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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排练，正在排练”，每一次打通电话，范伟都这样告诉记者。他实在没有时间接受采访。这段时间，经常性的，春节晚会的领导们夜里两三点开完会给他发布新指示，然后他继续琢磨怎么把作品再改一改。从1995年首次参加春节晚会到现在，范伟对这一套非常熟悉。
范伟说，演完2001年的《卖拐》，他一夜之间有了名气。大街上突然就有人喊他的名字，还能说出他在戏里的对白。而在此之前，他默默无闻，最多，别人认识他是赵本山的搭档。
1983年，小品走上春节晚会，此后，风行了整整二十年。很多演员像范伟一样，因为一个经典小品，一夜走红。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前主任邹友开形容，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一个好的小品就是一个重量级炸弹，不仅决定了一个演员的命运，也决定了一台春节晚会的命运。
这一切似乎正在悄然改变。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小品演员、创作者、研究者都说，“小品出了一些问题”。
二十年间，小品由“风生水起”到“败象渐露”，有着耐人寻味的奥秘。
从陈佩斯、朱时茂到赵本山
“一个苦难的民族需要笑声。”
1983年中央电视台首次春节晚会上，王景愚表演了哑剧《吃鸡》，第一次把小品这个陌生的名词带给了全国观众。
1984年春节晚会演出了小品史上第一个有情节、有矛盾冲突、有主题的小品——《吃面条》。这被认为是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小品。然而，就在春节晚会开播前的两个小时，这个作品还没有通过审查。
陈佩斯和朱时茂在幕布后面站着，不知道能否上台演出，干着急。正在巡视场地的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走了过来，说，“你们上吧，出了责任我负责。但是必须按照我们审查过的那个，不能再加东西了，如果再加，我也有妻儿老小，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小品的历史被这样一个偶然事件改变。后来，陈佩斯在回忆文章里记录了这件事。他说黄一鹤说这句话的时候含着眼泪，感觉好像挺悲壮。
这一台晚会，让陈佩斯和朱时茂这两个名字家喻户晓，他们也成了喜剧小品的代名词。此后几年间，他们是春节晚会的常客。他们的出色表演在全国掀起了小品的“全民普及”运动。
这个时候，赵本山也和观众一样通过电视看陈佩斯和朱时茂的表演。他在民间唱二人转，还没有人认识他。后来，他也走上小品这条路。
80年代末90年代初，小品发展成一派繁荣景象。1987年，小品《产房门前》在春节晚会中的成功，让全国观众认识了来自西北的郭达。1990年，黄宏、赵本山带着东北小品进军北京。而1989年赵丽蓉的《英雄母亲的一天》则代表了京津小品的成就。小品缔造了一个又一个一夜成名的神话。
“1990年是关键性的一年，一颗颗炸弹爆炸了。黄宏、宋丹丹的《超生游击队》，郭达的《大米红高粱》，赵本山的《相亲》，都在同一年。此后就形成了定势。演员也锁定了。”时任文艺中心主任邹友开回忆。
从这年开始，小品逐渐取代相声成为晚会的第一主角，成为电视收视率的关键。邹友开说，“当时，一个综艺性节目必须有一个好的小品，一个综艺性晚会应该有两到三个让人记得住的小品，如果春节晚会有三分之一的小品成功，整台晚会就成功了。”
赵本山的第一个小品是1988年的《如此竞争》。1990年他在春节晚会主演《相亲》。这一年他33岁。紧接着，演了《小九老乐》、《我想有个家》、《三鞭子》、《红高粱模特队》……这个从小和盲二叔相依为命的东北汉子很快成了小品一号人物。
据一些圈子里的导演说，赵本山后来每次出场费是20万，他给自己的编剧何庆魁一百多万买房。很多人说他的成功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创作班子。实际上，很多人，也许包括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的成功更重要是顺应了时代——时代选择了小品，又选择了赵本山。
