地方及部门利益撕开一道道口子，或被矿主的糖衣炮弹轰开一个个空子，则赔偿的门槛筑得再高，也将形同虚设，矿主们还是会在平时冒险开采、事后花钱“公关”的老路走下去。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