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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瞭望》周刊载文指出，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将进入一个新的高风险时期，之所以这样判断，一方面是因为加入WTO之后的中国，已经更深地融入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而世界经济的复杂性在增加；另一方面是我们目前并没有形成有效调控经济的体系，宏观调控还较多地依赖于我们在封闭经济体系中习惯使用的行政手段。
文章指出，风险加大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出现经济危机，但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却不可避免地要加大。从宏观上说，其因素主要有三：
首先，中国经济改革多年来的矛盾累积很大，大量深层次的问题都亟待解决。目前我国地区发展严重不均衡，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农村消费市场迟迟无法启动，难以通过消费拉动经济；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亟待调整；国有企业改革也进入到涉及经济结构转换、所有制结构转变、四十多年来国企的历史债务、3000万老工人的基本生活保障等最核心、最困难的部分；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增幅虽出现下降趋势，但规模仍然较大，等等，上述问题，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均需妥善解决。
其次，中国的经济正从封闭状态走向全面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因素大量增加。在封闭经济情况下，经济安全主要是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的问题，并且，只要国内形势稳定，一般就不会出比较大的问题。但是，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的结束，更多的外资“引进来“，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这将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产业安全、战略资源安全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我国目前在上述相关方面的风险应对机制并不完善，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第三，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应对经济危机的机制和手段。在封闭经济状态中，对于外部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政府以往比较多地采用了以行政干预手段屏蔽各种风险的做法，这一点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我国经济也将全面走向开放，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风险将越来越困难。
文章还指出，从微观细节上说，中国经济面对着许多新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刺激并提高了我们的风险水平，以来自海外的影响因素为例：
首先，国际经济中扰动因素的影响日益突出，突发事件可能会激化世界经济中的一些结构性矛盾，这就对各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恐怖主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加剧。第三，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和交流增加。第四，台海局势影响中美关系和区域经济稳定。第五，资源问题使中国经济运行的成本增加。第六，美国经济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文章称，我国应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快速信息采集、分析和政策应对体系，建立开放经济情况下的国家安全管理体系和风险控制体系。
一是提高政府质量，从体制上形成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提高政府质量，核心是要我们的政府更加明确政府运作目标，同时，使决策更科学、政策更连续、机构更精干，并选择最专业的人员进入政府队伍，以及建立对政府的有效约束机制等。
二是政府要加强战略功能，加强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研究和规划，更积极主动地考虑国家战略资源储备、国家金融风险等各方面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建立对各种可能的国民经济运行风险的防范应对机制。
三是加强信息的收集与分析系统的工作，积极建立安全预警机制。风险应对体系运作的核心，是要在保持危机意识的前提下，切实地建立相应的监测机制，并争取在发生危机前尽量化解危机。这要求我国政府切实加强信息收集和系统分析工作，建立安全预警机制，将危机化解于无形之中。
四是建立高效协调的危机应对体系。危机的发生常常具有突发性特征。危机状况一旦发生，只有各政府部门、各单位协调配合，同步反应，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常规性的协调反应机制。在很多时候是发现了问题，却无法解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问题出现，并逐渐严重。这要求我国政府建立高效协调的危机反应体系。
五是建立战略资源储备体系。政府要积极主动地考虑国家战略资源储备、国家金融风险等各方面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政府官员在进行决策时应放眼未来，避免发生问题影响我国战略资源安全。(宁向东 匡林荭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 责任编辑：马芳 ）