“一个苦难的民族需要笑声”，南开大学教授、中国曲协名誉主席薛宝琨说：“1983年开始，四人帮刚倒台不久，人们积蓄了很多的情绪，需要一种短平快的宣泄，希望现实主义的复归，打倒假大空。而且，人们厌烦了八个样板戏，需要娱乐。”薛认为，小品的兴起和大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赵本山的小品逐渐取代了陈佩斯等话剧演员的小品，把一种最民间、最本土的艺术变成了中国主流的大众文化。这是因为他的小品更好地释放了经济改革进程中带来的焦虑感和压迫感，他给了我们一种没有重负的娱乐方式，最直接地宣泄了我们的欲望。”北京大学学者张颐武这样分析赵本山的成功。
小品在没落
“早前创作小品有很多社会抱负，有激情，现在不想搞了，因为不忍心为了搞笑写剧本。”
对于范伟来说，1995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年的除夕夜，他登上了央视春节晚会的舞台。已经是癌症晚期的老母亲，好几个月卧床不起了，那天晚上以惊人的毅力坐了13分钟，看完他的《牛大叔提干》。
没过多久，母亲就走了，没能够看他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下去。接下来的很多年，范伟几乎每一年都参加春节晚会，《三鞭子》、《红高粱模特队》、《拜年》、《将心比心》、《卖拐》、《卖车》，从默默无闻的配角到当红的明星。
他被锁定为春节晚会的重要演员。“每一年都感觉压力很大，观众期望值越高，压力越大，总害怕自己失去观众，感觉不太自信。有几十秒钟大家不乐，内心就非常着急。”
相比之下，赵本山压力比范伟要大得多，他已经连续十几年上春节晚会了。他感慨，“就我来说，每年都得上春节晚会，不上还不行。我衷心希望能出现更多的新人把我们盖下去，免得我们在台上晃得那个闹心。我把春节晚会比作战场，宁可战死也不能当逃兵。最后战死了，我就下去了”。
“每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几亿人都等着他的节目，每年他都要接受这个考验。他十几年的考试，基本都通过了，考官是十几亿国人。”余秋雨说。
“没有新人，重要演员十几年没有变。观众每一年看到的都不是新面孔。同时，许多重要的演员和创作人员转移了。出现了断代。”春节晚会前总导演金越说。
2002年春节，由赵本山主演并执导的电视剧《刘老根》问世，很快位居央视收视榜首。赵本山摇身一变，成为电视剧导演。范伟也说：“对着电视镜头，感觉比演小品要自信、自然。”
陈佩斯、黄宏、郭达、蔡明……大腕们纷纷转移自己的事业，离小品远了。
除了演员，创作者也陷入难堪的境地。作为赵本山创作班底的重要成员，崔凯创作了很多部春节晚会的小品，但现在他感慨，“哀莫大于心死”。他说，“早前创作小品有很多社会抱负，有激情，现在不想搞了，因为不忍心为了搞笑写剧本。”
崔凯说，“写一个春节晚会小品剧本可以获得5000~6000元报酬，用同样的精力写电视剧，可以挣几十倍的钱”。这样的收入和权益维护是创作者不满的。
赵本山身后一直有一支阵容强大的编剧、导演群：李忠堂、崔凯、张超、乔杰、张惠忠、李春明、何庆魁等等。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离开小品。
金越说：“全国范围内能写出像样小品的人不超过10个，而这些人现在又不愿意写了，创作成为小品最大的问题。”
成也央视，败也央视？
“为什么讽刺就这么难？”
2004年1月4日晚，首届CCTV喜剧小品大赛颁奖晚会上，赵本山的学生在演出时，因“格调不高”被“赶”下台，老师赵本山说了一句，“我知道这是中央电视台，但也别这样，让人家演完再说啊”。这被认为向中央电视台叫板，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在北大学者张颐武看来，这不仅是一个娱乐事件，也是影响大众文化走向的标志性事件。
但对于小品的发展来说，赵本山的另外一个言论更值得注意。2004年，他在长沙担任金狮奖第四届小品大赛评委会主任时，不客气地说：“央视的春节晚会快把相声小品逼进死胡同了。”
连续这么多年和春节晚会打交道，他最清楚春晚怎样把一个演员捧为明星，也最清楚春晚是怎样“逼”小品的。
“为了上春晚，不断改动自己的剧本，这是一种非常难受的感觉。”创作编剧崔凯说，春节晚会对于剧本的要求是：3句台词一个小包袱，10句台词一个大包袱。30秒钟让观众笑3次。节目时间最长不超过10分钟。
“这不符合艺术的规律。为了搞笑而搞笑，笑成为第一标准，小品成为搞笑的手段，流于滑稽，所以春晚小品是格式化的。”崔担心，由于春晚框住了创作，小品正向滑稽剧、闹剧的方向发展。
“对小品不能太急功近利。我看过三十多个国家的表演，搞笑是没有位置的。”崔凯很肯定。
“看赵本山小品常常哈哈大笑，笑完了。还得骂他，毕竟小品不是搞笑的技术，不是乐不可支，前仰后合。如果春晚一味追求搞笑，会成为艺术的大弊。”薛宝琨说。
“为什么讽刺就这么难？”崔凯感到困惑，在他看来，“讽刺”是小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但现在不能用，这妨碍小品发展形成独立的艺术样式。
崔凯说，春节晚会的小品必须通过六审。六次审查就是一步步加快节奏，搞笑，以及保证主题正确的过程。
赵本山也隐约表达过自己的不满，“十几分钟完成一个故事，过程中还要笑，很难的事，我现在也很累，不好弄。讽刺很难，总和乡长过不去，只能自嘲。”
“既然限制这么多，小品就应该回到小剧场表演。”不少人这样建议。他们认为春晚那么大的场合，不适合小品。中国剧协副主席阎肃赞成这样的看法。
不管春晚是否适合小品，毕竟它已经让小品广为流传，它也是目前小品惟一的演出平台。而小品对于春晚也很重要。1993年，小品增加到了6个，开始超越了相声，这种局面也一直延续到今天。2004年春节晚会6个小品的长度是70分钟。占了晚会总长的1/4。每年的晚会导演对小品都非常重视。一个小品往往是创作者、导演和演员共同创造出来的。演员和春晚导演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
蹲下去，还能站起来吗？
“喜剧真正的时代在中国还没有到来。”
“我有点害怕了，怕砸自己的牌子。1990年，从我第一次上春节晚会开始，14年没有间断过，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冲力，没有压力，现在完了，一想到春节晚会就哆嗦。”赵本山接受一家报社记者采访时就这样说。
如果说，赵本山勇于表达出自己的担忧，那么宋丹丹的离去则显得更为决绝。1993年，和黄宏演完了《秧歌情》，宋丹丹毅然宣布：从此告别喜剧小品，不再参与小品的演出！
宋丹丹解释当时的离去，是因为狂妄，“觉得自己应该得奥斯卡，应该可以演悲剧，演喜剧，演美的，演土的，演洋的，不愿意被小品束缚住”。另一方面，她看到，“小品由于形式的局限，一定会走下坡路。它太短小了，10分钟，各种因素导致它必然会走下坡路，是不是会灭亡我不知道，有一天会有另外的形式替代小品。不知道这种形式是什么，也许是情景喜剧，也许是另外一种喜剧。小品实在太难了，所以我提前不演了”。但她后来还是几次食言。
在记者的采访中，许多演员、创作者、理论研究者都和宋丹丹一样，对小品的将来忧心忡忡，甚至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焦虑感。他们提到演员的问题，剧本创作的问题，提到春晚的问题，很多时候他们也考虑到大的环境因素。
“客观的原因是，电视的时代变了。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是电视的“综艺时代”，当时，小品的平台除了各种晚会，还有《综艺大观》、《周末喜相逢》、《曲苑杂谈》等栏目。现在电视已经进入了“真人秀时代”。小品随着“综艺时代”的鼎盛而流传，目前也随着它的消逝而冷淡下来。”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前总导演金越说。他还记得，当时《综艺大观》的收视率达到30％，在现在看来是天文数字。
薛宝琨认为，小品的兴衰和时代背景有关，80年代人们积蓄了很多的情绪，需要宣泄，现在的娱乐方式多了，分众了。
河北电视台《笑一笑》栏目制片人焦克强在采访了近百位小品演员、编剧导演、知名学者和评论家之后，表达了悲观的看法：“最美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信息时代，观众的分流很正常，不能苛求十亿国人看同一频道同一节目。”
作为创作者，崔凯也感觉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创作，为了娱乐而娱乐，不能寄托思想性，让他感觉没有高尚感。
中国剧协副主席阎肃说，不必把小品拔高，每年一定要求若干个有质量的小品上春晚，这是有问题的。
在这样一种潜在的小品危机前，也有专家表示了乐观。
金越就认为，小品现在是一次深蹲，还会再起来，这是一个契机，所以还是应该对小品表示出理性的乐观。“将有一些人进来，喜剧真正的时代在中国还没有到来。”金越说，相声已经开始自我拯救了，估计小品也会这样做。
学者张颐武同样愿意对小品的将来保持乐观：“它符合了大众的需要，它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今天的娱乐方式多样了，但小品并未因此衰败，它延伸了自身的内涵，电视剧《刘老根》、《马大帅》还是小品。赵本山从一个民间艺人发展成为重要的大众文化偶像，他有着重要的象征作用。”
（ 责任编辑：任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